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佳
出处:东方早报 2006年4月
1906年的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100年后,唯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外国文学《惜别》终于由新星出版社首次推出中译本。
据该书责任编辑于九涛介绍,《惜别》创作于二战末期的1945年,是太宰治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小说以一位日本老医生的回忆为视角,描述了40年前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以及与藤野先生的交流。竹内好在其《藤野先生》(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
“‘太宰鲁迅’不如‘竹内鲁迅’。”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惜别》中鲁迅的形象过于简单。鲁迅一生只写过3篇谈自己人生经历的文章,每篇都不超过1500字,因此,太宰治可利用的资料很少,尽管他曾亲自前往仙台考察,但这种还原仍不成功。“相比之下,《惜别》中叙述者日本青年‘我’这个形象要成功得多,处于弱势的日本乡下孩子与同样处于弱势的鲁迅从隔膜到接近的过程非常有趣。”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也认为《惜别》与太宰治的其他文学作品相比水平比较低。
也有学者对《惜别》的价值持肯定态度。赵京华表示,作为日本政府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惜别》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以一个日本作家的心态,去理解后来也成为作家的鲁迅当年的心灵需求,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他在小说中指出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对其思想形成影响巨大,那段屈辱的边缘人生活使其形成了“孤僻”性格。此外,小说对鲁迅弃医从文和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可以给学者以启迪。
学者董炳月则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将鲁迅和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了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