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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摆脱贫困生活。
　　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尤怒斯坚信，借货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文：周年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小国家有时候能产生一些大人物，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比如秘鲁写《资本的秘密》的德·索托，比如我这里要介绍的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小国家的福音，是大国家的遗憾。如果这种人物出现在大国，那对那些大国甚至对全球都是贡献巨大的。可惜，造化往往作弄人类。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除了一身力气（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或者潜在的力气（如果他正在生病的话）外，他一无所有，既没有实现自己力气的资源，也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奇怪的是，全球流行的借贷文化是，只借钱给有资产的人，即有抵押品的人。其实际结果是有钱的人更有钱，贫穷的人继续贫穷。也许，不是没有人发现这其中的荒谬之处，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不会看不到其中的荒诞，可能是没有勇气指出这种荒诞，或者基于利己的原则，认为纠缠于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中毫无意义，更可能是知识的求真原则淹没了他们道德上的求善冲动。

对于小额贷款这个话题，中国人并不陌生。在山西吕梁龙水头村小额贷款试验已经持续十多年之久，成效非常好，使不少农民脱贫致富，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一直无法在国内大面积推广。孟加拉是小额贷款做得最成功效果最好的国家，是因为有尤努斯这样一个怀抱拯救穷人之心的穷人的银行家。

《穷人的银行家》是一本尤努斯的传记，记叙了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专为最贫穷的人提供小额贷款的艰难历程。从各个方面来说，孟加拉是一个最难进行小额贷款的国家，尤其是主要针对最贫穷妇女的小额贷款。孟加拉的妇女受着“遮蔽”文化的束缚，禁止走出家门，同时受着自己丈夫的管束，除了自己亲近的男性亲属外不能跟陌生的男人接触，也不允许经手金钱方面的事情。要对这些人发放贷款，可谓所有的不利条件都齐备了。

尤努斯开始这个小额贷款项目时走村穿巷，他不能进到一个女人家里，只能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由助手作为中介介绍小额贷款的做法，从助手那里了解有贷款需求妇女的问题，几经周折往往没有任何结果，还得一次又一次来做说服工作。中间时常要受到当地宗教头领的阻扰和正规银行人士的奚落。期间的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是１９７４年孟加拉饥馑导致的死亡，使尤努斯发誓要拯救穷人，他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了。

尤努斯不是呆在书房里做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走村穿巷的现实经济学家，他去实地走访穷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他知道穷人贫穷的症结在哪里。一个被丈夫和家庭遗弃了的妇女，如果她能从高利贷者那里获得５塔拉（相当于２２美分），她就可以买来必备的材料制作竹凳子卖５塔拉５０波沙，赚取５０波沙（相当于２美分），但是高利贷要的利息很高，他们只能勉强糊口，而且有时候高利贷者不借给他们资金，他们就又去乞讨了。这些最贫穷的人不是没有谋生的基本技能，他们是缺少基本的资金。而且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贷款需要抵押担保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习惯，这种借贷文化抛弃了这些贫穷人的贷款权利，逼迫这些得不到贷款的人，要么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或者任其生命像野草一样被踩踏被抛弃。贷款已经成为生存权的一部分，所以尤努斯严峻地对世界说：“贷款是一种人权。”

小额贷款给了穷人一个起点，帮助他们自雇谋生，从事乡村手工业，利用已有的技能挣钱。当很多人怀疑尤努斯给穷人贷款的行为，更质疑这种模式有向全世界推广的价值时，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是９８％，比有抵押担保借款人的情况还要好，在孟加拉成为服务于２５０万人的全国性银行，而且格莱珉银行的做法绵延五大洲，被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采用，成效也很好。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最终可以追溯到一些细节。为何有这么高的还款率？尤努斯的解释是：“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这当然把握了这些穷人最深层的动机。

但我认为，格莱珉银行成功的关键在于，格莱珉银行以５人小组为单元，再由这个单元扩展为地区中心。一般来说，流动社会的人处于陌生的环境，他的行为没有熟人社会的压力，要是没有法律的威慑，处于流动中的人可能选择不诚实、不守信，一锤子买卖时彼此欺骗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受着周围熟人的舆论压力，他们会自动选择诚信，如果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陌生环境是一次博弈，而熟人环境是多次博弈。

格莱珉银行的５人小组单元制造了一个互相制约的熟人环境，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有共同利益的互助组织。只要其中１人不还款，这个小组就没有贷款的权利，这会给不还款的组员以压力，当这个组员确实因为受灾、疾病不能还清贷款时，其他的组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帮助还款。

这个经验其实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在现代中国社会，城乡人员流动已经是既定现实，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格莱珉银行那样的计划，一定要在流动社会中人为制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这将是所有这类项目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世界上脱贫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剩下的几千万贫穷人口似乎是最难脱贫的。对于这些穷人该采取什么扶贫方式呢？能否借鉴尤努斯小额贷款模式，建立这种５人或更多人为一个小组的组织呢？

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整个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国有为主导的，不仅有全世界所有银行一样的为富人服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更多地服务于国有企业，而忽视大量的民营企业，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偏于封闭的系统。从“贷款是一种人权”的角度看，中国金融业向格莱珉银行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除非改革银行的体制与观念，不然连这种学习的动力都不会有，更别提服务于民企和贫穷的个人了。

有意思的是，孟加拉这样一个比中国发展级别还低的发展中国家，只是因为有了尤努斯这样一个人，整个国家老百姓的福利都大大提高了。尤努斯是孟加拉的幸运之星！

文：文刀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银行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大概是通识。前些时候沸沸扬扬的银行对小额储户收费案，可以作为这一通识的最新注脚。笔者在银行业厮混了近二十年，银行嫌贫爱富的事，听得多，看得多，做得也不少。可以说“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记得鲁迅这样说过。老实说，理性的人，的确要多想一想这个问题。
　
　在南亚的孟加拉，有这么一家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银行，她专以穷人为服务对象，并且其中96%是妇女。要知道，孟加拉基本上是个穆斯林国家，妇女的地位并不高。这家名为格莱珉(Grameen，孟加拉语，意为村庄的、乡村的）的银行成立20多年来，只有三年没有利润。2005年，格莱珉盈利1521万美元，约合1.2亿人民币。格莱珉银行累计放贷28101亿塔卡（约合322亿人民币）；2006年贷款余额为317亿塔卡（约合36亿人民币）；格莱珉的贷款者拥有该银行的94%的股权（另6%为政府拥有）。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到格莱珉银行贷款，竟然无须抵押担保。而她的不良贷款率竟然低于1.11%。要知道，在国际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2%，就很难得了。21世纪报社的某位高级记者，曾经就这一问题询问来自10个行业的高级人员：一家银行专门发放小额贷款给农村的穷人，甚至身无分文的乞丐，在没有政府资助、国际机构捐款的前提下，能够自给自足吗？10名精英的答案无一例外：“不可能！”

　　怀疑格莱珉银行业绩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乔纳森·默多克（Jonathan Morduch）教授。他于1999年撰文质疑格莱珉银行低于1.6%的不良贷款率不真实，实际上应该是7.8%；他还说格莱珉实际是依靠捐款来生存的，如果要自给自足收支平衡，贷款的实际利率要高达25.7%。

　　人们的怀疑并非毫无理由，因为，那是基于银行业的全部历史以及我们的理性分析的。然而，格莱珉确实创造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始于30年前。那时候，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为不忍目睹制作竹凳的贫穷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掏腰包，将27美元分借42个赤贫村妇，由此开始其无抵押小额贷款事业。

　　遥想一下孟加拉的贫穷吧，42人平分27美元，人均0.64美元，约合5.14元人民币。

　　格莱珉的基本运作方式是：1、贷款者虽然无须抵押或担保，但却要找到另外四个人，成立一个五人小组，格莱珉先给其中的两人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允许另两名成员贷款；小组的组长通常是最后一个贷款者。如果中途有人退出，则须补足五人方能继续运作。2、对于借款人而言，她们（请注意性别代码）每周必须偿还小额的贷款，同时存入金额更小的存款。一年后还清债务，她们便可以借更多的贷款，同时还有一笔存款可以动用。例如，一名成员借款1000塔卡（1000塔卡约合115元人民币），利率10%，还款期为一年。一年后本息合计1100塔卡。该成员每周约需还款21塔卡。同时还要存款5塔卡，存款利率为8.5%-12%,一年后还清贷款时，存款本息合计约有260塔卡。有了良好的信用记录，此人便可借用更大额度的贷款。该成员的财务状况会逐渐改善，并最终摆脱贫困。

　　无独有偶，我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也曾在太行山区实施小额贷款计划，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一计划没能做下去。

　　“熟知非真知”。格莱珉银行的事迹说明，我们能想像到穷人的贫穷，却并不知悉穷人有出人意表的信用。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按照由低到高的信用程度，美国各阶层信用排列为：老板、企业高管、白领、蓝领。

　　“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情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尤努斯教授说。因此，尤努斯提倡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贴近穷人，去研究了解穷人。而我们，有的时候，却只是给低收入人群贴上“弱势群体”、“社会底层”的标签，然后放言高论——这种态度，与尤努斯相比，孰高孰低呢？

　　作为银行，以赤贫的人为目标客户群的格莱珉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其他银行还有什么理由不盈利！当然，尤努斯和格莱珉还给予我们许多别的启示，那些也许更为重要。

文：朱正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读到《穷人的银行家》这部自传的时间，是在传主也即作者尤努斯已经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但我欣喜地发现，这部书的中译本却是在今年年初就已出版了，动笔翻译的时间自然还得往前推。译者和出版人当然不会是算准了以后才决定抢占商机，而必定是真心喜欢这本书。有这样有心的译者和出版人在，就不愁没有好书读。

　　确实是一本好书。尤努斯没有在自己个人的内心生活或心路历程上多费笔墨，他只说事。而且，除了简约地叙述了自己早年求学成长的经历以外，他几乎只说了一件事，那就是格莱珉银行的创建和推广。这件事是他毕生的事业，也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他的文笔洗练，思路清晰，叙事平和中肯，字里行间还透着诚实与磊落。一件事说明白了，一个人也已跃然纸上。是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尤努斯的成就是惊人的。他所创建的格莱珉银行是名副其实的“穷人的银行”——不仅是专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而且是实实在在地为穷人们所拥有。从1976年诞生以来，格莱珉银行累计发放的贷款额为44.6亿美元（请记住是全数发放给穷人的！），其中有40.2亿美元已得到清偿（尤努斯一再提请人们注意：穷人的还贷率高于富人！）。如今，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者拥有94％的股权，余下的6％为政府所拥有。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创立和实施的无抵押小额贷款的运作模式已在全世界（也包括美国等富有国家）得到推广，当然也连同它的理念。

　　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模式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慈善事业，而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入市场，为穷人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服务的同时，格莱珉银行自身还是赢利的而非亏本的，在市场竞争中它是胜出者。所不同的是，它有着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投资动机。赢利是必要的，但却是次要的，它的主要动机不是为积累更多的个人财富，而是为实现“一套社会目标”。具体而言，就是为了帮助穷人获得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从而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赢得尊严。

　　格莱珉银行的成功打破了一种成见，即认为为赢利而竞争是市场经济唯一合理或有效的动力机制。在对市场经济表示尊重和表示反感的言论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对此种成见的默认。格莱珉银行却为市场经济成功地引进了一种新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的引进，不是为了取代旧有机制，事实证明，它与旧有的机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按照尤努斯的理念，两种动力机制（从而会有两套评价系统）并存并且互补将会带来一个更健全、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从这个世界消除贫困，需要的不是颠覆市场经济，恰恰相反，需要的是一个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市场。这个市场不再会用穷人的名义设置种种实际上只让富人获益的障碍与壁垒，而是会给穷人开辟出平等进入市场的“通道”。用尤努斯的话说：“‘自由贸易’必须对于最弱小者意味着自由。”

　　建立这样一个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市场不是一个空想，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尤努斯又说：“从这个世界上消除贫困是一件事关意愿的事。”贫困至今还未消除，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认真重视它，是“因为有权势的人仍然不太为它所触动”。现如今通常采用的提供慈善援助的办法，在尤努斯看来决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办法，而只是“回避这个问题”和“摆脱我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慈善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慈善平息我们的良知。”尤努斯的批评是尖锐的，但却是一种真知灼见。

　　为此，尤努斯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期待追求社会目标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良知的组织”大量产生并介入经济活动。格莱珉银行的创建和推广过程提供了一个范例，让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并不缺乏这样的道德资源。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顶着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孟加拉的尤努斯正在中国访问。此时此刻，我们捧着他不久前被译为中文的《穷人的银行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讨论《穷人的银行家》，可能比在孟加拉讨论更为复杂，虽然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孟加拉好很多。有人在道德高地进行审判，称尤努斯让某些中国学者和银行家脸红；有人在技术层面责怪中国一直没有找到让穷人脱离贫穷的正确方法；国内一家权威金融杂志上认为，“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对尤努斯明确表态:新建农村小额信贷机构需要考虑中国政策方面的现实情况，目前只能做到允许贷款而不能存款；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黄毅则直接指出，中国针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等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法规完全是空白，银监会找不出监管的法律依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不久说，中国经济仍然是一种高度管制的经济。如果把张的观点作为我们思考的前提之一，则我们对《穷人的银行家》的理解可能要更为透彻一些。
　　
　　把钱贷给有需要的穷人

　　读过《穷人的银行家》的人肯定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孟加拉的尤努斯会成功？

　　在他的这本自传里，尤努斯给我们的答案并不复杂。首先，小额贷款彻底摆脱了扶贫慈善化的模式。穷人之所以潦倒不堪，往往是因为机会的缺乏。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所以，尤努斯批判孟加拉国援助机构有名无实。其次，尤努斯认为穷人银行在穷人中树立了金融信用意识。穷人最需要钱，但一般银行总认为他们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大部分银行拒绝给穷人放贷的原因是，穷人会把最后一个子儿用来填饱肚子，但是尤努斯建立的格莱珉银行却给他们机会证明了自己的信用品质。

　　第三，格莱珉银行建立了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格莱珉银行以5人小组为单元，再由这个单元扩展为地区中心。尤努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常理:流动社会的人处于陌生的环境，他的行为没有熟人社会的压力，要是没有法律的威慑，处于流动中的人可能选择不诚实、不守信，一锤子买卖时彼此欺骗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受着周围熟人的舆论压力，他们会自动选择诚信。即陌生环境是一次博弈，而熟人环境是多次博弈。尤努斯充分运用社会的多次博弈效应，让格莱珉银行拥有了必要的信用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对于尤努斯给出的答案，我表示谨慎的怀疑，这可能不是他的全部。尽管摆脱扶贫慈善化模式、树立金融信用意识以及建立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是穷人银行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似乎还存在其他更加重要的充分条件。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尤努斯陈列的上述条件复制到眼下的中国，其成功系数可能要大打折扣。

　　从书里我们得知，格莱珉银行是一家典型的私人银行。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者拥有银行94％的股权，政府只拥有6％。而格莱珉银行绝大多数的贷款者是在孟加拉社会结构中毫无地位的妇女。1983年，为了穷人银行的成立，孟加拉特别通过了一项法律，确定了格莱珉银行的市场地位。显然，这样的法律对相对封闭的孟加拉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金融制度跨越。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通过这样一项法律，似乎仍然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当尤努斯听到吴晓灵“只贷不存”的原则，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如果要在制度层面准确界定的话，1983年之前的格莱珉银行，事实上是一家非政府组织(NGO)，尤努斯只是以一个有道德力量和技术元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推动格莱珉银行的发展。看起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孟加拉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允许格莱珉银行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持续经营。

　　当私人银行的制度建设遇到障碍，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相对狭小，针对穷人的小额贷款任务就只能交给政府，或者是政府的派出组织。中国当下的局面正是如此。众所周知的农村信用社，当初政府建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在小额贷款方面解决农民的资金需求问题。可惜这家机构的发展不尽人意，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为政府制造了新的金融包袱。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可能还记得90年代曾经出现过村民储金会和乡镇基金会这两个基层性金融组织，俗称“两会”。事实上这两个组织的出现，就是基层为了弥补信用社的失败而兴建起来的民间小银行。国家不划拨资金，“两会”的全部资金来自农民的自发存款，其贷款对象理论上也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之需。1996年5月，我受领导的委托，在湖南某县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发现全县“两会”共揽储民间资金1.2亿，其中一部分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指派贷给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做了流动资金，另一部分则被当地行政事业单位强行挪作行政费用。结果，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经营亏损，无力偿还贷款，行政事业单位更是长年负债，农民的存款被掏空，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总结原因时，我们一直认为监管机构无法监管不规范的“两会”，并建议立即取缔“两会”，让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占据农村金融市场。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为我思考当年的调查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过于强势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基层“两会”这种旨在推动小额贷款的民间金融组织，最终也只能为当地政府服务。一方面，政府对“两会”具有绝对的指令作用，另一方面，“两会”却不能对强势政府形成任何制约。他们既不是有清晰产权关系的金融企业，也不是有独立品质的非政府组织，说到底，“两会”不过是乡镇、村两级政府的小金库，“两会”的破产乃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一部尚未成功的总记录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摆在我们面前，有人把他当成了一块道德标签，欲对中国的学者和银行家们进行审判。在我看来，这既是某种情绪化的发泄，更是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我们都不缺少尤努斯这样的志士，只是天不遂人，尤努斯成功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失败告终。

　　最早对中国农民进行小额贷款的人应该是宋朝宰相王安石，他设计的青苗法，具有小额贷款的雏形。有人戏言，假如900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成功，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轮不到尤努斯了。

　　1929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始实施他的乡村建设计划。他提出“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晏阳初还在定县推行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村自治、农民自卫等工作的开展，培养农民的“公共心”和“团结力”。从这一点看，他更多的是站在教化的层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没有成功，是否与他的道德教化有关，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可叹时局混乱，日本人侵略中国，晏先生的定县实验被迫结束。

　　温铁军是重走晏阳初之路的当代经济学家。一样的地点，甚至是一样的方法，温铁军却没有取得当年晏阳初的效果，如果借用今天尤努斯的方法做参照，我们应该是不难找到温铁军失败的原因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也具有尤努斯穷人银行的痕迹。从1993年茅于轼投入第一笔资金500元开始，经过8年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已经累积到11万元，绝大部分是茅于轼先生从各种渠道筹集来的，出资人既有知名学者如林毅夫、卢锋，汤敏博士，也有山西省原省长孙文盛等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一些海内外的热心人士，茅于轼自己则是最大的出资人，迄今已投入23000多元。这些钱，8年间共贷出541次，其中治病贷款109次，上学贷款7次，发展生产贷款398次。541笔贷款中，只有6笔没有按时还款，共计7600元，占基金总数的6.8％。

　　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与格莱珉银行的制度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茅于轼没有在当地开展揽储业务，只是用自己积累的基金从事贷款，并收取一定的利息。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扶贫和慈善性质的基金组织，也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非法集资，进而认为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扰乱了当地金融秩序。

　　同时，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也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可惜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从此无迹可寻。据本书译者吴士宏介绍，2004年她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最近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

　　吴士宏认为，这显然来自尤努斯的启示，几年后，当地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一种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可惜在中国，诸如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空间小。而一旦让草根民主这样的理念参与其中，则可怜的小额贷款更加危险了。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读《穷人的银行家》，让人眼热。如同吴士宏所言，她将用自己的后半生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大概她认为尤努斯不仅提供给了她道德激情，而且提供了救助穷人的具体方法。显然，有吴士宏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了打算来中国开乡村银行的尤努斯。在此次访问期间，他声称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中国政府正研究允许孟加拉乡村银行在华试点，经营存款、贷款和保险等业务。吴晓灵甚至口头表示，以后可以发给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执照。

　　可是我的看法却相当悲观，即使吴晓灵没有强调“允许贷款而不能存款”的政策，我也谨慎地保留我的悲观立场:当下，在中国开办穷人银行不具备客观环境，即使尤努斯把他的格莱珉银行复制到中国来，也不例外。

　　在孟加拉，尤努斯从理论的象牙塔中抽身而出，用激情开始了他的穷人银行家生涯，但是在中国，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体面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隐含着人权概念，尤努斯正是从这里出发，意识到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予穷人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竞争。

　　利益之间的划分也相当敏感。中国的银行基本上仍然是超垄断企业，如何在垄断企业的碗里分出一杯羹给格莱珉这样的银行，太难了。难度肯定超过了尤努斯津津乐道的经验。还有国有经济主体、金融秩序、颜色革命、社会稳定等等，很少有人不在这些重大问题面前败下阵来。

　　还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张维迎说，“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正当的商业权力，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方面仍然受到太多的限制，而对自由商业原则的限制常常造成对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的伤害。”

　　虽然张维迎说出的只是常识，但我还是要把这段话抄录给尤努斯先生，同时也送给那些激情有加的好人，比如吴士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