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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秀枝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某一本书，我将它通读一遍之后，如果觉得意犹未尽，就不将其放入书架，而是搁在枕边的床头柜上，以便随时拿起，随时重温书中的某一页、某一段或者某一句话。当然，床头柜上放的书不会太多，一般也就十来本，新的加入了，旧的会被“淘汰”到书架上去。

然而，有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已经十个年头了，我还没有舍得将它置入书架。这本书，就是国学大师、“文坛老旋风”张中行先生的回忆录《流年碎影》。前几天，一位书友知道这件事后，就问我：何以如此厚爱《流年碎影》？最欣赏书中的哪一类文字？

我告诉书友，厚爱《流年碎影》，是因为喜欢张中行先生的自然坦诚，清隽优雅，平淡中蕴含真情，戏谑中藏着冷峻的文笔；我最欣赏的文字，是张先生说自己的真话，不加隐瞒地袒露心迹的那一类。

比如说，张中行先生在《流年碎影》中多次声明，自己一怕苦，二怕死，总认为生比死好，乐比苦好。数十年来，我们听惯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豪言壮语，亿万中国人，从高官显贵到普通工农，也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人，并对怕苦怕死者报以极端鄙视的神色。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才子佳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是有钱安空调，有病住医院，这是不怕苦、不怕死吗？事实是怕。”当然，到了上个世纪末期以后，中国大地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喊得不是那么响了，以前在墙上、大坝上、旗帜上随处可见的这一标语也稀少了，但是，以说假话（即宣称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荣，说真话（即承认自己既怕苦又怕死）为耻的效应却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一些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公众人物也时不时地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在我的心目中，张中行先生也是一位知识界的大人物，但是，他却在《流年碎影》里写下了真话，说自己一怕苦，二怕死，还列举出了生命历程中既怕苦又怕死的各种实例。

比承认怕苦怕死更不容易的是，张中行先生还说，在危难时刻（比如他所经历的数次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中），他也经常担忧朋友的安危，但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安危；在贫穷的时候（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虽然非常同情众多相识或者不相识的饥肠辘辘者，但还是先顾自己和家人的活命；在对待个人祸福和国家兴亡时，主观上甚至觉得前者大于后者……种种表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他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不到大公无私。

在《流年碎影》中，张先生说自己的真话远不止这些。他的真话，说出了人性，说出了常情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