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学士、艺苑真学人。——刘海栗
    余生也晚，然前贤文章轶事，亦有幸涉猎，故于伯驹先生行趾极生兴趣，乃知今世有如斯大妙人实千秋江山之福祉也。——黄永玉
　　
    张伯驹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他出身贵胄门第，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不惜倾家殒命，抢收中华稀世文物，终以悉数捐献国家；一生苦乐兼备、命途多舛；富不骄、贫能安，心怀坦荡超逸，性情慷慨率真，堪为名士品格。其传奇一生亦本色一生，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浓缩着现代中国的风云幻变，书写着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

文：柳已青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1月

　　读《君子之交》中的张伯驹，酣畅淋漓，但是感觉意犹未尽，进而寻觅张伯驹的传记，想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一生。心有此想，挑灯夜读《一代名士张伯驹》，读过之后，没有料到是失望和遗憾。

　　应该说《一代名士张伯驹》把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张伯驹挖掘出来，也写出了张伯驹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时代。作者说写作《一代名士张伯驹》的出发点是“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但是，我认为，《一代名士张伯驹》彰显了张伯驹的懿德和神采，同时也遮蔽了张伯驹。

　　也许与作者的身份有关，整本书中贯穿着主旋律。我觉得写1949年之前的那部分要比1949年后好。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捐献国宝的心理活动有点简单化，建国后说出的那些感恩戴德的话，有高大全之嫌，让人感觉有点别扭，程式化、脸谱化的处理，遮蔽了张真实的内心状态和精神的困境。作者虽然写出了张伯驹在反右和文革的处境，但并没有走进张伯驹的内心深处，也缺少丰富、生动的生活细节的支撑。

　　我不怀疑张伯驹根据时代需要所说的“台词”，没错，就是台词，历史有时是一出大戏，让人身不由己，弦歌热烈处，情势所至，应景的台词，并不能代表他的心声。最清醒时是曲终人散之际。《一代名士张伯驹》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孤寂的时刻，属于张伯驹一个人的时刻。

　　张伯驹藏而不藏，舍而不舍，散尽千金买文物，然后又捐赠给国家，说到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境，张伯驹的作为是典型文人的做派。拔高或者神化张伯驹，是对他的隔膜，并不是理解与尊重。

　　《一代名士张伯驹》写张伯驹的交游，不知道作者以什么标准取舍材料，书中重点突出了张伯驹与张大千、刘海粟、周汝昌的友情和交往。我觉得，写作为文物鉴藏大家的张伯驹，我想看到的是张伯驹与启功、王世襄、朱家溍的交游，然而书中付之阙如。《一代名士张伯驹》有一章节写张伯驹和袁克文（寒云）的交游，我恰好读到邓云乡写袁克文的一篇文章《寒云艺事》，有一段很有意思，抄录在此以补白：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氏，曾任河南都督，为袁项城的表弟。袁项城死后，张镇芳吊以诗曰：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

　　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并不难收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有类《世说新语》的言行，才能准确、生动、传神地折射出民国的时代风情。可能是作者为张伯驹作传时，有自己的旨趣和判断，把这样能反映张伯驹和他同时代人风骨的东西放弃了。

　　《一代名士张伯驹》书中还有一处明显的文史差错。

　　书中写张伯驹深感传统文化有中断的可能，他的晚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一是成立中国韵文学会；一是成立中山书画诗词社，传习书法、绘画、诗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张伯驹下榻青岛的华侨饭店时，看到大厅挂着一幅墨色青蛙图，张伯驹指出此画不符合画理处，作者写道：“画者显然未曾读过唐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诗句。”按，“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宋诗人赵师秀的诗句。

　　听说还有几个人在写张伯驹的传记，所以期待更多版本的张伯驹的传记出现。

　　潘潔兹拜挽张伯驹曰：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

　　中州张伯驹这样的名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通灵宝玉，他的人品和艺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神采。

　　胸襟坦荡，笔墨流芳，张伯驹是并不遥远的绝响，令人感怀和追念。

　　尽管《一代名士张伯驹》有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毕竟展现了张伯驹高贵又淡泊的一生，意识到张伯驹的独特价值，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在20世纪的动荡岁月里，张伯驹做到了临危不惧、宠辱不惊。即便是张伯驹的流年碎影、水上流年，也闪耀着穿透时空的文化光芒，那是温暖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也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印记。

文：王青笠
出处：华夏时报 2006年11月

    《一代名士张伯驹》，光看书名就觉得销量未必能够光辉灿烂。抛开网络上引为美谈的那种恐龙不算，“名士”和恐龙一样是绝种生物，而且名士还不如恐龙那样，被好莱坞大片沸反盈天地鼓噪过。所以对时下的人们来说，恐怕“名士”能挑动的兴奋，远不如嬉皮士或者西红柿。

    然而这似乎还是出版社挖空心思搜刮出的卖点，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初次出版的名字是《张伯驹和潘素》。就如同作者在再版绪言里说的，如今不要说二三十岁的青年，就是五十开外的中年以上人群，知道张伯驹夫妇的能有几个？改书名自然是想多卖几本，可改成现在这个大号，出版社未免胆子和想象力都有点欠火候。以当今的风尚指标，取一个类似《我怎样花光了亿万家财》这样的名字，肯定有杀伤力得多。

    看原书名就知道，其实这是张伯驹夫妇的合传，从张伯驹出世起，一直写到张伯驹夫人潘素晚年。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同列这个名单中而为世人熟知的人物是少帅张学良。不过张伯驹不是以挥斥千军万马跑回山海关得名，而是国学底蕴深厚的文化闻人。

    张伯驹最出名的手段是收藏鉴赏、戏曲、书画和诗词，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只怕哪一样都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比之张伯驹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这些顶级文物，更刺激的情节，大概是他怎么为这些玩意儿把亿万家产玩个精光的。另外，老张被伪军绑票讹诈，和京剧名伶声动一时的同台献艺等故事，都是那个时代沸沸扬扬的社会轶闻。书中广涉文艺圈的名流，如张大千、刘海粟、余叔岩、周汝昌等等触目即是，更有一大批旧时代的贤达，如今已和张伯驹一样，时人早不知道那都是些曾经何等风雅冠绝的名字，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

    但是老一辈的风骨现今大概不容易明白，这书看完了多半还不会明白什么叫名士，因为名士只属于能看懂名士的时代。所以翻那么一遍的话，有兴趣的能看个热闹，没兴致的连热闹都看不出来。好歹而今还有人能想起来给张伯驹作传，这就算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