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戈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0月
施米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可以想象20世纪后半期欧洲思想界的问题：“施米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施米特”———迄今为止，这些设问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施米特在世的时候，一直以隐秘的面目参与着联邦德国的公共知识生活：“幕后操纵者”，1947年，他虽然走出二战胜利国的战俘营，大学教职却被新的执政者永久剥夺，可这并不足以削弱他在政治思想界的魅惑力，他回到家乡小镇普莱腾伯格，那里便成为科耶夫与陶伯斯等声名显赫的思想家德国之旅的奔赴地；他迅速扩大自己的学生及通信圈子，哪怕与一些相当浅薄的信徒往来———这些努力，使得他以一种不在场的、缺席的方式，置身于欧洲思潮的争议之中心。人们在阅读他、争论他，喋喋不休的赞扬或批评，但是，他的面孔似乎比双面神雅努斯还要多上好几倍。借用德里达的语词，施米特逐渐被“幽灵化”，在1985年之后更是如此。
在《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一书，扬-维尔纳·米勒企望驱散萦绕于施米特身边的烟雾，还幽灵———施氏思想的幽灵：“在某种生命里，思想就是惟一真实的事件”，艾伦·布鲁姆纪念列奥·施特劳斯的话，用在施米特身上同样合适———以鲜活而清晰的面目。据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我不认为他是成功的。事实上，米勒此举再度将施米特往幽灵化的泥沼推进了一米。幽灵就是幽灵，永远不可能道成肉身。每一次对幽灵的书写，无论献祭，还是招魂，都是对幽灵之身位的深化。这是哀悼的书写，惟有越过幽灵的躯体，它才可以指向未来。
但我们能否越过施米特？
依照亨利希·迈尔的说法，1947年可谓施米特思想进程的分水岭。他的论题广泛的重要著作，都是在此之前完成的。此后将近四十年，他写下的重头论文，恐怕只有《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与《政治的神学续篇》这两篇———仅从标题来看，它们不过是对早期的《政治的概念》与《政治的神学》之补充。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在这如水的流年，施米特到底干了些什么？
一个葆有取之不竭的创造力的思想家，难道真的因为政治挫败而陷入“思想的瘫痪”？
或许是。却不仅仅如此。在我看来，1947年的施米特，已经意识到他的思想之成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让思想的幽灵游荡起来，弥散至欧洲乃至地球的上空。据说，被禁止担任教职之后的施米特，在德国与外国的大学，比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教授都拥有更多的学生：“这些学生从未在他门下就读，他们教授着各门学科，其中有政治学家、文艺理论家、法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古今哲学史家。”经过他们的传输，施米特的影响跨越了各种政治营垒，如米勒所述，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施米特。而在施氏普莱腾伯格的庭院，常常有学界名流造访：除了研究黑格尔的科耶夫与犹太学者陶伯斯，还有保守的社会学家格伦、舍尔斯基，毛泽东著作的读者和游击队理论专家席克，原子物理学家约旦，创建了“里特学派”的里特……
幽灵化升级为神话。魔鬼是活跃其中的主角。舍尔斯基说：“施米特蒙受的是数世纪以来不为人们所承认的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命运。”———再也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评价。
《危险的心灵》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将欧洲人如何应对施米特的魔鬼理论的情状一一展现出来：接收、截取、扭曲、偷换概念，声嘶力竭地诅咒或反驳、不加分辨地全盘信奉———米勒近乎完美地实践了迈尔的告诫：“要认真剖析施米特，就得明白施米特所在的位置以及他与之打交道的人……”正如施米特本人喜欢的一句名言：“只有了解其猎物比猎物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刻的人，才可能制服猎物。”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