阅读网

文：汪凌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8月

　　这些日子一直在看两本书：《沈从文与丁玲》、《周扬与冯雪峰》，阅读的过程中真是感叹得很！这两本书的特点是以发掘史料为重，尤其不以一家为准，而是尽可能汇集各方见闻说法，作者的主观分析倒在其次了。读起来，仿佛重历了一遍当年场景，当事人的叙述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同时，也使历史更为错综复杂。云雾苍茫中，各色人走马灯一般，你唱罢我登场，异常热闹，然略一沉寂，悲凉便四下里弥漫开来。

　　我以为，文人相轻然后相争，然后党同伐异，其实是贯穿在中国历史当中的。记得过去读文学史，所有人都是正义的、正确的、纯洁的、没有瑕疵的……这种片面的、一家言式的记史方式，导致了解真相后的幻灭感来得尤其汹涌。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历史读多了，容易让人产生虚无感？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无数相似的事件和结果，又在可触摸的现实中重现了历史场景，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信仰，麻木、漠然真的是必然的。

　　《沈从文与丁玲》以沈从文写作于三十年代《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为线索，将两位文学大家半个多世纪的纠葛，并结合当时相关人物和相关文学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发掘和考证，实际从另一种角度，呈现了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身在具体情境中的人的行事方式。在个人恩怨之外，尤其可以看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必然的分道扬镳。作者在行文中没有简单地褒贬、或轻言是非，而是尽可能充分地提供自己的调查。阅读之后，依阅历、学识、价值观等等，读者自可做出判断。

　　在《周扬与冯雪峰》中，左联时期“两个口号”之争带出那么多人事波澜和起伏，更因为作者曾经的党史研究者身份，使其视角更延伸到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文学史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史，而成为路线方针政策的反映。文学为“喉舌”，为宣传，在这个事件中得到非常典型的体现。不过，作者在周扬身上花的笔墨大大多于冯雪峰，有时就有“一边倒”的感觉。当然这和周冯二人1949年前后地位差异有关，解放后周扬身为文艺界头脑，老革命冯雪峰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更偏居一隅编辑鲁迅著作；也和二人享寿差异有关，冯在“文革”末期去世，限于当时情势，许多内幕随之而去，所以80年代关于“两个口号”的重新评价，缺了冯雪峰，对历史的厘清总是一个缺憾。

　　曾和一个朋友谈起近来读书的情形。我正在读的几本书，大多与现当代文化史、尤其与“文革”、“十七年”、“延安整风”的史料有关，包括上述两本书。朋友说，它们曾经很吸引他，但现在已从他的阅读视野中淡出，因为它们太过于纠缠人性的阴暗。回来我就想为什么我还会关注这个话题？我想，他的话有一定道理。目前关于文革的出版物，已从宏大历史叙事转移到个人化的小历史述说中，并随着社会尺度的宽松逐步往真相的内核探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乍一看，在离真相越来越近的同时，不免因个人视角的介入，而使那些被拉回到生活中的崇高人物显出了琐碎、庸俗、甚至卑劣的一面。再者，以我的经验，阅读历史往往并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看到太多的人性阴暗和世事的诡异，原先心中的亮色，仿佛也一点一点暗淡下去，对现实也渐渐“灰色”起来了。

　　可是，为使一个民族尽可能远离“卑劣性”，在我看来，当还没有足够的审视距离、开放尺度和理论深度，去直面过往的阴暗，那么历史情境当中个人史的大量再现，便是对历史总结和人性升华的宝贵贡献，毕竟人渐老去，真实也在渐渐湮灭。这些个人史至少能不断提醒人们，曾经有过一段不正常的历史，这个不正常又和更早以前、甚至帷幕深处的远古人性和民族性，发生一些关系。我就想，类似题材不断地延续和积累下去，也许到了某个结点，就会催生出一些有分量的著作。思想，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中国当代没有思想家，我以为和集体忘却是大有关系的。单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与丁玲》、《周扬与冯雪峰》就有它们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