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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各位大家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录。冯友兰，专杨亮功，田炯锦讲述老北大趣闻轶事，梁实秋，何炳棣抒发对清华的感激之情，郑骞介绍燕京大学中文系，朱家溍怀念在辅仁的大学时光，吴阶平“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何炳棣褒扬西南联大的优良学习，汪曾祺则描绘了非常时期的大学生活——泡茶馆，跑警报，蒋梦麟回首留美生活片断，胡适跟大学生他选笃科系的故事。

文：周立民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1月

    好像是陈平原教授写过文章感叹大学里扶着老教授谈经论道、谈天说地的风景即将消逝。在读完这本《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后，一方面羡慕前辈们色彩斑斓的大学记忆，一方面也担心书里所讲的事情行将成为“神话”。

    “色彩斑斓的大学记忆”好像并无稀奇之处，大学时代正是人的青春期，每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都是生气勃勃动人心弦流连忘返的，青春，爱情，友情，梦想……每一个字眼都不会让你无动于衷。但我想强调的是关于学业的记忆，因为不论大学生活多么丰富，求学都应当是它的主旋律。而谈到学业，留给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是什么呢？学分，考级，论文，外语，计算机……不是说大师们昔日的大学生活里就没有这些，就没有学业的压力就完全轻松自在，而是在这些具体的指标和学习的形式之外，还有一种更诱人并且能够让你一辈子在学术的海洋中遨游也不会疲倦的东西，那就是精神的魅力，学问本身的魅力。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就是：“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而大学则是培养学生对学问的兴趣，激发学生热爱学问，从而引导学生走上向学之路的地方。这似乎是常识，但当代大学发展似乎正一步步地远离这些最基本的职责，要把精神养育之地变成单一的职业培训学校，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职业培养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更新和提高，而精神的种子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年没有种下，那么则恐怕辜费再也难以改变了。

    现在的大学正处在人文精神与实用主义生死搏斗的前夜，实用主义在社会上四处横行也就罢了，但在象牙塔中人文精神能否有它的一席之地却不可等闲视之。实用主义渗透在从学校管理、专业设置到授课方式的方方面面(编者为这本书所选择的书名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胡适选专业”？这是什么书，无非是报考指南、就业指导之类的嘛，幸好还有个副题“大师们的大学生活”才把问题说得明白点)，使得今天的人已经难以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面对着它们如听神话。比如说，仅仅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只是因为得到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欣赏，最终竟成为这座著名学府的教授，这在今天看来不是神话吗？别说系主任，就是教育部长也不敢玩这个啊！冯友兰印象深刻的还有在北大读书时找校长蔡元培办事，他是为弟弟出国留学讨一张肄业证明，照普通程序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找校长“特事特办”。“特事特办”现在也不是没有，可是它的对象当然是限于杰出的人或不同凡响的事情，可冯友兰当时区区一学生，校长也不认得他，那么看看他是怎样朝见学校的最高当局的吧：

    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早就为制度和程序之类的挡在门外了。不是说当年就没有制度，但在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里，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事情更圆满，而在一个功利的校园里，人沦为制度的奴隶，人利用制度去谋取不当利益。人文气息会给学校里带来什么？会带来一种宽容、自由、健康、积极、个性又平等的精神环境，大学在现代社会里要创造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才是培养大师、良才的温床，相对来说传授知识则在其次，因为信息发达的今天，知识的传授途径有很多，说得再绝对一点在家里自学也能读通唐诗宋词，将《辞海》看熟了可能比教授还有知识，但是大学里那种精神氛围，大师身上的精神气质则是非到这个现场所无法感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作者中，不止一个人津津乐道于听某位大师上课的事情，讲课的内容可能早忘记了，但他们所感受到的“气象”却能影响终生。为此何炳棣才把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视为“天堂”：“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何炳棣《清华精神》)创造一个利于心智发展的精神环境，这才是大学的正途，而洋洋自得地设置多少有用的专业、训练出多少实用技能可能是赚钱的大道，靠教育赚钱，那是在倒卖人的灵魂！

    在人文气息浓郁的地方，每个人才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才会培养出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当年的大学里流传的故事特别多，你可以当笑话去听，但它们难道不也体现出人的精神气象，这不也是一所学校无形资产中最宝贵的部分吗？比如说陈独秀的“豪放”，照相的时候脚都伸到梁漱溟的前面了，而且相片出来后，他竟然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学生回答他：“这是你的脚。”呵呵……汪曾祺的笔下西南联大的学生整天泡在茶馆里，竟然也能好处多多，而不是不务正业，原因有三：一是可养浩然之气，在污浊的年代中能清高自守、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二是能多读书，茶馆里出人才；三是可以接触社会。看来大学只要有一种向学的气氛，课堂究竟设在哪里并不重要。(汪曾祺《泡茶馆》)还有更逗的故事，我觉得是书呆子的“智慧”，这种书呆子的故事反倒让我感受到校园里的一种气氛，一种对学问的“灵活运用”，一种雅的讽刺而不是粗俗：“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汪曾祺《跑警报》)

    可惜，这样的故事我们是讲不出来了，多少年后我们讲的只有谁考外语作弊被抓，谁找不到工作当街卖肉这种“蠢事”了！哪怕，我们成为“大师”。临了，再对这书的副标题挑剔几句，叫“学者作家们的大学生活”不就行了吗？怎么现在什么都非挂上“大师”不可呢！……典型一时代特征，没有大师却最喜欢拿“大师”到处招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