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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晓渔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2月

　　在中国，雷蒙·阿隆的名字总是跟着同班同学萨特一起出现，而且总是以陪衬的形象出现。“宁愿跟着萨特错，也不愿跟着阿隆对”，1968年巴黎学生的口号翻译成同时期的中国标语，就是“宁要萨特的草，也不要阿隆的苗”。两人的中文译作也大抵是“草盛豆苗稀”的态势，萨特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红遍半边天，谁人不知“他人即地狱”？厚厚的《存在与虚无》曾经成为大学生的枕边书，《萨特文集》也有了好几个版本。阿隆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除了《社会学主要思潮》引进较早，《论治史》、《阶级斗争》、《知识分子的鸦片》都姗姗来迟。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关于阿隆，我们除了知道他与萨特的分歧，还知道些什么呢？幸好，1992年三联书店就推出《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今年新星出版社将它再版。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阿隆的一句话：“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这让人想起聂鲁达的回忆录标题《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前者比较内敛，后者更为张扬，这与两人的精神气质正好契合。回忆录是一项危险的写作，作者很容易变成广告里常见的成功人士，把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放大成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尤其第一章，通常是漫长的家谱。这种做法类似自称“白居易53代后人”的国学辣妹，但是国学辣妹还有青春身段，家谱却毫无魅力可言，至少我通常不看回忆录或者传记的第一章。一个读者翻开某本回忆录或传记，是对作者和传主感兴趣，而不是对那些遥远的祖先感兴趣。在巴维雷兹的《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的第一章，就提到路易十五突染重疾被身边的医生宣告不治，经过阿隆的远房亲戚的治疗转危为安。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个18世纪的远房亲戚的故事，对理解阿隆会有什么帮助。

　　阿隆在第一章里只提到了父母和兄弟，毫无疑问，他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那些远房亲戚。在讲到大哥出入于豪华的网球和桥牌俱乐部时，阿隆这样写道：“从我的人生哲学出发，我对这类人蔑然视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么轻佻自负，举止从容，我不免在心底又隐约感到一丝自卑和谦恭，暗自以为欣赏甚或是羡慕的眼光观察他们。”他还提到大哥省得人事的最后一天，自己正在运动竞选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资格，没能去探望。这种不加修饰的表述，很容易让那些寻找精神导师的读者失望，我却喜欢这些文字，它们拒绝制造幻觉。

　　书中并不总是如此精彩，有些叙述显得拖沓，还有些言辞失之简单，七八十万字的《雷蒙·阿隆回忆录》是对耐性的挑战。但对20世纪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学者的生动表情，这会使他们有兴趣读下去。萨特自然首当其冲，阿隆说他经常提起自己长相丑陋，可一旦谈起话来，立即才气横溢，冲淡了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丑相立即消失。阿隆对很多学者的评价也极富个性，他认为西蒙娜·韦伊似乎不知道什么叫怀疑，没法和她交流思想，她的意见并非一成不变，但变了仍然是铁板一块，没有商榷的余地。他还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哲学上不具有精神造诣，对马尔库塞的才华也有些不以为然。当然，阿隆接着指出：“马尔库塞始终不失为一个‘正派’人士，他彬彬有礼，从不咄咄逼人。”对于这些“一家之言”，我们只需见仁见智，无需评判孰对孰错。

　　“《费加罗报》的教授，法兰西学院的记者”

　　《雷蒙·阿隆回忆录》的价值不仅在于这些花絮。生于1905年、死于1983年的阿隆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法西斯上台、二战的爆发、前苏联和美国的冷战、1968的学生运动，等等。阿隆同时也经历了法国思想界的变迁，从巴黎高师到法兰西学院，还曾在《费加罗报》任职多年。“《费加罗报》的教授，法兰西学院的记者”，据说戴高乐这样称呼阿隆。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阿隆都有着明确的是非。这种是非并不等于左派或者右派的站队，阿隆表示自己与“真正”的左派在某一方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感受，他还表示自己与宣扬“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的右派毫无共同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与其说阿隆是右派，不如说那些使用“宁要……，不要……”句式的左派并非“真正”的左派。

　　有些遗憾的是，阿隆的学说在他生前一直比较寂寞。这不是阿隆的遗憾，而是读者的遗憾，我们总是在一个思想者远离世界之后才发现他的意义所在。回忆录发表几周之后，阿隆因为心脏病逝世，他似乎已经做好准备：用这本回顾自己一生的书迎接自己看不到的未来。

　　顺便说一句，虽然一本书的第一章至关重要，可是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一本书的好坏。巴维雷兹的《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莫明其妙地提到阿隆18世纪的远房亲戚，在谈到萨特和阿隆时却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说法：“萨特练习拳击，试图出其不意地猛挥拳头击倒对手；阿隆却擅长网球，打网球的技巧在于利用球的力量和速度使它掉过头来飞回击球者一边。”阿隆在回忆录里感慨网球运动过多地耗去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可是他的思想摆脱了时间的地心引力，或许正是得益于网球运动的以柔克刚。

文：云也退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我们这里通常定性为列强为分利而争吵，中国利益被忽略，并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且还被认为是为二战种下了祸根。但仔细想想，作为和会的第一目标，削弱德国无论如何都会激起德国人的仇恨，本身就是个极难措手的问题，要是给克雷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们重开一次的机会，不见得就能产生更好的避免二战的方案。该年6月28日，威尔逊在离开巴黎时对妻子说:“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满意，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这是大实话:欧洲的事情太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可能是出于对时髦词汇的偏爱，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和平的缔造者》中译本改名为《大国的博弈》，副题“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此著有着西方历史作品中常见的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的特色，如同浏览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一般写作，灵动而翔实。而惟其翔实，才难有一个归结全书的定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的条款有406条，赔款60多亿英镑，克雷孟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得了萨尔煤矿的15年代管权，东欧中欧一批国家纷纷独立，这些都架不住后来德国的黑色崛起。1933年，强力领袖风雨飘摇的魏玛德国，凡尔赛体系开始动摇。战胜国当初各怀鬼胎，养痈遗患，结果遭了报应——后人自然可以这样推论，然而麦克米兰只有寥寥几句点评:四大元首“能做得更好些，当然也能做得更糟糕……他们无法预见未来，更无法去控制它。1939年战争的爆发是这20年中，而不是1919年的诸多抉择的结果。”

　　这结论下得简单，但并不乏力。为政者，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为政者，最能体会一事当前时的紧张。自由传统是伟大的，代议制民主是良善的，公民参政是积极踊跃的，从巴黎和会开始，法国公众舆论片刻不曾停止对政治决策的讨论，各大党派为国家的命运骚动不安，然而这些都没有挽救经济萧条、民众分裂、对德局势的恶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上蹿下跳，似乎也尽了力，但雷蒙·阿隆却说:“当我一旦战胜了年轻时期左右着的我的犹豫彷徨……我几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扪心自问:假如我是当政者，我将如何行动？”

　　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阿隆的自问都是很让人扫兴的，而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自我要求是另一个极端，不能课在每个人头上。他自己身体力行了，并付出了代价:时人普遍认为，阿隆式的现实主义态度，实质上就是缺乏激情地接受现实，由此长期把他打为保守分子，资产阶级政府的卫道士，乃至人民公敌。希特勒掌权之后，法国右翼当政者继续其得过且过的表现，凡尔赛体系能维持就维持；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倒是联合了起来，但荒谬的是，法国国内根本没有法西斯倾向，而对外如何举措，他们也拿不出个准主意。

　　现在我们都承认阿隆是最清醒的人，承认他是最早看到二战危险并发出警告的人之一，乃至承认他是孤独的、被误解的先知。赞美是应该的，不过放到当时的语境下，当政者也未必就应该听从阿隆的警告:谁不喜欢可爱的和平，谁又不担心积极备战会引起纳粹更大的敌意呢？凡尔赛体系带来了一种幻想，尽管通过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法国的地位已经削弱，但法国人还是对盟国的支援、对欧洲其他力量的牵制寄予希望——这种普遍性的麻痹，至少在1936年人民阵线的布鲁姆政府组阁之后是受到过敲打的。布鲁姆警告党员们“不要自欺欺人……也请不要忘记，旁观的看客有时也会变成帮凶”，无奈种种犹犹豫豫的努力最后都宣告破产。

　　要是布鲁姆们达到阿隆那样彻底的现实主义，或许结果就不会那样悲惨。但反过来想，阿隆毕竟也是政坛的局外人，假如把他放在布鲁姆的位置上，他有否魄力去实践自己的所有论断也未可知。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毕竟隔行如隔山，正是因为阿隆的忠告没有被采纳，事后才更容易得到同情和激赏——这里无疑存在一个悖论，使得历史更难以作出“本该如何”的假设。茅庐里的诸葛孔明做出了平生最伟大的政治规划；在我们领略阿隆的《回忆录》中各种光辉的战略见地时，也不要忘记他毕生抱定的一条原则:以做哲学家为第一己任。

文：沈展云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

　　1981年，法国《读书》杂志选出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雷蒙·阿隆名列第二。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逝世，《雷蒙·阿隆回忆录》在此前几周问世，详尽地追述了他一生中遇到的各种人物、事件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回忆录归纳了阿隆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正如中文新版“序言”评价的——

　　阿隆没有担任君主的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一个带来光明的使者。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他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批判世界，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
　　
　　从未将激情当做论据

　　20世纪30年代初，阿隆到德国教书，这是阿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奠定了他日后的政治取向。

　　阿隆服膺曼海姆的政治社会学，深受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启发。彼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已日薄西山，希特勒呼之欲出。1932年初，阿隆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警告：不要低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衰落，更不能漠视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崛起。阿隆说，“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感染。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必将战云密布，欧洲岌岌可危”。果然不幸被阿隆言中，1933年3月，希特勒当选总理，支持希特勒的人中竟然有大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共党员。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在德国成功崛起？这样的例子发人深思。

　　1933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1940年5月，阿隆流亡英国，担任《自由法兰西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纳粹政权和法国维希伪政府。阿隆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于1955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书引发了他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阿隆对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在其丰赡宏博的著述中，每每论及马克思主义。阿隆认为，左派知识分子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它篡改成一种鼓吹暴力哲学和政治压制的“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的原教旨宗教，使其蜕变成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雷蒙·阿隆传》的作者巴维雷兹指出：“这本书擦亮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

　　阿隆对自己的这本著作特别珍视，他在回忆录中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治好了我的病，我走出了黑暗，我对这本书受到的攻击满不在乎。”

　　1968年5月，巴黎爆发学生抗议运动。阿隆认为大学生的目的是促使政府改革教育的弊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学生们的行动却逐渐背离初衷，走向极端，已经威胁到法国的自由秩序和民主制度，法国的大学生不明白他们的反抗与东欧国家的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他告诉法国学生，“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进行反抗，正是为了争取法国学生已经享有的自由。”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打电话给阿隆，交换看法，科耶夫也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

　　阿隆又批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盲从乌托邦思想。阿隆说：“在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享受满身荣耀，另一方面只赞赏破坏，却又不能构想一种更理想的新秩序来代替他们所要破坏的东西。诚然，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批评的功能。至少我一直在批评法国政府，因而别人不能指责我在权力面前循规蹈矩或奴颜婢膝。可是，当批评只是笼统地针对民主社会，而丝毫不揭露另外的专制社会；当这种批评是在宣扬对专制和暴力的崇拜时，它就变成虚无主义了。”

　　对此，有评论说：“在1968年5月的这场历史剧里，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如面对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
　　
　　向一代人告别

　　在法国现代思想史上，萨特和阿隆都以社会批判闻名于世。六七十年代是萨特和阿隆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辉煌岁月，萨特更成为西方左翼祭酒和造反大学生的旗手。在中国，萨特的名气要比阿隆大得多。80年代之后，萨特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青年和文化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战后，萨特和阿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最终导致决裂。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完全有言论自由》的文章，他甚至用“正统斯大林分子的用语”说：“反对苏联的人是一条狗。我坚持这样看，我将永远这样看。”1977年，阿隆出版了《为衰落中的欧洲辩护》一书。在此书中，阿隆批评西欧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仍在迷恋“知识分子的鸦片”。他强调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提醒西欧人民要警惕“自杀性的选择”——把权力交给那些将会毁灭民主社会的人。

　　阿隆对民主制度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却不肯正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即使看到了也不愿去谴责；一些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们说苏联没有集中营，有的只是“人们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的营地”。阿隆指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天真地坚信他们的革命不会以同样的暴虐为归宿，他们过分致力于毁灭自由的社会，而并不问一问自己，他们想在废墟上建立起的社会，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个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综观萨特的一生，我们应当客观地说，他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为人诟病的错误和行为，也是瑕不掩瑜。

　　1973年7月4日，法国《世界报》曾刊登了一篇《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宣言，今摘录其中一段，借以向阿隆和萨特致敬——

　　不论知识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不论他加入了哪一个阵营，说出事实的真相——至少是他认为的真相——是他的首要责任。他应当这样做，而且不能怀着救世主的骄傲，要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必要时，还应当与之相对抗，不管这些权力有怎样的名分——不追求时髦，不循规蹈矩，不听信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从批评者变为卫道士。不存在能让所有人接受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历史永远不会有终结——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曾经进行过争议的人在执政以后，也应当允许别人争议；在这个社会里，批评是自由的，是至高无上的，而辩解则无用武之地。

    雷蒙·阿隆是萨特的第一个绝交对象，50年后却伴随着全球保守主义的回潮被重新发现，迎来了国内外思想界研究的高潮。去年，他和萨特同是诞辰一百周年，关于萨特的纪念冷冷静静，而关于阿隆的研究却红红火火。本书的副标题是“五十年的政治思考”，在学界，有人说，是阿隆在全世界拉开对法国及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遗产的全面反思序幕。

文：西闪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科捷夫、科杰夫、柯捷夫，猜猜看，他们是不是三兄弟？

　　当然不是。他们是《雷蒙·阿隆回忆录》中一代哲人科耶夫的三个“化身”。亚历山大·科耶夫(Kojève，A)不是什么大众名人，但也不是什么生僻角色。刘小枫把这人称为西方思想界的“大侠客”，雷蒙·阿隆在回忆录的结束语中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并以与他结下的深厚友谊而骄傲。可是这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这本书中，不同的章节，哪怕仅仅隔开薄薄的几页，科耶夫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科捷夫、科杰夫、柯捷夫”中的一个，并且在这些中文名字后面没有一个附有他的原名。不单是科耶夫，书中出现的不少重要人物的人名都没有统一，当然也都没有附上原名。这让我不止一次地在书中猜谜，第十章的柯伊雷实际上是第四章里出现过的科依雷；名字都是亚历山大，但柯伊雷和柯捷夫不是同一个；第七章里的拉巴特后来还将出现，不过一般的读者根本不会知道，因为他可能在第十六章化身成了随便另外一个人……

　　我真是不明白，除了书后那张根本不管用的人名对照表，出版社为什么不随书奉赠一套有奖猜谜游戏，可能这样会让书中那些令人沮丧的错误变得有趣一些。

　　《雷蒙·阿隆回忆录》绝对是一本值得仔细品评的书，但绝对不是现在这本中文版。且不说中文翻译的水平，里面类似一人数名的错误太多了。其实，中文版早在多年前三联书店就已经出版过，只不过是内部发行。这一次出版社眼光独具将此书再版，为雷蒙·阿隆这位法国思想界的巨擘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共鸣者，当然是一大功德。可是，出版社为什么不对书中这些明显的错漏进行校订，实在令人费解。要知道，从1992年初版付梓算起到今天，那些错漏已经活了14年！

　　像以前出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那里面的古怪也够读者们发狂的。波兰政治中的风云人物们纷纷改头换面，瓦文萨化身“瓦来沙”，雅鲁泽尔斯基化身“杰卢泽斯基”，契尔年科化身“切尼恩科”，甚至连列宁也走进假面舞会的舞池——他在书中叫“勒宁”了。但类似科耶夫一书化三人的奇事在别的书中实在太少见了，通过书籍，太多的灵魂萦绕于头脑，这是一件让读者既幸福又苦恼的事情。所以我请求与那些书相关的人，纠正那些错漏百出的翻译。不然，读者为虚假的灵魂而困扰，愉快的阅读成了愤怒的诅咒，一家出版社的信誉恐怕也会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