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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立民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0月

    “他算是一个好样儿的坏蛋！”这是乔伊斯的父亲在收到儿子新书《尤利西斯》后，戴着眼镜瞅了几眼后漫不经心讲出来的话。而此时乔伊斯的舅妈默里太太却慌不迭地要将外甥送的首版签名本藏起来，后来干脆借给别人，不是觉得它珍贵和值得炫耀，而是放在家里看它心烦。这本20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刚出版便引起欧洲文坛的震动，当然这个震动里还包括着人们认为它粗俗、没有教养甚至不堪入目。而在乔伊斯的故乡、在这本书所讲述故事的发生地都柏林，乔伊斯的老熟人们害怕乔伊斯在书中给他们分派了角色，见了面都胆战心惊地问：“你在里面吗？”或是“我在里面吗？”不知道听到这些情况的老乔伊斯是不是在家里得意地坏笑。他的酗酒、傲慢、生活奢侈的坏毛病差不多都被这位天才的儿子照单继承，大概做父亲的哪怕是得意也不好意思放口夸儿子。不过，知子莫如父，“坏蛋”这话并不夸张。乔伊斯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妒忌心重、孤独寂寞、难以满足、自重傲慢的男人。”他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衣服的冷漠的样子，真的让人难以看到他性格里的阳光。这是一个连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文学天才，但也绝对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坏家伙。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乔伊斯的斑斑劣迹，读后让人感到既可恨又好笑。他哪怕写信向别人借钱都不肯放下一点点架子，仿佛是他在恩赐他人；他花起赞助人的钱更是心安理得，常常有一个花两个，再厚着脸找各种理由去借钱；他拿了钱去悠然地喝咖啡，弟弟却要省吃俭用替他还债，即便这样他对这个几年里倾囊接济他一家生活的弟弟的恩情根本不放在心上……

    一本好的传记会将神写成人，而一本坏的传记一定是把人写成了神。像功劳簿一样记载着伟人辉煌业绩的传记实在太多了，虽然读后长了知识，但我觉得总是触摸不到传主的心灵，他总是一个遥远的存在。而优秀的传记不论以什么写法总能让你感受到传主的心跳，读完后你不仅眼界大开，而且从此结识了一个人，甚至在恍惚中觉得他是你早就熟悉的朋友中的一位。并不是说艾尔曼“揭发”了乔伊斯的隐私就可以使这本书获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的称誉，而是应当赞赏他为这部传记所花费的惊人功夫，这是一部乔伊斯的百科全书，我敢说乔伊斯忘掉了的事情艾尔曼都说得清清楚楚。比起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传记，这种扎实的资料功夫、考据功夫实在是传记写作的议程标杆。更重要的是艾尔曼并非拿了这些材料得意洋洋地去“发现”、“重读”一个什么乔伊斯，艾尔曼没有将乔伊斯写成一个神的同时也没有将他妖魔化，而是以一颗体贴和同情的心来写乔伊斯，所以书中最后一段话充满着令人信服的力量。“乔伊斯一生的生活，从表面看来似乎一直都是不上正规，好像总是在临时对付似的。但是它的核心意义，和他的著作一样，是有明确方向的。他写书所用的灵活巧妙手法，是和他迫使世人读他的著作所用的手法一样的；他对布鲁姆和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的柔情，是和他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感情一致的；他对布尔乔亚式的节约习惯和清规戒律的蔑视，正是他在文学创作中大刀阔斧将一片荒蛮之地开辟出来建立新境界的精神。不论他干什么，他的两大衷心喜爱——他的家庭和他的写作——是绝不动摇的。这两种内心感情是永不衰减的。第一种感情的炽烈使他的作品富有人情和人道；第二种感情的炽烈使他的生命达到尊严和崇高的境界。”书中记载的乔伊斯对待许多同时代人的态度可以作为佐证，人人都说这位作家冷漠、心高气傲，他感冒的同时代作家和朋友确实也寥寥无几，但阅读中你不难发现，当这些朋友和作家们去世时，乔伊斯都非常沉痛地悼念他们、非常友善地给其家人去信慰问，哪怕有时自己一文不名也要慷慨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善良，是不是更具有人情味呢？不过乔伊斯的情感比别人藏得更深、表达得更慎重而已。

    有人从乔伊斯的角度来评价这部传记，认为“乔伊斯幸遇最恰当的传记家，而这是最高的褒奖。”这不是说艾尔曼如何维护或褒奖了乔伊斯，而是如实地写出了这个人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特别是写出了乔伊斯的精神状态和内心困惑。在艾尔曼的笔下，乔伊斯也如同《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他们都是精神的“流亡者”。乔伊斯的内心中是那么依恋着都柏林，可是他的同胞不断地在侮辱和伤害这位敏感的文学天才，二十多年他都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他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在数年中历尽周折方得出版，却认为是亵渎了神圣的民族感情。他大胆的探索每次遭遇质疑、不理解和嘲讽，包括生活在他身边的妻子，包括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叶芝、萧伯纳都曾不同程度地赞扬了《尤利西斯》，但都无一例外地从未读完过它。他最后一部巨著《芬尼根守灵夜》到今天还不完全为人们理解。这是一位与时代文学趣味格格不入的人，他的文学探索每一步都是在强大的阻力中行进。据说乔伊斯曾羡慕普鲁斯特优裕的写作环境，而他自己却在嘈杂、狭小的房间中，在饥饿和债主的逼迫中，在一生都摆脱不了的眼疾中写作。更令他受不了的恐怕是精神的孤独，他始终在惶惶不安地寻求知音，同时又坚定不移地从事自己的写作，乔伊斯的写作和人生道路真的证明了：天才就是忍耐和工作。时间成为乔伊斯的复仇女神，当年视他为叛徒的同胞今天以他为荣，当年无人问津的小说如今成为文学经典，乔伊斯可以得意洋洋地笑了，但这些就是历经心灵折磨的乔伊斯所最终想要的吗？

文：李蝴蝶
出处：文景 2006年第8期

　　为乔伊斯（1882-1941）作传或者作任何对他的评论，都将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人们必须在他繁复和混乱的生活表象中寻找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这需要仔细的搜寻和深入的观察。

　　理查德·艾尔曼做到了。

　　我宁愿相信是魔鬼给了他一面镜子，一面关于乔伊斯影象的镜子。

　　这部九十七万字的《乔伊斯传》来到中国，用了四十七年的历史，比《尤利西斯》晚了十年之久，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终于看到了。理查德·艾尔曼没有在浩瀚无边的乔伊斯生命历程中迷失方向，他轻易地突破了乔伊斯的谜团，把乔伊斯的一生写成了一部都柏林人的《尤利西斯》。只是这部《尤利西斯》不是十八个小时，而是六十九年，地点不是仅限都柏林，而是从都柏林开始到巴黎，到罗马的里雅斯特，再到苏黎世，然后是巴黎，最后结束于苏黎世。艾尔曼先生的研究方法很奇特，他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寻找那个不安分的天才作家的生命轨迹，让我们在《年轻艺术家写照》、《都柏林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等一些著作中，看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怎样把普通的生活转变成一部时代的史诗。

　　乔伊斯这个姓氏缘自法语的joyeux和拉丁语的jocax。它的词源让它带上了“神圣的喜悦精神”，詹姆斯·乔伊斯将这看成一个征兆。或许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喜剧，而看轻悲剧的原因。这种“神圣的喜悦精神”一直伴随着乔伊斯的整个生命，让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轨迹上一直保持着一个绝对的乐观。这位生于1882年2月2日的爱尔兰人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迷信。他始终把自己的生日看成是某种机缘。“乔伊斯还费尽心机，把《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出版见书都定在这一黄道吉日，使这一天更成了他特有的日子”。没错，艾尔曼也将这个“时间设定的癖好”放到了这部《乔伊斯传》中，时间的开始放到了1882年。艾尔曼让时间渗透到整部神话的每一个章节，并以此为基点，慢慢向我们展示乔伊斯的一生。这种选择无疑是高明的。他将乔伊斯神话还原到一个天才成长的每个细节中去，避免了生硬的叙述，同时也构建了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成为“公认的乔伊斯生平最主要的研究，是一部文学传记的杰作”。艾尔曼还因此获得了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和达夫·库珀纪念奖。

　　研究乔伊斯有两个细节不能忽略：不断的搬迁的生活状况和他的尤利西斯崇拜。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继承了几份房产，按说日子应该是很富足的。他是个出色的男高音、运动健将、讲故事的高手，可以逗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不过同他的才华一样，他喝酒、生育和抵押房产的能力也是别人所不能企及的。父亲心气很高，认为乔伊斯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把乔伊斯和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送到学校萨林斯的克郎高士森林公学，接受爱尔兰最好的教育。

　　乔伊斯在学校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因为他过人的天赋，一度在学校风光无限。在这里他学会了安排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易于对它们做全面观察和判断。1891年，年仅四十二岁的约翰·乔伊斯离职，从此步入了他一生都没能摆脱的困境中。他在科克所剩的房产延缓了他沦落到都柏林最下层的速度。1892年初，他把家搬到了布莱克罗克的卡里斯福特道23号。1993年初他们又搬到都柏林。原来认识的康眉神父帮助乔伊斯和他弟弟免费入读贝尔弗迪尔——一所有名的耶稣会学校。

　　在贝尔弗迪尔学习的日子让乔伊斯抛弃了童年的束缚，开始了对基督的怀疑。他也由此产生了罪孽感，即“离弃感和失落感”。但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让他能头脑清晰地抛弃基督教的一切，只留下负罪的痕迹。反叛的种子发芽了。

　　1894年末，约翰·乔伊斯离开米尔布恩道又搬回了城里，在北里士满街找到了一处房子。屋后是个荒芜的花园。后来北里士满街的街坊邻居都成了乔伊斯小说中的人物，有的是在《都柏林人》中，有的是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里。在这条世俗的街道中，乔伊斯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反但丁式的审判：记录他们，然后放大，但不给判断。

　　在贝尔弗迪尔的头两年，乔伊斯的心情不错，把心思都集中到学习上。他接触到兰姆的《尤利西斯历险记》，并完成了一篇作业《我心目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给乔伊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成为他最重要作品中的主人公。只不过他已经不是一个神话英雄，而是一个平庸的市井人物。寻求日常生活的意义，是乔伊斯在不断的搬迁生活中学习到的，延续到最后，搬迁成了自我放逐。这是后来的事情。

　　1899年－1900年是乔伊斯在都柏林大学的第二个学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易卜生的新剧》的论文，全面评价了易卜生，并把它发表在《双周评论》上。在文章中，他“把戏剧的道德降到了最低点”，告诉人们“易卜生不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作家”。1900年4月1日，《双周评论》出版。4月6日易卜生回信。“在易卜生来信之前，乔伊斯是爱尔兰人；之后，他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但丁的研究，不久以后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朋友称为“都柏林的但丁”了。这个时候乔伊斯已经二十岁了，成为欧洲人的念头折磨着他。

　　还有一件事情影响了乔伊斯，那就是与叶芝的会面。向叶芝推荐他的拉塞尔对叶芝说：“新一代的第一个幽灵已经出现，他就是乔伊斯。”两个人在一家咖啡店见面。理查德·艾尔曼这样描述这次会面：“如同海涅和歌德的会面一样，他们的会面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这是新教的叛逆与天主教的叛逆的碰面，是没有土地的地主和交不起佃租的佃户的相会，……，乔伊斯了解这个城市（都柏林）的四肢与五脏六腑，而叶芝只熟悉它的头部。”这件事的另一个传奇性在于他的结尾。分手时，乔伊斯来了一句：“我们见面太晚了。你太老了，我已无法使你接受我的影响。”这一年乔伊斯二十岁，叶芝三十七岁。

　　离去的念头控制了乔伊斯的头脑。1902年12月1日晚上，他从国王镇出发了。乔伊斯能够感觉到自己此行的悲壮和对自己一生的意义。虽然很快他又回到了爱尔兰，但当他再次离开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尤利西斯就诞生了。

　　为了自己心中骄傲的文学念头，乔伊斯抛弃了他的祖国，这是他自己选定的。他很清楚自己的决定。“为了衡量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需要量一量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此以后乔伊斯开始用自负的才情对抗平庸的生活，也同时开始了自己骄傲的旅程。

　　一部乔伊斯传奇，就这样开始了。理查德·艾尔曼的脚步还在继续跟随着伟人前行，他把这种感受转化成乔伊斯的自我放逐的历程。是啊，接下来是有很多的路要走，而旅行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如果我们需要整个的事实，那就去读这部传奇吧。理查德·艾尔曼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事无巨细，一一收录。

　　乔伊斯在中国始终是一个“边缘的”外国作家，他的神话一再被谈起，他的作品也一再被束之高阁。乔伊斯在中国的遭遇与他在西方的遭遇差不多：只有为数不多的知己。更多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是他小说中有没有说到自己，或者把他作为一个可以站在肩膀上的巨人，增加谈资。是应该给出一个清晰描述的时候了！传奇也好，记录也好，了解一个伟大的作家的一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有所裨益的。我们将在别人的人生中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