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靳雪晴
出处：江淮晨报 2006年11月
近来重读了一遍胡兰成《今生今世》，虽然极不喜欢胡兰成这个人，但我也没有办法否认他的才气。只是，有一种才气是令人生厌的。
我觉得一个没有才气的人若是讨厌，顶多是有些碍眼——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将他的讨厌发扬得很醒目，可是一个讨厌的人要是偏偏又有才气，像胡兰成，在他忙不迭地表现他的才气的过程中那种令人生厌的感觉就随之挥发了出来，远远盖过了他的才气。
胡兰成的才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才，一是识人知人。可惜全都用错了地方，他把他的才气只用在了两个地方：一是做汉奸，一是通过俘虏各色各样女子的芳心再弃之如敝屣以显摆自己的魅力。所以亦舒在看了《今生今世》后说胡兰成“下作不堪”、“使人欲呕”，即便是为这本书作序的力主对胡兰成“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的止庵先生，在序文中也写了这样的句子——“他岂止有些讨厌而已，还颇得意于这讨厌”。
从文才来说，胡兰成的文字确实“清嘉婉媚”，可以算是个才子。《今生今世》的 “韶华胜极” 一章是这本书中令人生厌成分最少的一部分，《 桃花》、《陌上桑》、《清明》、《采茶》、《子夜秋歌》以及写他母亲的《胡门吴氏》等几乎篇篇都是美文，在他的娓娓道来中，他故乡胡村像有着桃花源意境的一幅水墨画，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还有写他与佘爱珍的感情生活的《良时燕婉》一节中，关于佘爱珍的前夫吴四宝的描述是很精彩的，把一个“单是铮铮男儿本色，亦所到之处，惊动万人”的“响响亮亮”的草莽英雄烘托得呼之欲出。但就是在这样的文章里，还是时不时流露出作者骨子里的“汉奸气”，比如故乡的名人中他独“喜欢宋朝胡铨”，不是为胡铨乃爱国忠臣，而是因羡慕“金人以千金购求他弹劾秦桧的奏疏”，而所谓“响响亮亮”的吴四宝佘爱珍夫妇其实全是汉奸。
不由联想到周作人。周作人是“人废文不废”的典型，在文学史上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我们从他的文章里也并没有看到当汉奸有理的意思，而胡兰成的文字中就常常表露出投机、唯利是图是天经地义的主张。做了汉奸他还振振有词——“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因为“我……非常重功利，凡不能渡过灾难，不能打天下的人，他便有怎样的好处，亦总有欠缺”的缘故，在日本投降后转而欣赏起蒋介石来……可惜他这“墙头草”的如意算盘没法打响，只要是中国人对汉奸都是极为不齿的。所以，对周作人和胡兰成，我都感觉很遗憾，但遗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周作人我遗憾的是“如此有才的人怎么当了汉奸呢？”，而对胡兰成则是“这样一个汉奸坯子为什么要有才呢？”。
如果说胡兰成的文才虽能称清媚但与大家的水准还有距离的话，那么他的“知人”的本领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胡兰成是个品性无良的小人，但是为什么较之他更优秀的女子如民国四大才女之首的张爱玲、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味道的佘爱珍，以及平常女子如周训德、范秀美等不仅都陷入他的情网并且在他落难时还都对他不离不弃呢？而且不止在男女关系方面，逃亡途中他尚得到了梁漱溟等人的赏识，在日本还结识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这跟他善于“知人”的本领是分不开的。“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人对于能够真正懂得自己的知音都是非常珍惜的吧，因为理解万岁。而胡兰成就有这样的本事，似乎只要是他想懂的人，他就能理解对方懂得对方，梁漱溟先生给他的回信中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张爱玲对他也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话。
胡兰成在“知人”这方面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但是他的“知人”却少有真诚的成分，不是出于利用的目的，就是出于洋洋得意的炫耀。《今生今世》中大部分的内容是胡兰成与多位民国女子的情感纠葛，对于他写自己的薄幸和她们的痴情有人说这至少说明胡还是坦率的，我却觉得这不是坦率而是炫耀自己的魅力。写这本书时胡兰成已入暮年，他一生渴求荣华富贵，虽然有才但因为其他方面素质不够，又走的根本就是歧途，连个奸雄都没混上还落得一辈子颠沛流离，所以与大才女张爱玲曾有一段情的这门事恐怕是他这辈子中最出彩的事了，不甘沉寂的他岂肯不加利用？书中只有“民国女子”一章是专门讲张爱玲的，但是其他章节也动不动就把张爱玲拿出来说说，连写他跟别的女人的风流韵事亦要提一提张爱玲，唯恐不提她就没了看点似的——他大概也明白多数读者对这书的兴趣仅限于与张爱玲有关这一点。他在这书中大力描述张爱玲的优异，又活灵活现地描绘着张爱玲被他得手又被他甩了的情形，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魅力非常，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得意让人觉得这个鄙俗无良又失败的才子可怜又可厌。
但至少有一点胡兰成是成功的，那就是借着书中大量披露张爱玲的生活及胡张情事，《今生今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就像如今不出名的人写书要拿“我和某名人不得不说的故事”做卖点一样——虽然这一点本身也是挺让人生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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