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
文：散木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
日记：时代的实录
校长（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教授（清华、西南联大、西南师院）的吴宓、学生再到教授的罗荣渠，三人三部日记，实在就是近现代历史上中国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而其所记载的范围又是从清末、民国、新中国再至我们当下生活其中的“改革开放”岁月，它们彼此衔接，又打通了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折射出曾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天地翻覆的历史全景和画面，因此，似可以这么说：谓之为时代的实录不为过。至于这三位学人写下的这三部日记，也有如编辑者所言：皆是“以生命实践个人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其实，岂仅是“史料价值”，它们还是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这里，竺、吴二先生应该是属于２０世纪前一代的知识分子，罗先生则是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日记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真实的心路历程。其中，尤其是竺、吴的日记，更堪称是两个世纪交替之间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椎心泣血、或者披心沥血的心灵史，笔者大胆预计：他们的日记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被我们反复诵读、咀嚼，乃至反复征引。
学潮生活：罗荣渠与胡适
罗荣渠先生是在中国开展现代化研究的开创性学者，可惜过世过早，不过，就这皇皇数册的《罗荣渠文集》而言，已经焕然可观了。这部文集，是罗先生的众弟子收集和编注的，相信罗先生于地下也会欣然暝目。不过，其中也存有少许小疵，如日记的编辑体例，编注者将按语窜入正文，似不妥；又正文略失于校核，如第１５７页的《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张菊”，当为“张菊生”，此外又如“腾固”（撰有《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亦当为滕固。
罗荣渠先生的《北大岁月》，所谓“岁月”，愚意是记录了三个时代——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和北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北大。而北大一向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焦点和热点，这里发生的事情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历史上的“宏大叙事”相关，因此，罗先生的记录就有了超出个人情怀的成份，同时又带有了时代大潮之下由北大学人再至中国知识分子心灵记录的成份。
先是战争年代。罗先生是于“抗战”胜利之际的１９４５年就读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随后，除了学府的读书生活之外，他还目击、参加了时代特色的学潮。这里的所谓“学潮”，有我们所熟知的昆明学生运动，以及李公仆、闻一多诸先生的烈死，等等。而大学生以及教授们又是以爱国著称的，那么，爱国，怎么又会让参加者后来懊恼不已、检讨不已了呢？原来，罗先生在日记中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反美（扶日）反蒋的学生运动之外，还记录了当时抗议苏军在东北进行劫掠的学生运动（召开“东北问题演讲会，燕树棠、雷海宗、查良钊等讲演，皆义愤填膺，会毕举行游行”，后罗先生因参加游行多次检讨），显然，那是罗先生他们青葱般的岁月，天真且怀抱理想，历史和时代的复杂性还不曾被他们所窥破，庶几等同于后来又一代青年的“浪漫岁月”。
也是不久之后，不仅热血的学生们更加激烈了，教授们也更激烈了，你看罗先生日记中记录的张奚若等等，哪个不是指天戟地、慷当以慨？而原来曾经受到学生们敬仰的“五四”旗手如胡适校长，则因为不再是时代大潮的弄潮儿——简直是逆潮老太了，动辄言语间“引起一些同学的反感”。在复校后的北大学潮中间，胡校长真是难为了——没有了围墙的北大，没有了政治和学术的区别的北大，没有了争议和激烈的区别的北大，叫他怎么好呢？于是，当胡校长提出：“学校无治外法权”、“学生不是特殊身份”、“干革命工作应该自身负责”时，你可以想见：会有多少唾沫朝向学生们曾经心爱的校长飞去。不过，胡适毕竟是胡适呵，当国民党官员的训导长陈雪屏带了五百人学生的黑名单去见胡适，要求胡校长要他们投案时，胡适却又不答应了。陈雪屏于是说胡校长最好去南京避一下，让国民党军警好下手抓人，胡适也是不答应的。最后，在炮火连天之下，飞离了北大的胡适在南京举行的北大校庆会上不禁哭了起来，学生的罗荣渠却不再同情他了，他写道：这“真是不害臊，是独效包胥之哭呢，还是猫哭老鼠呢？”这就是时代的语言了。这又不独是罗先生一人，又不久，胡适“以擅离职守向教育部自请处分”，罗先生以为这不过是“大人物们多是沐猴而冠，善于演戏者也”。而后来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的季羡林先生，当时却是表示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的。这，也是近乎残酷的历史了。
读书生活：学生时代的问学
其实，罗荣渠先生的《北大岁月》，让我最感怀的，是他记录学生时代问学的认真和广博，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等等），已经远离了这一切。
罗先生的西南联大或北大红楼的生活，一言以蔽之：读书生活而已。当然，那并不是读死书，看看他当年于读书之外的活动，如举办校史展览等等，都是现在的大学生很难做到的了。当然，不同时代的大学生都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青春的躁动期，罗先生记有“寝室里诸君爱谈女人，言辞尽低级之能事”等等，如今翻变为“一夜情”之类了，却说不上是历史的进步吧？罗先生说“生活是体验出来的，青年人处处是狂想，坏处也是狂想”，这不错，少年不狂何时能狂？但狂也要有狂的本领，人家罗先生，读书时代（那时他读的是禁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类）已经敢于向权威问难了——这如哲学家的张东荪先生。罗先生说：“张先生是一个通儒；但是他所得的结论稍有不惬我心者，我想其原因是我们的性格不同，即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之不同，或称为类型不同，以及信仰的不同，因此立论虽然符合谨严的逻辑，并且似乎无懈可击，但结论常常是事实与理想的掺杂”；又如红色哲学家的张申府先生，罗先生说：“他唯罗素始，唯罗素终，认为此老是二十世纪哲学自始至终的主潮。此外，他旁及唯物辩证法、逻辑经验派、实验主义诸家，全部差不多讲了三个钟头，可谓大卖气力。听众慕名而来者真不少，北楼礼堂满满地挤了一堂，真是热闹。张先生自始至终虽然举了不少的哲学家，但是至少我记得是漏掉了ＣｒｏＣｅ（克罗齐）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怀德海）两个人。”再如“文化形态史观”的雷海宗、林同济两先生，罗先生认为“所谓文化形态史观者，内容也贫乏得可怜，因为死的形态是否能说明活的历史已经大成问题，加上战国时代的重演，假设过于大胆，而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统一阶段的分期不但似是而非，而且应用于横的空间和纵的时间也狭小得十分可怜，真是没有想到教授们的思想也如此不成熟”。如何，这才是“狂”有“狂”的所在。
罗先生的《北大岁月》，让我还感怀的一处，是那时学生与教师的真诚。具体说来，是罗先生与北大历史系向达先生的交往。
罗先生因研究爱好，经常去向达那里交读书报告，两人不拘，竟有“向先生随着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谢绝了，接下来就站着自由地交谈起来”的情景。师生交往，竟还会有如下的场面：
“向达先生借我以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手抄本，此本是觉明先生据毕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书》抄出，并另依六本校定。全文虽不多，但抄本全用蝇头小楷仔细校写，工正整齐，一毫不苟，写错处皆用纸挖补改正，故全书无一墨痕。先生之精细用功，令人惊羡，益深自愧后生小子之气浮心粗，不足以言治学也。”
“赴觉明先生处，向先生示以关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参考书目，有五六张纸之多，这还只限于原材料方面，看后令人咂舌不已。先生又从其笔记中取出一张详细书目，尽列明末清初刻本之宗教书籍约数十百种，何其浩瀚！先生还拿出一些他在巴黎抄的手抄本，全是依照原书格式依样画葫芦抄成的，无丝毫走样或偷工减料，摘抄之处，字迹写得很工整美观。他做学问如此耐心、踏实、彻底，实在令人叹服。这在教授中并不多见，在同学中更是绝无其人。看到他如此做学问的认真精神，自己益深感到惭愧、惶恐，受到很大激励，更由此知道学术之伟大与尊严。临走，借得手抄巴黎藏本书十三种，计有：《六书实义》温古子述、《重刊二十五言》利玛窦、《西国记法》利玛窦诠著，朱鼎瀚参定、《开天宝钥》清陈薰、《交友论》利玛窦、《斐录答汇》卷上、下，高一志译授，东莱毕拱辰删润、《樊绍祚奏》、《原本论》刘凝、《五十言余》艾思及、《再与颜大老师书等文诗书辩错解》闽漳严谟定猷、《易原订余附》严谟、《鲰言》清严谟保录。又笔记抄本郭保录《太平万年书》等一册。先生所撰之《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初稿原本一册。得到这么一大堆珍贵书籍，真令人喜出望外。”
向达几乎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授之以学生，全无保守和小家气，这在今天，会有么？不仅如此，当时“向达不大赞同我读《西方的没落》（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他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是悲观论者”，向先生还认为“唯物史观，是从多数人出发的”，从而又给罗先生以史观的教育。
向达一生治学，原本与现实政治无缘，正是在不得不问政治的语境中，向先生左倾了。那是什么环境呢？罗先生环顾“学校的标语，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解放中国、踏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政府改组胡适、拥护向达教授做我们的训导长、国民党教职员退出北大”，到了向达先生离别北大之际，学生们向他告别，向达说“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把政治弄好，实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这是自作自受；现代人尤其应该纠正的一点是，前一辈他们不问别人的事，都是些只顾打扫门前雪的人，因而希望我们这一辈人应该站起来，应该改变这种态度，应该过问某些事。”那么，“过问”什么？罗先生几乎快截地回答道：“我得了一个结论：共产党必须存在，否则这些腐败分子更可以旁若无人地腐败了。”这当然又是历史的选择了。
那个时节，人们不仅痛快地得出政治结论，而且还反省到更为深刻的文化问题，如向达对学生表示：“现代中国文化是不中不西的买办文化，其毒害国家民族之深，令人为之痛心”。他们实在是企盼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国的出现。于是，在秧歌舞中，“向先生也跟着我们一同扭，硬脚硬手的，有趣得很。最后，我们高唱《让我们同在一起》，把先生送出教室”。本来么，那是旭日初升的时节，一向低头问学的向达先生，也高仰着头，欢快地步入歌舞的队伍。这甚至让罗先生也有些意外了——“在系办公室碰见觉明先生，与他闲聊起来。我问他是否打算把他未完成的《西学东渐史》的稿子续成，他笑着说道：‘人家都说光明要到来了，还写那个干什么﹖’蓦然听了这句话，使我心里非常不痛快。虽然这好像是句笑话，但是出自一位教师的口中，总觉得有点刺耳。”这，又是历史的写真了。
知识分子的罗荣渠
向达和罗荣渠他们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大踏步地进入到新中国的。他们几乎是忘情地告别了过去，迎来了新的时代。
这近乎于当年罗先生看了一部《万家灯火》的电影后的感想：“我一路走一路想，知识分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爱面子死要脸’，这实在是对一般知识分子真实的刻画。知识分子压榨在广大人民身上建设他们的‘有闲文化’，这是好一群聪明而脆弱的蠹虫呀，为了更大多数苦难的人类，我更坚定了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念。”
这是他们当年的体认。可惜，他们还须有一番汗与血的炼历，比如赴“徐水人民公社去走马看花”之类，他们仍然会轻信（“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的近景了，这不是发人深思的事么？”），会迷惘——。终于，他们也会更加体认道：“知识分子——士，在中国有很古老的传统，但它是专制王权和官僚儒学的产物，科举制盛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完全成为御用的奴才了。现实政治就充满种种污秽，要想出污泥而不染就不要去搞蹩脚的政治游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当要认真思索今后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虽然能力菲薄，来日无多，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一点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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