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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百感交集的作品。历史与生活，理智与情感，动荡与宁静，热烈与温柔，欢笑与泪水……在这部作品里熔于一炉。读《三生三世》，看一个一生漂泊的华裔女作家，如何在异乡的鹿园里，面带微笑，怀抱岁月沧桑。我觉得那是一个苍凉的姿势，更是一个动人的姿势。
　　为什么叫《三生三世》？中国人活得太不容易了，别人只能活一生一世，而中国人一生就得经历三生三世的试炼和痛苦。也算福气吧。看了她的书，你为她哭还是为她笑？你为大家哭还是为大家笑？当一切都化为陈迹以后，还有文字，还有书。聂华苓、安格尔和我们都活在书里。毕竟有那么多中国同行在华苓的依阿华山坡上，一个叫做渡埠客街的家里，度过那么美丽和快活的时光。那样快乐的时光并不是常常能够得到的。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今年，在香港第一次见到聂华苓女士。但是知道海外有个女作家聂华苓，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从媒体报道中知道聂华苓和保尔·安格尔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和“作家创作坊”，首次打破封闭了二十几年的禁地，邀请中国大陆作家走出国门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后来又知道，他们夫妇在当时的海峡两岸做着同样的破坚冰的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台湾岛也处于恐怖之中，作家陈映真两次被邀请，第一次1968年因发生被捕事件而搁浅，聂华苓夫妇立刻在海外投入了营救活动，直到1983年陈映真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成行。那一次在爱荷华，他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大陆的作家，其中有风骨嶙峋的吴祖光和同游美利坚的茹志鹃母女，以后就有了王安忆写作《乌托邦诗篇》和《英特耐雄奈尔》的后续故事。而聂华苓，也因为“《自由中国》事件”被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流亡多年不得进入台湾……提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程，总是有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在这些故事里，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推动着那些人物，他们盲目地兴奋，残酷地挣扎，奋不顾身地走向那不可知的命运。据聂华苓自称:她是一颗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当命运之刀截开了那根、那干、那枝叶，把汝裁为三截时，再怆然而回望，恍然间就是三生三世了。

    在香港，每天早上与聂华苓边吃早餐边交谈。印象深的是她对刘醒龙的三大卷《圣天门口》的赞扬，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竟一字不拉地读完，还分析了小说的每一章都用了民间说唱《黑暗传》为开篇的结构。她感叹说:中国民间文化的资源真是用不完，贾平凹的小说里穿插了秦腔，刘醒龙小说里运用了说唱，都这么贴切……她说她是湖北人，童年时代就在武汉生活，经历着刘醒龙笔下的那些血腥而高贵的故事，而她的父亲，就是在贵州平越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任上因内战而命归黄泉。听聂华苓谈家世讲历史，总以为她应该与白先勇一样，出身名门，养尊处优，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赴美深造……可是，我读了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三世》之后，才看到了她那充满了坎坷和辛酸的经历:一个多妻制的大家庭，幼年丧父，母亲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早熟的华苓则在抗战的环境中走向成熟……看上去这似乎是巴金笔下描述的进步青年的必经之路，但，还是且慢，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一瞬间展示出它的锋芒来。在第一部《故园春秋》中有《流浪，流浪》一章，她用一连串的抗战时期的歌曲名作为每节文字的小标题，描述当年的天真小伙伴们如何在抗战中开始了人生的故事，然而最终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寻找谈凤英》一节里所描写的，有的人从国统区的北平化妆去了解放区，也有人从刚解放的北平化妆去了国统区，但他们后来所遭遇的困境和磨难却是相似的，于是又形成了殊途同归的悲喜剧。人生是那么不同又是那么的相同，其不同的是时代投射在他们身上的斑驳彩衣，而始终不变的，则是这代人严肃而浪漫的一颗不倦追求的心。从远的目标而言，那就是超越了各种政治集团的功利计较而对人类、正义、道德、理想的真爱。

    回忆录的第二部分《生·死·哀·乐》，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写的是聂华苓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九岁的一段经历，应该说，那是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最滋润最光彩的阶段。但是聂华苓却遭遇了运命中最黯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她的第一次的失败婚姻，正是在这段历史中间发生的，她却淡淡一笔带过，写出来的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了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由兴到衰的全过程。在她的丰润的笔下，这一段经历不单单是黑暗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在国民党专制形态下冲撞、挣扎、斗争的可贵实践。这样一种精神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通过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到鲁迅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一系列的现实批判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在岛内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使本来已成气候的台湾民主力量受到根本性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在血腥中噤若寒蝉，三缄其口。而在当时大陆的宣传中，也以为凡是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去的文化人，总是反动的一帮，可以盖棺定论。所以，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这“跨海的一代”知识分子了解甚少。但从聂华苓的回忆中，我清楚地看到，围绕《自由中国》的那个知识群体，如雷震，如殷海光，如夏道平，如毛子水，他们尽管身份不同，背景有异，甚至理论主张也不一样，但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大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大无畏的，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嶙峋风骨和道德勇气。而这样一种现实战斗精神，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宝贵的精神传统。

    雷震是回忆录里描写得最精彩的人物。他本来是国民党的高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里，“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他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于是，为了杂志，雷震的住房越来越小，最后卖掉大房子搬到郊区去住，他坐的车子越来越大，由小车改乘公车，奔波在木栅与市区之间，最后还是:“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终于，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处十年徒刑。他周围的人，如刘子英、马之骕，被诬陷为“匪谍”，而长期在雷震身边工作的司机，一直受到雷家的照顾，直到临死时才说出自己曾被特务收买，提供过雷震的情报。聂华苓的文笔是收敛的，据说胡适之曾经称赞雷震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建议给雷震树立一个铜像。此话说过也就算了，但在差不多三十五年后，聂华苓用她的笔，为雷震树了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铜像。

    聂华苓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其次是著名的国际文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在她年近八十的晚霞之年，她笔下描绘出来的一系列光彩的人物，有的是现代史上的名人，如雷震、殷海光、胡适……春秋褒贬，令人正色；也有她身边亲近的人物，如母亲、真君、安格尔……笔底饱含感情，催人泪下。第三部《红楼情事》记载了她在爱荷华大学与丈夫安格尔共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也记载了这对夫妇的黄昏之恋。美国诗人保尔·安格尔于1991年旅途中突然去世，真不能想象，六十六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爱荷华，空空荡荡的，但，时间过了十二年，当聂华苓在写这本回忆录时，显然安格尔的灵魂始终盘旋在她的身边，穿梭于她的心灵。我注意到，在香港我们一次一次的交谈中，Paul这个词，一直是她的话题，没有离开她的思绪。以前在我的感觉里，跨国婚姻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融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婚姻形式自然是可以维持的，但真正的感情与精神的无间契合，将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而在聂华苓的自传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半生坎坷路走过来了，一个孤寂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她的磅礴港湾，她投入进去，溶化了自己，也把对方溶化了。我喜欢书中这样的描写aul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挨过饿，我这抗战时期流亡学生也挨过饿，现在两人看见市场里一片新鲜蔬菜、水果、肉类就喜欢，一把一把，一包一包，随手扔在推车里，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领会这种乐趣。我们一同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他喜欢好看的女装，我们在纽约街上走着走着，常常两人同时指着橱窗内一件服装叫好。我穿上，他付账。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Paul喜欢敲敲打打做木工，修阳台，修屋顶，做书架，修椅子。他为我做了一张奶黄长条书桌，现在我就在桌上写下这些回忆。

    这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八十老人的晚霞文采。

文：李欧梵  

　　聂华苓的近作《三生三世》，是一本自传，但也可以作小说读，因为内中的人物皆是真人真事，作者却用一种小说的叙述手法，把他（她）们描写得十分生动。对我而言，这也是一部小小的民国史，特别是该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就是从作者母亲的身世来衬托出民国初年（从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及抗战流亡的动荡局势。我认为仅此一部（约一百二十页）就足已奠定此书不朽的地位。
　　把自传、小说和历史混为一炉，在近年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以小说体裁反映历史的不少，把自传写成小说的也有，或把小说用自传体写出来的更多，而以历史为出发点并借此感怀身世把自己写成英雄的更是汗牛充栋（否则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也不会刊行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三者的分量比重如何斟酌取舍却不是一件易事，况且，就文学形式而言，三种内容和文体的结合势必把这本书写成“多文体”或“多声体”，它虽可符合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框架，但在实际处理上还是煞费周章的。
　　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不少文体：对话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叙述（“故园春秋”）、老友座谈记录（此部的“外一章：寻找谈凤英”）、回忆或纪念性的散文和杂文（“生死哀乐”）和安格尔共同穿插写作——包括书信、回忆、散文和安格尔的诗（“红楼情事”）。可谓五花八门，而这些多声文体的声音都是人的声音，极少抽象说理的文句（所以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式）。它让读者感觉作者是在向她所熟知和深念的人物做不停的对话，而且经由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把这些远去的“游魂”都召回到现在。即使是仍然在世的人物（如陈映真）亦做同样的处理。当然书中的部分文章早已成单篇发表过，或把发表的文章重新修正融入这个总体。这种做法，并无可厚非，也更丰富了本书的“杂”文体的内涵。然而作为一个熟悉华苓的读者，我仍然最喜欢全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甚至觉得此部可以加长，将来作为专书重新出版，单独存在，因为我觉得当前华人作家中可以写出这种“史诗”性作品的人已经极为罕见。我的评论，也以此部为重心。
　　《故园春秋》（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又分两节——《大江东流去》和《流浪，流浪》，描写的是聂华苓“三生三世”的第一生。这部“历史小说”的主角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她的母亲。这位在正史中不见经传的女人，不是什么名人，但她这辈子的生涯，却令我觉得她比民国史中任何人物更伟大，因为她就是民国初年女性的化身。且看华苓在全书第一段的描写：
　　母亲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是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放在全书的第一页）。我一望就感觉一份亲切：她是我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课题中的人物——晚清民初才开办的新式女校的毕业生。特别是她的玳瑁眼镜和一头新式用发夹夹住的短发。手里拿着一本书，不像是线装古籍，可能是《再生缘》的新版吧。于是华苓由此听到她最喜欢的《再生缘》的故事，她靠在母亲身边听：
　　芳年十五容颜美，龙凤之姿不等闲。
　　聂华苓运用了一种最生动的叙事技巧，把自己和母亲的时间距离拉近——近到如同她今天仍在母亲身边听故事一样。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第三人称（母亲）所说的话不用引号，直接用冒号引出来。经过这个小小的更动，似乎把引句中时间和人称的限制也打破了，引号中的“从前话语”变成了文本中听者（作者兼叙述者）现在听到的话语，于是作者/听者的问话也脱离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对话变成了现在进行式，而所叙述的却是七八十年前的事。
　　这种生动的对话和叙事的交融——并由此打破时空的间隔——看来简单，写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作者所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精简的语言，而不是伍尔芙式的意识流。亚裔美国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也曾在她的小说《女武士》（The Woman Warrior）的第一章叙述她母亲说花木兰的故事，所用的英文虽然流畅，在技巧上却有点故作神秘，把个“讲故事”故意直译成“talk-story”，因之也将她母亲说的故事变成神话。我认为华苓的技巧与此不同，非但没有玩弄修辞的玄虚，而且把历史放进母亲的故事中，因此也把故事带到叙述者和读者的“现在”层次。所以读来的感觉是活生生的，就好像我们大家和华苓在一起，围坐在她爱荷华家饭厅的圆桌旁，正在听她的母亲侃侃而谈，说着当年的故事。
　　聂华苓和汤婷婷不同，和上一代没有语言的隔膜，更没有疏离感，当她回忆母亲的时候，是一字一泪的，所以写法一定须要更直接。然而，我还是免不了为之叹息：年轻一代的华人读者，还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她母亲一生的辛酸？她父亲先在军阀门下，后又纳入国民党，最后却无端端地被共产党所杀。他所遗留下来的大家庭，至今已不存在。它也许可以和苏童笔下的《妻妾成群》相比，但经过张艺谋的电影渲染后，已经面目全非，变成“封建”和色情的故事，人的味道反而荡然无存。
　　也许我们更能在《故园春秋》中感受到人的一面。这一段的标题是《大江东流去》，令我们想到“千古风流人物”，而这种“风流”却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中看到的。于是我们又会想起白先勇的《玉卿嫂》和《台北人》中的部分人物，但白先勇写的是小说，不是他的母亲。这二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非但可以从今而怀旧，而且更能把一个过去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一种特有的独白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在本书第十三页，华苓的母亲在向她说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把故事和内心的活动混为一炉：
　　你问我怎么发现你爹有了老婆儿子？我实在不想讲这件事。我已经生了你，你有七八个月了。有天早晨，佣人收拾你爹换下来的衣服去洗，从他衣荷包里掏出一封信，我拿过来一看，一开头就是父亲大人敬禀者，再看下去，信里还有母亲挂念之类的话。一下子，天旋地转，我倒在床上。他骗了我！骗了我的爹妈！骗了我孙家一族的人！我在他家算什么？我能跟他再过下去吗？我又气，又恨，又伤心。我要死，只有死才能整他一辈子。死，死，在他回家之前就死，吞鸦片烟，吞金子，龙凤呈祥金戒指，就戴在我手上，取下来，一杯水，就了结了。你坐在床上，挥着小手，向我笑，要我抱……
　　这段母亲的独白，一方面叙述故事的高潮——原来她丈夫已经娶妻生子，而另一方面也描写当时自己的情绪，到了想死的关键时刻，她的心理活动也附带引出来了，但不久又回复到说故事，并唤回自己女儿童年的形象。这一段话并非意识流，但欲令人感到一种意识流的主观性。
　　如果我要开一门“当代文学选读”的课，一定会选这一段《大江东流去》来逐字逐句地细读（而大陆评论家对于文本细读的兴趣似乎并不大），否则作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和故事中的历史一样。然而，如果我再细读下去，恐怕此文的篇幅更长，非编者所愿，只好暂且打住。
　　与《大江东流去》相较，下一段，《流浪，流浪》却显得略嫌草率。也许是因为母亲这个人物暂时消失了，故事“前景”所呈现的是作者自己和她的几个同学从湖北恩施县屯堡村流浪到重庆的故事。看过《桑青与桃红》的读者，一定会记得类似的段落，是小说中“桑青”的故事最精彩的一段。此处作者为当年自己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脚本”，并且每段开始用一首抗战歌曲引出，是另一种特殊的笔法。可惜的是，内中的《竹林七贤》虽然描写得很生动（而且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七贤”中的四贤还在爱荷华又见了面），但独缺作者自己在中央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的描写，而把所有的情节献给了她的几个朋友。
　　八年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无论历史研究或文学作品，对于这一个伟大题材的关注都太过不足，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大缺陷。因此，我对华苓书中的这一章，期待也特别殷切。抗战八年，生活虽然艰苦，却反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浪漫时代”，然而至今把它作为浪漫小说来写的，恐怕只有鹿桥的《未央歌》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其他的作品都不够“浪漫”！华苓在这一部分避重就轻，可能因为它牵涉到她的第一任丈夫王正路，他们二人回到北平后遭到围城的经验，也在《桑青与桃红》中写过。此处表现得更真切，但仍嫌不足。这一段历史，也是生在红旗下的大陆作家无法体会的，海外作家中只有聂华苓一人可以见证写作。
　　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生·死·哀·乐》（一九四九——一九六四）、《红楼情事》（一九六四——一九九一）——早已脍炙人口，不必我在此细评。第二部说的是台湾，以雷震为主角，兼及殷海光，仍然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政治反而退居次位，成了历史背景。这种小说手法，看来平易近人，却更令在平凡中得窥雷震精神的伟大可贵。殷海光更是如此，那段描写华苓全家和这个孤僻的单身汉同住松江路一幢旧屋的情景，也令人看到殷先生另外的一面：喜欢种花、吃硬饭和辣椒，而且和华苓的母亲相处得极为融洽。这位台湾知识界的一代良心和领袖，虽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却不忘生活的艺术，“书和花就是他的命”，其他皆身外之物。在华苓笔下，他是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好一副清新又生动的形象。
　　然而我仍然最钟意其中对母亲在台湾死亡的描写。好像华苓每次提到母亲，她的笔锋就多了一份亲切，文体也变得更直接了：“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203页）谁不想听这位受尽“生死哀乐”的老太太讲个通宵？也许我个人和华苓的关系太近了（她永远是我的岳母），所以对于她母亲我更有一份亲人的好奇心。然而，平心而论，即使从一个学术的立场，我仍然认为此书中的母亲部分，足可媲美丁玲和冰心笔下的母亲，甚至尤有过之。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写的“伟大人物”太多，平凡人物太少。我坚决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论述模式，反而服膺托尔斯泰和张爱玲的说法，一部近代史也只不过是为这个平凡的女人——华苓的母亲——的身世做陪衬而已。
　　走笔至此，我感到更难细评本书的第三部《红楼情事》，因为这一部分的主人公安格尔（Paul Engle）也曾是我的岳父兼恩师，此次重读这段鹿园情事，我也忍不住泪眼汪汪。最后读到安格尔未写完的那首诗：《当我死的时候》，竟然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Paul”！我了解华苓的心情，安格尔在一九九一年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地不起离开人世以后，她的“三生三世”似乎也终结了。十二年后，她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生活似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是，没有了保罗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371页）。这短短几句，似乎也把这“三生三世”一笔勾销了。然而，华苓此书绝非“空留纸上声”而已，即使全书仍显得不够完整，做评论的人也不能太过苛求，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如此，阴晴圆缺，本来就没有完整的结构。本书之能不朽，就是在于它的真——内容和形式皆然。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华苓和安格尔更真诚的人。此文也是在感恩的心情中写出来的，也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