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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梧桐  

　　洪武皇帝�J明太祖�K朱元璋开始引起我的兴趣，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是在十年大动乱当中，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从北京被下放到设在安徽凤阳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那儿正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明中都的地方，这使我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走访当地一些须发斑白的老乡。经过六百多年历史的风剥雨蚀，明中都的遗址只残存一堵破败的城垣和一座鼓楼的台基，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剩下龙兴寺、明皇陵等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在当地老乡中，还是流传着许多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显示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听着当地老乡的诉说，面对颓败的废墟、荒冢、破庙，我深深陷入了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难条件下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工将完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在称帝之前那么善于网罗、招揽人才，而在称帝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残暴地屠戮功臣，把当年跟随他南征北伐的淮西将臣几乎杀个精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毫不留情地惩治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评价？等等。这使我不禁涌起对朱元璋进行一番研究的念头，我对朱元璋的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干校”呆了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尔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J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K历史系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就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帝国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同朱元璋有关的问题，更激起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仔细阅读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并认真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学术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有些问题仍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又尚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因此，我决定自己尝试着来解开这些历史的谜团。此后在教学之余，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朱元璋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过几多寒暑，翻检史籍，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去伪存真，基本弄清朱元璋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的集子交付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写这部朱元璋的大型传记。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青少年时期�J１３２８～１３５１�K，包括两个阶段：从天历元年到至正三年�J１３２８～１３４３�K，在农村随父母过着贫困的生活；从至正四年到十一年�J１３４４～１３５１�K，入於皇寺为僧，其间曾到淮西流浪了三年多。第二个时期是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时期�J１３５２～１３６７�K，包括三个阶段：从至正十二年到龙凤元年�J１３５２～１３５５�K，参加郭子兴起义队伍，由一名普通士卒成长为统率全军的将领；从龙凤二年到十二年�J１３５６～１３６６�K，渡江营建江南根据地，进而击灭陈友谅，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龙凤十二年到吴元年�J１３６６～１３６７�K，击灭张士诚，进而开展南征北伐，完成封建化过程，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时期是创建明王朝时期�J１３６８～１３９８�K，包括三个阶段：从洪武元年到八年�J１３６８～１３７５�K，推翻元朝统治，奠定明朝开国规模；从洪武九年到二十二年�J１３７６～１３８９�K，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基本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洪武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J１３９０～１３９８�K，诛戮功臣，进一步巩固帝业。这部传记，基本上依据朱元璋一生经历的几个时期，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以便于读者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一生活动的轨迹。不过，考虑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有些活动又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因此明朝创建时期的这部分内容，则按政治�J包括内政外交�K、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年代的顺序来写，这样可使头绪更加集中，或许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掌握。

　　本书在写作中力争兼顾科学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注意写朱元璋本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以及时代、阶级的影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揭示隐藏在他行动背后的动机，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而且围绕朱元璋的活动，又以适当的篇幅叙述元末明初雷霆激荡的政治风云，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及整个社会由乱至治、经济由凋敝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历史进程，写出朱元璋的决策对此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读者能以小见大，由朱元璋的一生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审查考订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不凭空臆测、虚构或杜撰，使结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文字的表述，则尽量做到生动形象，活泼流畅，通俗易懂，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但这些设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就只能由读者判断了。

　　这部朱元璋大型传记从１９８５年秋天开始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到１９８７年秋天写成第一稿。１９９１年，又用四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加工，写出第二稿，于１９９３年６月正式出版，书名叫作《洪武皇帝大传》。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２０卷第１期（２００１年１月）发表的《近十年来�J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K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２００１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先后写出了增订一稿和二稿。

　　这次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由原先的五十万字扩增到近七十万字，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与原著有较大的区别，故更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仔细算来，从１９８５年秋开笔至今，前后用去二十年时间，如果从着手搜集资料，进行朱元璋研究之时算起，则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功夫。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定然不少，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洪武六百年祭》第４５～４６页，南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文：张德信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

　　数十年前，陈梧桐先生曾去他所在单位设在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明中都的断垣残壁，明皇陵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传的朱元璋逸闻，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从干校回京后，他就开始着手朱元璋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组论文，然后撰写出一部50余万言的《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部大型传记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誉之为是继吴晗《朱元璋传》的“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但是，陈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一面继续上下求索，搜寻各种有关资料，调整研究视角，瑜中求瑕，寻求突破。从2001年起开始对这部传记进行修订，除订正原著的一些讹误外，还修正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的资料，扩充新的内容，于近期推出了69万言的增订本《洪武大帝朱元璋传》。

　　这部传记的初版，作者征引史籍多达30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初次发掘的资料，如《逆臣录》等。增订本征引的史籍则增至500余种，包括美籍学者陈学霖先生近年在台湾发现的俞本的《明兴野记》（即《纪实录》）。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作者对许多重大的问题，如空印案发生的年代、设置西安行都司及诏改朵甘、乌斯藏三卫为行都司的时间、郭桓案发生时郭的官职等，都细加考证，纠正了许多前人的讹误。又如流传很广的所谓朱元璋赐徐达食蒸鹅而致死之事，作者查阅各种史籍后指出：《翦胜野闻》的记载是朱元璋“忽赐膳”而未明言蒸鹅；《皇明传信录》则云朱元璋“赐食，有马肉焉”，赐的是马肉而非蒸鹅；赵翼《廿二史札记》谓《龙兴慈记》言朱元璋“赐以蒸鹅”，但查《龙兴慈记》实无此记载；所谓朱元璋赐徐达蒸鹅系出于民间传说，虽非凭空臆造，却查无实据。

　　书中有不少内容，如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民族政策和外交活动等，其他的朱元璋传记或略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作者都辟有专章详加论述。书中所有史事的叙述都不搞史料堆砌，而是结合具体的史实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分析，透过现象抓本质，提出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例如朱元璋既提倡尊孔崇儒又对儒学的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重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许多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谏，但有时却又顽固地拒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作者经过深入的探讨，认为朱元璋政策的两个方面是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统一在强化封建专制这一点上。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是朱家王朝的统治，是朱元璋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凡是利于此的儒家学说他就鼓吹宣扬，有助于此的人才就重用，有益于此的谏言就采纳，否则一概摒弃不用，甚至残暴地加以扼杀。作者的这个见解，言他人所未言，可谓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令人豁然开朗。

　　在初版中，他既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把朱元璋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都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中进行考察，分别指出其功过是非，然后综其一生，认为他“主要还是起了促进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作用”，“是一个应该基本肯定的有作为的封建帝王”。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事隔十余年后，作者经过反思，意识到“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这次修订，作者根据新的认识，对朱元璋的某些活动作了新的评价。例如关于朱元璋恢复传统的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治，初版笼统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增订本既指出这些措施的消极影响，同时又肯定其对协调各种关系、淳厚风俗、发展教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还将朱元璋与历史上在农民战争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开创大明王朝，不仅弼成‘洪武之治’，促成明前期洪、永、熙、宣封建盛世的出现，而且对此后明清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历史功绩而论，朱元璋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较，确实是难分上下的”。

文：夏玉润
出处：滁州日报 2006年3月

　　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长达69万言的巨著《洪武皇帝朱元璋传》（上下册），近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朱元璋去世600多年来，在众多研究他的著作中，有两部传记引人注目。一部为人人皆知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另一部传记当数陈梧桐《洪武皇帝朱元璋》。  
　　陈先生从事朱元璋研究的最初创意，来自朱元璋的家乡———凤阳。1969年,陈梧桐先生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们，下放到凤阳接受再教育。在凤阳三合输园艺场三队（当时称“高教部五七干校”9连）的长达一年半的岁月中，他多次游览了明中都遗址和与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聆听了众多有关朱元璋的传说，走访了乡亲们，由此产生了对朱元璋的浓厚兴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年近50的陈先生重返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选择自己学术研究方向时，他毫不犹豫地定格于朱元璋的身上。工作之余，在8平方米的斗室中，不分寒暑，翻检史籍，寻幽探微，去伪存真，基本弄清朱元璋一生史实，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先后发表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论文集出版。在此基础上，开始撰写朱元璋的大型传记。他又3次前往凤阳，重新领略这块充满朱元璋气息的土地。在历时10年默无声息的学海苦渡中，终于到达了彼岸———1993年，长达50余万言的《洪武皇帝大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洪武皇帝大传》在中国史学界引得一片喝彩声。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教授、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书评，认为该书“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认为，在众多研究朱元璋的传记中,“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然而，陈先生对上述成就并不满足，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世界性的研究朱元璋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有关朱元璋的新史料不断地被发掘，此时年近70的陈先生，为了力求对朱元璋研究的完美，再次向自己的人生提出挑战：将《洪武皇帝大传》重写一遍。治学严谨的陈先生为了考证朱元璋的出生地，经常打电话与我讨论，最终采用“钟离东乡”之说。数年笔耕，《洪武皇帝大传》的增订本———《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出版。自1985年秋开笔始，已历时20年矣！实可谓铁杵磨针。
　　该书的出版，是史学界的又一盛事。曾给吴晗《朱元璋传》作序的著名理论家、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亦为本书写序。序中说：“《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朱元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