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金理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在徐志摩周围的那些个女性中，张幼仪可能是面容最显模糊的。这是怎样一位女子呢？徐志摩的冷淡与离弃，让人会想到她以泪洗面的柔弱，但是在徐志摩的侄儿眼中，张幼仪分明是女强人:“性格刚强，严于管束，大时尤甚，富于手段；很有主见，也很有主张，且相当主动……”徐志摩讨厌张幼仪，鄙夷地吐出一句:“乡下土包子”，但是梁实秋称赞她“极有风度”，风流倜傥的罗隆基甚至对她一见倾心。

    丁言昭女士费尽心力搜集资料，为张幼仪作传。她给本书起了一个恰切的副题——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女人。张幼仪嫁给徐志摩，很大程度上是遵从兄长选择:“想到了母亲的苦心，想到了四哥的慈爱，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嫁给四哥相中的男人呢？”婚后为了侍奉公婆放弃完成学业的念头，凡此种种莫不见出其因循传统的一面。离婚后徐志摩写信给她:“自由离婚，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徐对张不可谓不绝情，但这番表白却也真挚，以此后张幼仪的人生际遇相印证，“始兆幸福”之语大致不差，传统女性的“现代新生”让人感佩不已:1927年张幼仪担任上海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后来又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张幼仪找到真爱，于是写信给儿子:“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儿子的回复情文并茂:“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有时候，子女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其母亲的形容、人格。由此不难想见张幼仪是何等女子。

　　 有一种女人是这样的，她不算漂亮，而且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因为她是这样的坚强、勇敢、宽容，自尊、自立、自强，并创造了美好的事业。也因为她曾经是名人的夫人，备受媒体和世人的关注。张幼仪就是这样的女人。
　　 简略地记述了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贤惠、寂寞的一生。作者对张幼仪在大陆的亲戚和好友进行了采访，披露了一些为不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张幼仪出身名门，秀外慧中，1915年在浙江硖石老家奉父母之命和徐志摩结成伉俪。婚后次年，徐志摩出外求学。徐家是江南富商，知书达理的张幼仪孝敬公婆，帮助公公掌财理家。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1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 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眼看张幼仪一眼。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励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只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女子储蓄银行，均获成功。终于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女性。

文：吴岚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曾在众人举杯会饮之时讲了一个关于人类性别划分的故事，故事中所谓“最初的人”即原人是球形的，分为男人、女人和阴阳人(即兼具男女两种性别的人)，后被宙斯用手中的霹雳劈成了两半，成为今天的男人、女人。因此，今天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了一个任务，即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以恢复自己完满的全人形象。这本是当日那些宴席上的哲人们关于爱情话题的一个引子，蕴含着无数种诠释的可能性，可它亦可以被当成此刻我叙述中的一个女人一生的一个注脚，因为她正是通过这种缺失中的找寻返回了她自身。

    这是一个被神话包裹着的时代，女人除了被各种创世的神话所包裹，更是被那些由男性所亲手创造出的关于她们的神话所围绕。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创造出来的，这里的“女人”意指的是处于第二性的主体特征。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这一惊人的预言无疑也有着对男性笔下那些无论是刻毒或是满含赞誉的“女性神话”的质疑，即使放到今天恐怕也并不过时。张幼仪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女性处于被忽视、被支配的时代，而她出生时的中国，在历史坐标上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那些被称为是摩登的幼芽正逐渐从那些传统的软肋处生发出来。摩登这个词之所以比直译为现代更好就在于较之于现代性本体，摩登则更像是影子般仅浅显地作用于事物的表面。不仅仅是张幼仪和无数像她一样的女性，当时整个中国(当然也包括男性)都处在这样一个摩登却又暧昧不清，充满了种种变数的时代。张幼仪的特殊从一开始就和她所出生的家庭、时代休戚相关，如果不是她那个显赫的家庭，两个曾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呼风唤雨却也闻名政商两界的哥哥，她也不会与同样出生名门的倜傥才子徐志摩结下一段看似不幸却也相互成就的姻缘。

    在以徐志摩为主角的传记中，其原配夫人张幼仪仅能占到那么薄薄几页，一是他们二人间来往的书信不多，且很多并没有公诸于世；二来恐怕还是作传者也并没有将张幼仪看作是徐志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徐志摩在张幼仪身上(起码据他所称)并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真理。比起他为林徽因创作的无数感人书信及诗篇和传世甚广的《爱眉小札》，张幼仪被一篇她自己都未曾看到过的《笑解烦恼结》就打发了，看来她的确不是徐志摩内心中所执着追求、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真理”。曾以一篇《论中国妇女之地位》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徐志摩，为着这爱的真理就这么离开了身处异乡尚有身孕的妻子。那些围绕存在紧密相连的部分被抽象而富于感召力的“形而上”无情地敲去了。这场被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桩离婚案件”也因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又一个关于男女爱情、婚姻的隐喻:即使是同情女人，抱着解放女人，呼唤新女性出现的男人也同样用另一种名教使女性深陷另一层囹圄，女性现实境遇中的苦难却丝毫未为之减轻。罗素恐怕没有想到是自己与徐志摩探讨的一套关于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论使诗人下定了“休妻”的决心，而这样的行为的合理性也因着这“真理”的第一性而不再顾及一个女人现实中糟糕的处境。徐志摩是带着解放妻子于封建婚姻的雄心来离婚的，殊不知这桩婚姻中的妻子张幼仪并不希望被“解放”，那些所谓束缚她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恰恰是她追求自己心中贤妻良母理想的基础。正是这理想与现实的反讽使得这次婚姻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说，没有林徽因，徐志摩迟早仍会踏出与原配妻子离婚这一步，但如果他没有出国，恐怕他还真不会和张幼仪离婚，徐的出国的确如本书作者丁言昭所说，是张幼仪人生中的一次转折。

    徐志摩初见张幼仪的照片时所脱口而出的一句“乡下土包子”已经成为他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不可变更的执念，这和把林徽因乃至后来的陆小曼当成是美的化身、爱的精灵的“执念”本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都源自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向高处或者低处的想象。种种关于女性的神话中并不乏毒妇、妖女而同时又伴随着女神、圣女的形象。张幼仪在家里本没有什么地位，父亲自然倚重两个儿子替他光宗耀祖，本是由于算命先生说张家大女儿不易先出嫁，才先把二女张幼仪嫁出去。张幼仪对自己如“缺席审判”般被父兄嫁给他们相中的徐志摩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而是感到自己“嫁给家里人相中的人”的命运即将降临，从传记中看，她十分平静而略带兴奋地嫁到了徐家。她所记住的是母亲那一通关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自然还要对公公婆婆千依百顺。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它当作使命般承担下来。但恰恰是这种恭顺到了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的丈夫徐志摩眼里，却是如此的土气而缺乏灵性。在她嫁到徐家之前，徐志摩已经依着对她家世及受教育程度的经验，判定她是个“乡下土包子”，现在亲眼所见，这种看法更是根深蒂固。张幼仪从出嫁那天开始，就已经不再是她自己，而是徐家的儿媳、徐志摩的妻子，徐志摩对她的看法就不仅仅是使她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这么简单了，而是她在丧失主体性的同时，还被定义成为一个有残缺的、需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丈夫心目中所谓新女性的个体。张幼仪的“缺失”并不是她自身有什么身体或心理的残疾，而是由于不符合丈夫的理想的缺失。同时，这理想又因为那个时代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传统与现代之争。在女性依据男人的界定而存在的时代，时代风气发生转变，首当其冲要“被启蒙”的自然又是女性。

    无论是开始的“乡下土包子”事件，还是后来的“打胎”事件，也许仅仅是夫妻二人所故持的一些想法没有得到有效沟通与化解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这些来自各自家庭、教育的不同观念本来也许并非不能解决，却在当时那种追赶时髦、一再求新的时代风气下逐渐扩大，最终使两个最初就有着隔膜的人分道扬镳。一次离婚，反而使一个“残缺”的张幼仪找回了自我。离婚之初，她抱定要成为徐志摩心中的“读书”的新女性，一个人在德国带着儿子彼得完成了学业，满足丈夫曾经的期待却成就了自救的事业。令人痛心的彼得之死，可能使徐志摩稍稍感到了现实中为人父的一份责任。张幼仪却完成了从迷失到重获自我的成人仪式。这其中最大的收获恐怕是从中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己本来就是完整的。种种在观念中的挣扎不过是为自己找到在现实生存下去的依据，而那些观念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你可以把她定义为一个从传统中重生的现代女性，也可以把她定义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传统女性，但张幼仪只是张幼仪，无论她是否通过完成德国的学业而成为了第一任丈夫徐志摩心目中的新女性，也无论她之后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她用她在传统与现代两极的挣扎回应了这个时代的主题，给出了对在那个时代生存的一个女性的答案。一个女人并不需要被一个男人定义就可以存在，而一个男人反而被为定义而定义的时代所葬送，这其中的玄机与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是读罢全书所要引起的思考吧。

    既然是传记，自然要出现很多的声音，这里面张幼仪自然是主角。她曾在张邦梅所著的《小脚与西服》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在这本《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中，她借很多人之口再次发出了声音——这些杂糅了包括作者和经由她的笔转述的一个个围绕着主人公张幼仪的“声音”。这些声音也许在某些方面不会因张幼仪的记忆偏差、错觉而更显真实与客观。比起那些学究们的研究资料中出现的张幼仪，这本书也因作者加入了合理的文学想象而更为生动、易读，富于感染力。当然，要用一本传记就讲述清一个女人复杂的一生是很难的，历史无不是被杜撰出来的，那些琐碎的细节也许正是因为带有了现在人叙述的视点而变得有意义，并折射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实。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人发出她作为个体——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恐怕是那个时代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中对个体的推崇，及鲁迅先生所一再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之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