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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蒲清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10月
                                                      
  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是一本厚积薄发、胜义迭见的著作。
  庄子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魏源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兼通中学与西学的大思想家，又是一个著作繁富的学者与诗人。因此，为非常之人写传，必须有非常深厚的积累，成于中而形于外，厚积而薄发。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早就将整理出版《魏源全集》列入湖南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后来曾经因故耽搁。1999年《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重新启动，由夏剑钦先生具体主持这项工作。数年之间，夏先生与编辑组同仁一道，赴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的图书馆以及湖南本省的各个重要图书馆，又沿着魏源当年求学、宦游的路线，走访邵阳隆回县金潭乡的魏源故居，走访南京小卷阿、扬州絜园以及高邮、东台、兴化、杭州等地的魏源故居，寻找魏源著作的各种古本、善本，收辑魏源散佚的诗文、楹联和碑刻，了解魏源身后100多年以来学术界研究魏源的主要成果，还听取了不少关于魏源兴利除弊、培育人才的故事。夏先生与编辑组同仁，在充分调查与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以继夜地整理校读。基本完稿以后，又通过出版部门的领导，聘请全国与湖南文化界中多位具有比较深厚的古汉语与文化功底的学者帮助审校，广泛听取意见，精益求精。2004年，终于推出二十大册的《魏源全集》，由岳麓书社出版。因此，出版以后获得了专家与读者的好评。夏剑钦先生就是在“沉潜魏源著述有年”的深厚基础之上，再经过几年努力，写出了这本仅二十四万字的《魏源传》。可见积累之深厚，写作之求精。
  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必须具有新意。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本著作如果没有新意，那就只能作为普及读物，等而下之，只能赚取微薄的稿费，或者甚至贴钱出书，作为目前评职称的一块敲门砖而已。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却不是这样。他在《魏源传》后记中说：“于我心中所蕴积，若不流布出来，则似有既愧对魏默深先生，又愧对时贤和自己的歉疚之感。”可见，他写这本《魏源传》，的确是读书有间，研究有得，成于中而形于外，不吐不快。因此，虽然前此已经有几十种研究魏源的专著，而且有了几种《魏源传》，但是，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却具有独特的价值，要了解或研究魏源的人，不可不读。这不仅因为书中有丰富的资料，而且因为书中有独特的新的见解。
  《魏源传》全书六章三十九节，对魏源的家世、生平、交游，对魏源的事功、著作、思想，娓娓而谈，引人入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作者对这些材料烂熟于心。如：第一章谈魏源的家世与少年时代，就介绍了湖湘理学的历史、特点与某些代表人物。其中有的人物，一般学者未必熟悉，而作者谈起来却如数家珍。除了熟悉有关魏源的材料，还反映出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功底。又如：第四章第六节论述《夷艘寇海记》，指出这部记录鸦片战争经过并总结教训的史书，是我国第一部鸦片战争信史，考证它是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及时记录，高度评价其中的“转机”说。作者既能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识见。第四章第四节论述《圣武记》的写作，精辟地指出：“《圣武记》一书不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兴替之渐的当代史学名著，而且是讲求拨乱之道、匡时之策的政论宏篇。”“《圣武记》中许多观点都是针对鸦片战争时期腐败现实而发的。”认为这本书是划时代巨著《海国图志》的前奏。
  评述魏源的划时代巨著《海国图志》，更表现出夏剑钦先生对魏源研究的独到之处。一般研究者都重视《海国图志》的60卷本与100卷本。而夏剑钦先生把评论重点放在《海国图志》的最初版本，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50卷本。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以“时代巨著，师夷制夷”为标题，评述《海国图志》的50卷本。作者指出，这个版本“凝聚着魏源抗英御侮的满腔爱国热情、智慧和心血”，这个版本是60卷本与100卷的基础，道光二十七年的60卷本仅仅有小的补充。魏源在鸦片战争快结束时，遵照林则徐的嘱托而开始写作《海国图志》，经过日以继夜的艰苦卓绝的劳动，100多天就完成书稿，并用木活字排印出版。这时，英国军舰在签定《江宁条约》后刚退出长江三个月。这在信息传播与印刷条件都比较落后的当时，是何等的速度，是何等的毅力，更是何等的责任心。而且，魏源的主要变革维新思想都集中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如：“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敌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听互市各国以款夷。”作者指出，因为50卷本比较难于看到，且魏源的儿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中只有“成六十卷”之语，因而导致学术界忽视了50卷本的价值。更有甚者是，有人（包括著名洋务运动思想家郭嵩焘等）误认为60卷本是《海国图志》的最初版本，进而在20世纪末还有人怀疑50卷本的存在说：“成书仅用百日，何其速也！”夏剑钦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海国图志》50卷本，用详实的资料，中肯的评述，廓清了魏源研究中的这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问题。
  《诗比兴笺》的研究，可以称得起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诗比兴笺》，是研究古典诗歌的一部名作。《诗比兴笺》咸丰五年刻本明确写上“蕲水陈沆撰”。虽然，清人杨守敬在《与豹岑书》已经提出：“吾乡陈小舫为其尊人刻《诗比兴笺》，实默深先生之作。”而且说：“江南人皆知此事。敬以默深先生《诗古微》照之，其说至确。”但是，人们习焉不察，没有重视或没有看到杨守敬的说法。因此，《诗比兴笺》的作者是陈沆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直到李瑚先生出版《魏源诗文系年》并发表《关于<诗比兴笺>与<近思录补注>的作者问题》之后，才论证了杨守敬的说法。夏剑钦先生《魏源传》对此作了更加深入的论证。其论证最突出的地方是，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寻找到的《诗比兴笺》的初稿及邓之诚教授的手书题记，凭借对魏源生平、交游与著作的全面了解，进行了细密的比照，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据。如：《诗比兴笺》卷三的《陈子昂诗笺》，引用并批驳了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本书指出：“《养一斋诗话》是道光丙申即道光十六年才刊行的著作，此时离陈沆去世已10年了。”这是颠扑不破的铁证。本书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缜密的论证，认定《诗比兴笺》是魏源为了报答挚友陈沆而把自己著作赠给亡友的。这种论证，既能站稳脚跟，也颇有价值，纠正了《诗比兴笺》是陈沆所作的流行观念。不过，本人还要尝试提出一个看法，向夏剑钦兄与专家、读者请教。个人以为，《诗比兴笺》跟《近思录补注》情况可能相同，初稿中包括魏源与陈沆两人研究的心得，而以魏源为主。不然魏源凭空赠送著作权，陈沆后代应该不会接受，魏源对亡友也是一种不尊重。如果是两人合作的成果，而其中一人自觉让出著作权，那就是学术界不太罕见的现象，笔者即有这样的经历。
   我读夏剑钦先生的《魏源传》，对魏源这个划时代的思想家加深了认识，收获很大，而且感到《魏源传》是一本厚积薄发、胜义迭见的著作。所以，写了这篇心得。

文：李瑚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是清代的经学家、史学家、诗人和思想卓绝、锐志进取的改革家。他的著作很多，有《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诗古微》、《书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其中尤以后二书最著名，影响也最深远。
    魏源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至京师进修，刻苦攻读，潜心著述。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考中进士，开始从幕僚出任州县官，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州知州等职，所至政绩卓著。但他终因同情太平军，“迟误”军报，而为清政府免官。
  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家转而为汉学家，从幕友转而为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而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的爱国者。他因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时时以湔洗国耻为念，提出“后王师前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的结论是：积弊多年的清政府，非彻底进行庶政改革不可；积弱多年的中国，非向先进国家学习、以臻富强、以自立于列国之林不可。他以“法祖”、“师夷”思想为基础，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富国强兵、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和方策，成为他论明臣所说的“劳臣荩士，蒿忧瑰画”了。
  可惜的是，魏源生不逢时，腐朽保守的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位“积感之民”可以“奉赞大猷”的著述。“为问河汾太平策，刍荛何以献天聪。”魏源以他的“太平策”不为世用而灰心怅恨。这使得志士暮年不愿再做冒险的风帆，皈依佛法是他的必然归宿。这甚至使曾经受过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也为之惋惜。日本盐谷世弘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可悲的还在于像这样有伟大贡献的人才，百年来竟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直到解放后的六七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湖南岳麓书社有鉴于此，特将乡贤魏源的全部著作整理为《魏源全集》编辑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魏源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而随着《全集》出版，首先写成《魏源传》的是《全集》执行主编夏剑钦同志。剑钦同志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多年从事乡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次主持《全集》工作，殚精竭虑，从编纂前的搜集魏源已刊未刊散佚资料做起，到编辑、校勘、考证、编写校点说明、全书后记以及《魏源研究百年回眸》等，对《全集》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对魏源生平事迹的探索，宏伟思想的钻研，编写文字的斟酌，疑难问题的处理以及后世对魏源研究情况的了解等，都为他撰写魏传准备了极好的条件。因此，全书叙事清晰，脉络一贯，以魏源家世、生平、主要事功为纲，以著述、思想、师友交往为翼，夹叙夹议，有条不紊，特别是对于魏源诗歌与写作背景的结合，令人有不愿释卷之感。这本书的出版，虽不会引起“洛阳纸贵”，但也相信一石击水，将会产生清波中无尽的美丽涟漪，其影响与效果将是可以想见的。读者尤其是青年学子仔细阅读先贤传记，将会受益终身。我以先睹为快，略写感想如是。

2006年4月6日于北京，时年八十

文：夏剑钦

    从1999年开始筹划重新启动《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以来，我有幸全面接触和逐步深入研读魏源的所有存世著作。随后，为进一步查访魏源著作的遗佚部分和比较好的版本，我与同仁一道，也像前编委会杨慎之]、何慎怡两先生那样，再次赴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本省各图书馆，并沿着魏源当年求学、宦游的路线，走访了邵阳金潭、南京小卷阿、扬州絜园和高邮、东台、兴化以及杭州等魏源故居、故地，搜集了一些散佚诗文、楹联和碑刻，拍摄了许多珍贵版本的书影和图片，还听到了不少关于魏源兴改革、施善政、育人才的故事。尤其是魏源的诞生地——邵阳隆回金潭故居，我自1998年出版发行《海国图志》首次参观以来，已先后三次瞻仰。每次来到故居门前，望着这座饱经沧桑的宅院和读书楼，凝想这位智者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思想苦旅，一种虔诚的敬仰和历史的伤感便不禁油然而生。在这里，仿佛到处都可以找到魏源的影子，连门前的小溪似乎也在诉说着他一生的勤奋、劳碌、忧患、痛苦和悲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强烈地产生了一种要为魏源写一部传记的冲动和欲望。虽然前有李瑚、李汉武二位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魏源传》（李瑚先生一人两部，后均收入《魏源研究》一书），但由于有些资料尚未发现，故三传虽创获良多，仍不免有“前修未密”之嫌。而我因得编校全集，沉潜魏源著述有年，不仅得见魏氏及其时人所著有关资料，且得见其身后150年内学人研究魏源的主要成果。加之神其来助，天人际会，以致沉睡图书馆百余年的珍贵文献居然此时显现。如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得见魏源书于咸丰五年之有关《诗古微》识语，以知魏氏是年踪迹及《诗古微》“二十二卷”之实情；又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获见《诗比兴笺》初稿及邓之诚教授手书题记，联系龚橙书于《诗比兴笺》刊本之跋语，比照《诗古微》之内容，更明确魏源笺诗之由及其初稿增订成定本以赠亡友的前因后果。又如《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前贤多因罕觏且有魏耆“成六十卷”之语而很少研究，以致忽视了它“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首创之艰难，及其初具规模且主要以它与《圣武记》影响促成日本明治维新之肤功。更难洞晓道光二十七年六十卷本仅补征《万国地理全图集》一书和补录奏折、夷情备采、船炮火器制作等以增10卷，至咸丰二年方补征《地理备考》、《外国史略》、《地球图说》和《瀛环志略》诸书并调整结构、增加附录材料以扩成百卷之详情。诸如此类靠调查、比较各书版本所获，加之融贯前贤李柏荣、李瑚诸先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太史公自序》）于我心中所蕴蓄，若不流布出来，则似有既愧对默深先生，又愧对时贤和自己的歉疚之感。陶潜氏曰：“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焉。”我为魏公写传，此其时也！于是，我抱着一种对传主“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穷数年之功，念兹在兹，终于此魏源诞辰212周年之际，实现了这宗夙愿。
    然而，正如魏源所云，“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要写好一个人物的传记非常不容易。我的这本人物传记，毕竟尚局限在对传主魏源家世、生平、著作、事功和思想风貌的展观，而对于传主的人格成长、思想变化、忧乐情怀等内心世界，尚感知不多，偶有触及，亦浅尝辄止。而且，坦诚地说，我今天能够写到这个样子，也还是因为有前辈学者李瑚先生多年潜心研究、精审考证所著之《魏源事迹系年》与《魏源诗文系年》及其对魏源作品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文章作基础，可说是踏着诸位前辈研究探索的足迹，或许前进了一小步。倘要真正做到神交古人，进一步走近传记人物的心灵，体察入微，与之寂感互通，且以传神的手笔为传主的灵魂画像，则自愧才学疏浅，不敢奢望，而有俟于来者矣。
    在编辑《魏源全集》和研究魏源、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我一直得到李瑚先生的热心指导和鼓励。传记写完后，又承蒙他不顾年迈多病，认真审读全稿，并惠赐大序。其扶持后学的高情和严谨治学、献身学术之景行，使我衷心感佩，并将终身奉为楷模。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广泛参阅了学术界同仁的相关研究成果（见本书注释与征引书目），还得到湖南图书馆古籍部寻霖等同志提供查阅图书资料的方便。兹借此谨向李瑚先生和学术界同仁以及寻霖等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2006年4月于长沙望岳轩   

文：喻 新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11月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初一，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魏源，孤寂地逝世于杭州僧舍。这位平生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壮怀激烈而又空怀一腔救国匡时之志的一代旷世奇才，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这片他爱得如此深切的国土，含恨而去。
    他的死，对于其时已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来说，不啻于失去了一位或可力挽狂澜于一二的名医国手，于中华民族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隔一个半世纪，回首其间国家民族的坎坷历程，至今思之犹令人扼腕长叹。诚如岳麓书社新近出版的《魏源传》作者夏剑钦先生所言：凝想这位智者一生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的思想苦旅，一种虔诚的敬仰和历史的伤感便不禁油然而生。
    魏源逝世当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其后不久，这个冥顽不化、讳疾忌医的封建王朝终于气数已尽，土崩瓦解。此前，对魏氏深为敬佩的日本维新志士盐谷世弘曾慨叹曰：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自魏源辞世一百数十年来，后人对这样一位近代史上罕见的民族精英、国之瑰宝，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与评价，甚至可以说，长时期以来，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对其博大精深，仅窥其冰山一角而已。
    所幸的是，时逢改革开放大潮，以弘扬湖湘文化为已任的湖南学术界、出版界高瞻远瞩，殚精竭虑二十余年，历经两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在2004年编辑出版了囊括已知存世魏源全部著作的《魏源全集》凡20册。功莫大矣！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九月，《魏源全集》执行主编夏剑钦先生的专著，堪称与《全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魏源传》又应运而生。
    通读这本传记，深感颇具特色。由于作者熟悉传主生平，历历道来，如数家珍，而又言之有据，文字谨严。又因作者对传主作过深入研究，既叙其生平，又议论时发，颇能画龙点睛鞭辟入里。再是全书视野开阔，要而不繁，与时代潮流、国家命运相表里，这是传主的特殊身份所决定，又是作者见识高超所致。全书文字颇见功力，也是本书特色。
    这本传记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方式，对魏源其人的家世生平、求学交游、著述事功、思想风貌诸方面均作了全面介绍。同时又对其主要著作（含编撰），如《诗古微》、《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予以着力阐述，其中包括构成魏源思想精华不可或缺的大量“论、议、志、序”之类，如力主漕粮海运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倡行盐政改革的《淮北票盐志略》序、以及《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钱漕更弊议》等重要著述及有关事功。
    魏源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诞生于地处雪峰山主峰之麓的湖南隆回县金潭乡。亦或钟天地山水之灵秀，魏源少时便以其天资聪颖名闻乡闾，尤其是其奋发刻苦的学习精神更大异于人，竟至其母恐伤及身体，苦苦相劝，泣不成声，一时传为奇谈。
    魏源青少年时代精心研习宋明理学与汉儒之学，其后尤工于以“变易”为核心、倡“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年青时曾求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后又游学京师，很早便倾心于重史地实学与器识才能、主张“康济时艰”，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学派学风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并身体力行，贯彻终身。针对时弊及改革之道，魏源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他说：“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弊必生于烦难，而防弊必生于简易。关于立法与执法人才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于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因此，应该“不汲汲于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换言之就是“要大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此外，对水利、农业、盐政、钱漕、兵备、外交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专门领域，魏源也有大量的专题论述，其识见之深、说理之透、操作性之强，即使是今日的专家，亦不得不拳拳服膺。然综观魏源一生，虽说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但终因科场不顺而壮志难酬，以致晚年万念俱灰、移情“净土”而循入空门。
    我们从《魏源传》得知，自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在京乡试得中举人以来，其后二十二年连续五次参加会试均不第，直至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之时方得以“赐同进士出身，知州用”。此事于魏氏一生可谓是创巨痛深。其原因诚如传记作者指出的：魏氏当年“名满京师，时人早有公论”，之所以屡试不第，从根本上来说，是其思想个性锋芒难以见容于昏聩守旧的上层统治集团，以及科举制度的腐朽荒诞。加之“屋漏偏遭连夜雨”，魏源多次参加考试，却屡屡碰上只知“少说话、多磕头”的考官曹振镛和奸佞权臣穆彰阿之流（后者曾试图纳魏于门下，但为魏所不屑：“亲访之寓次，先生漫不为礼，卒亦弗谒见”）如此种种，则曹、穆之辈得意数十年而魏公坎坷一世便不足为怪了。
    好在当时还有众多深爱魏源之才或深知其人而意气相投，且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恩师挚友及当朝重臣，如刘逢禄、龚自珍，以及曾任兵部右侍郎的周系英、湖南学政汤金剑、左副都御史李宗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布政史贺长龄、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等，从而使得魏源在学术思想精进、著述事功诸方面获益终身。颇耐人寻味的是，魏源独与时下名声大噪且当时以理学标榜的曾国藩相互鄙弃，“声气未通，只字无考”。个中原因，我看除《魏源传》所言之外，当另有更为深层次的内在渊源，如二人对理学精义的不同理解，人品个性、价值观等方面亦大异其趣，等等。
    道光五年（1825年），魏源入江苏布政史贺长龄幕为幕僚。在贺府期间，魏除全过程参与漕粮海运改革事宜筹划实施外，还受贺委托，代为编撰一部本朝“存乎实用”的经世文章总汇，即日后风行海内的《皇朝经世文编》。其目的是要一反当时那种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乾嘉学风，将知识界的视野引向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解决事关社稷民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全书分吏、户、兵、刑、工等八个门类。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如户政门分为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盐课等11个子目，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所有经济领域。魏源不仅为全书精心作序，而且收入自己相关著述17篇，如《乙丙湖广征苗记》、《复魏制府海运全书》、《筹漕篇（上下）》等，皆深切时弊之作。该书于道光六年刊行后即风行海内，为学界开启重实学之风，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变法维新之举。
    其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道光帝将战况不利委罪于禁烟主战派林则徐，将其发往伊犁充军。途中林、魏于京口相见，竟夕长谈，披肝沥胆。惜别之际，林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州志》一书手稿托负老友，嘱其进一步广为收罗，进而编撰《海国图志》，以助国人“开眼看世界”。魏源深感此书意义重大，日以继夜，终于翌年底完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并亲撰长叙《筹海篇》，言明该书宗旨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在当时已属冒天下之大不讳。更为可贵的是，事实上魏源藉此书向封闭孤陋的国人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甚至公然对西方政治的“公举之法”赞叹有加，这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封建专制高压之下，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天朝上国的神话一旦打破，继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对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海国图志》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等，堪称当时一部划时代的实用奇书，对整个近代中国的国防、军事、时政、外交诸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启蒙借鉴价值。可叹的是，这样一本书竟未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应有重视，却迅即传入日本，从而对该国开启民智、防御外敌、推动明治维新发挥了巨大影响。深知此书价值的日本学者不胜感慨：“从前汉人以华自居，视外番不啻犬豕。其于地理政治，懵然如瞽蠓之摸器……（此书）名为地理，实为武备大典，岂琐琐柳书之比哉！”
    言及《魏源传》其他种种，则诚如作者于“后记”中所云：未能进一步走近传主心灵，与之寂感互通，真正做到神交古人，且以传神之笔为传主灵魂画像。我以为，此言与其说是作者自谦之辞，毋宁说是大方家志存高远。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