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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自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长期接近风口浪尖，漩涡中心。老来回首，他随手记下了一些耳闻目睹的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该书即为此类文字结集而成。
　　举凡当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当代文坛的一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赵朴初、赵丹等，着墨尤多，构成本书的主体。书中还插有作者历年珍藏的信件，手稿、照片多幅，是了解、研究当代文坛的珍贵史料。

文：徐怀谦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袁鹰的名字是和《井冈翠竹》一起深深印入脑海的。没承想多少年之后，我参加工作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话会上，来了一位胖胖的、和蔼的仁厚长者，同事们纷纷起立，叫他“老田”，老田微笑着与众人一一握手，其情融融，其意殷殷，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老人坐下后，同事告诉我:这就是袁鹰，他的本名是田钟洛，报社同仁便都叫他老田，做过多年的文艺部主任。

    著名作家袁鹰和文艺部主任老田，到这时才重叠在一起，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有名人。后来接触多了，他的人格魅力——正直、宽厚、豁达、勤奋、敢讲真话、乐善好施等一点点散发出来，感染着我的心灵，也算是弥补了未能与老人共事的些许缺憾。

    几年前，袁鹰先生的《两栖人语》出版后，蒙他见赠，对他的报人生涯略有了解；及至这次读《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算是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这位前辈在报社三十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幸与不幸。

    袁鹰先生从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到1986年底离休，其间三十多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具体到意识形态，具体到文艺界，说那时的人民日报文艺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并不为过。从1951年批电影《武训传》，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胡风，1957年杂文界的“丁酉之难”，大跃进，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到十年浩劫，天安门事件，新时期思想大解放，波谲云诡，风雷激荡，可以说从未消停过，而很多批判是由《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的。袁鹰先生作为历史见证人，认为自己能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骤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西方人称新闻是时代的瞭望哨，从这个角度来说，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对于一个渴望平淡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对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则是大幸。

    袁鹰先生的幸还在于他长期作为党报副刊的一名负责人，得以有较多的机会经手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诗，而且注意到这些革命前辈的诗词手稿，从不用打字稿、秘书抄录或复印件，一律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很少寄给个人，将自己看作普通投稿者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有幸与文化官员周扬、胡乔木有近距离的接触；有缘和冰心、夏衍、赵朴初等文化老人时相过从，感知他们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结识邓拓、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等一批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的上司，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有幸在拨乱反正期间组织撰写、编发了大量反对极左路线的文艺评论和副刊文章，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是经他发表的几篇“问题稿件”，如乐秀良《日记何罪？》(1979.8.4)，有名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10.8)和绍兴五中老师章玉安的诗《假如他还活着》(1980.10.20)，在今天读来，犹觉振聋发聩，让人不由佩服他当年的魄力与胆识。

    作为一位过来人，袁鹰先生的这些回忆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份忏悔，少了一些辩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文字，是穿透个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过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读懂了当年的隐隐风雷，读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开十年浩劫不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战线上刀光剑影，寒气逼人，一个小小的文艺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或把人打成反革命，使文艺界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灾区，吓得众人噤若寒蝉，文艺园地日见荒芜。从批《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文艺界人士普遍感到脑袋上顶着一颗雷，不可能放开手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其次，如此过度重视文艺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说真话倒霉的现实。这部书中，牵涉到杂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从胡乔木、夏衍等人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难”，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一直到赵丹的遗言，我们发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杂文尽管一直被奉为经典，但真正的鲁迅风杂文带给作者、编者的只有灾难。不仅一大批杂文作者，像邓拓、巴人、吴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难，编杂文的陈笑雨、袁鹰等人也备尝苦果，陈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过多年，袁鹰先生痛定思痛，剀切陈辞:“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袁鹰先生问得好，可是他赶上了那样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选择时代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个时代，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的运。袁鹰先生赶上那样一个幸或不幸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儿还是吹鼓手，都坚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和文人品格，为周围的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就凭这一点，他有理由赢得我等晚辈更多的敬重，也值得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员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