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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但长期以来缺乏翔实深入的研究，许多作品仅停留在介绍和宣传的层面上。本书作者的父亲是邵的长女婿，因这层关系，从事邵飘萍史料积累和研究20余年。本书将报人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史、新闻史等内容衔接打通，从个案到宏大叙事，以观照逝去的历史岁月。

文：傅国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1月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文：梁子民 毕文昌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6年10月

    梁：最近南方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名记者邵飘萍的传记，名为《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作者散木是近年写作甚勤的一位文史工作者。这本传记的优点很多，特别是对材料的收集和相关事实的清理，显示了作者的史学功力。

    毕：这本传记我也读过了。在几本关于邵飘萍的传记中，这一本是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翔实的，因为作者与邵家有亲戚关系，加之多年积累，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传记。书中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时有新见，同时也注意吸收许多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虽然这是一部关于邵氏个人的传记，但因为作者视野开阔，这本传记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制度史。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完成的传记，较之作家完成的传记，水准明显高出一筹。

    梁：我本人从事过多年文学评论工作，但我现在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在我的心中，史学高于文学，史学家高于作家。近年来，我们在书店里看到最多的一个书籍品种就是传记文学。我以为史学第一，文学第二，有史学而无文学，可以称为传记文学，但有文学而无史学，一般不能称为传记文学。我们把“传记”和“文学”并称，其实只是一个习惯，但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平列的，在这个关系中是“史学”决定“文学”，而不是反过来。优秀的文学不一定是优秀的史学，但高明的历史著作，通常都具备优秀的文学品质。

    毕：读完散木的这本传记，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问题。散木是史学系科班出身，但在这本材料非常丰富的传记中，他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这就是关于邵飘萍生活的时代和邵氏个人命运的历史关系，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邵氏个人的命运是一个悲剧，但个人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不能作简单结论。因为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对一个时代的新闻制度作完全否定，简单化了。

    梁：之所以特别在意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问题，是因为阅读时下许多传记文学时，我发现那些传记作家普遍缺乏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基本的史学修养，前者是观念问题，后者是技术问题。因为缺乏史学意识，在当代中国的传记作家中，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传记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

    毕：鲁迅生活的时代，创造了他作为作家和学者的伟大贡献，如果否定了那个时代，鲁迅生活的社会基础就不存在了。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他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精神所致，也是因为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

    梁：鲁迅个人办过许多杂志，写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大量个人著述，组织和参加过很多社团。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言论自由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

    毕：再比如，中国当代传记文学中，有极多涉及战争的内容，但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这些传记作家历史意识的简单。如果一个传记作家只按一种意识形态来写作，在史学素养方面，基本可以判定为不具备常识。

    梁：另外，散木关于邵氏身后的历史定位问题也没有处理好。不是说作者不应当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确定清楚，而是说对邵飘萍的历史定位要有一个统一的历史逻辑，应当先处理好中国近现代历史间各个时代的关系，然后再为邵氏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不然邵氏后来得到的荣誉，与他一生奋斗的理想就不统一了。这是散木当时想不到的一个历史困境。总而言之，今年国内有原创性的文史作品很少，散木这本《乱世飘萍》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传记。
　　

记者：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1月
　　
　　散木，原名郭汾阳，邵飘萍外孙，浙江大学教授，研究邵飘萍二十多年。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邵飘萍的传记和研究文章。相比这些相同题材的书，你觉得《乱世飘萍》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散木:首先就是材料的丰富性，我想这本书的资讯之密集是大大超过以往图书的。我做邵飘萍的研究二十多年，自认收集相关的史料和图书也是最多的一个。在书中我用了大量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全新的。另外，以前研究邵飘萍多是党史部门的工作，多出于宣传，将邵抬得很高。我的原则是尽量客观，希望贡献一个真实的，有现场感的邵飘萍。
　　南方都市报:你是邵飘萍的外孙，在收集材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便利？
　　散木:那是肯定的。我父亲(注:郭根，邵飘萍的女婿)在“文革”时期就写邵飘萍的传记。当时汤修慧(注:邵飘萍夫人)住在北京京报馆，一只眼睛瞎了，身体也不好，主要是依靠我父亲来写成《一代报人邵飘萍》。这本书是后来研究邵飘萍几乎必用的一本书。父亲写作那时候我就开始帮着父亲抄写资料，每年暑假都是在京报馆度过的。可以说，资料的积累从20年前就开始了。除了继承父亲留下的材料外，我自己这些年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材料，应该是国内最全的。
　　说句大话，我想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几年内没人敢再写邵飘萍了。因为从史料的占有上讲这本书已经穷尽了现有的资料，除非有新的历史档案出现。
　　南方都市报: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作为邵飘萍的外孙来写他的传记，很容易让人想到，书中难免会对他有所美化或隐丑。
　　散木:对，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知道这一点是很避讳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特别注意写作的方式。我在书中罗列大量的材料，基本上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而且我也没有“为尊者讳”，比如有关他的最大问题金钱的问题，他个人生活方面比较风流等等，这些我都使用了很多史料，没有隐讳。不过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是，金钱问题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体制性的问题，当时的军阀都公开给资金支持。报馆没有多少广告收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当时骂他的人其实和他也是一样，彼此彼此。
　　南方都市报:那你掌握了这么多史料之后，邵飘萍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散木:一个有血有肉、会享受人生的人；一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人，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他为人非常聪明，但最后也是太聪明伤害了他。
　　南方都市报:《乱世飘萍》和普通人物传记不太一样，里面有太多史料，而没有故事化的描述。这样阅读起来并不是很轻松。
　　散木:对，我最不喜欢一些传记，充满了传主的对话、动作细节。你想那些细节作者都从哪里得知？很多传记大都是编一段，再加一段史料。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文学家，我希望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为此我不惜牺牲可读性。我想这本书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的书，它主要是给那些研究历史和从事新闻的人看的。
　　南方都市报:从书的内容上来看，这本书不仅是写邵飘萍这个人，还写到很多同时代的新闻人。
　　散木:对，我的胃口比较大。通过邵飘萍一个人，我还想反映整个近代新闻史，甚至反映一个时代。呈现那一批新闻人的群相，他们都是邵飘萍的同事或有关系的人，从他们身上可以思考当时的新闻制度，新闻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还想还原一部近代史。传统上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就是脸谱化的“武夫当国”，混乱而充满杀伐。其实那正是一个中国出现现代化曙光的时期。我在书中使用了很多最新的档案，比如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些档案。
　　南方都市报:整本书使用这么多史料，查阅资料和写作的过程应该很辛苦。
　　散木:写作我花了一年时间，过程可谓甘苦自知。为写这本书，我居然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因为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太长了。浙江大学有个旧报纸库房在顶楼，积满灰尘，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翻报纸。书里的字都是一个一个扒出来的。最后70万字出来，没有出版社敢接，只好分成两本来出版。《乱世飘萍》的出版恰逢记者节，这倒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文：林贤治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遇害80周年。春节前，收到散木先生寄来的书稿，恰好是这位民国报人的评传，不禁一口气读完。掩卷之际，慷慨有余哀：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像邵飘萍这类人物也当不复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历史家，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用的材料特别翔实。书中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致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象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的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那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华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华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牢狱之灾。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拥有自己的喉舌，便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在发刊词中，他公然宣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政府，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在大学校园里，《京报》最受欢迎，它成了五四发难者的堡垒。在此期间，邵飘萍倡议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还担任当时有名的《国民》杂志的顾问，这份杂志与《新潮》一样，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两大援军。他站在学生运动的潮头，四出活动，呐喊助阵，不愧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家。五四运动后，报馆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缉，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受挫，态度十分坚定，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台，《京报》9月复刊。在政治权力中心办报，目标太大，何况前车可鉴，本当改弦易辙，然而，邵飘萍仍然不改“扒粪者”的老脾气，继续挑战强权。此外，还以革新家的气魄，从报纸内容、版面直到经营管理，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使《京报》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在报社内部，此时，邵飘萍算得是当权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和时评家的权利，而不是权力。相反，对于权力，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警觉。1923年2月，在“二七”大罢工的同时，他发表《政治上所需之压力》一文，指出：“世界各国文明政治之所以革新，政权之所以普及，决无由握有权力之人（君主或政府执政者）自动而以其权分给予人民者。必须因人民之要求逼迫，致使握有权力者万不得已，无可如何，然后政治乃有彻底革新之望。换言之，人民之觉悟不彻底，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当时，有舆论谴责财政当局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认为类似贪污受贿的现象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他也并不完全归因于政府内部的结构或机制问题，且进一步追溯其社会本源，认为是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他关注民生问题，也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1920年唐山发生重大的矿难事件，在他看来就不是一种偶发性事故，而同样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说是“此可以证明我国政府与社会之黑暗冷酷”。他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那里，而是在人民这里，因此也就不去一味宣传“好政府主义”，“宪政主义”，“改良主义”，而是坚持“人民自动”的思想，极力设法壮大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他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其实也都根源于此。这是他比当时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清醒的地方。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五四之后，邵飘萍倾向革命，相信“新俄”，宣传马克思学说，在今天的一些学者那里，都属于“激进主义”，不足效法的。其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过近于左翼的倾向，显然不是一时的狂热，像有人诋毁说的那样患了“集体癔病”。如果说是一种病变，也是时代的病患，而追求的人们是心智健全的。当事物进入他们的视域时，多少带有某种乌托邦想象；应当看到，想象中的事物与原来的事物并不相同，甚或竟至于相反，何况，原来的事物也在起变化。所以，最终才有了娜拉出走的题目，理想主义变做了经验主义。

邵飘萍的思想愈来愈激进，而政府对付的手段则愈来愈强硬。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惨案”。对学生和群众的屠杀，暴露了政府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质，自行剥夺了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记，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暴徒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政府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永远是捣乱分子。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接着被捕，4月26日凌晨处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然而无效。政府总是有力量的，极其轻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这枚钉子。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评传详尽地叙说了作为报人——也可以看作是传媒的——不自由的境遇，从而愈加凸显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说邵飘萍为“自由报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自由作为一种环境条件而被利用的几率，而是主观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选择和支配了一切行动的始终一贯的精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飘萍送上了祭坛。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纪念，即使时过境迁，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关者”，而视之为残酷的事。

2006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