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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  素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２０世纪：自传与自辩

这是一部７０万字的回忆录（或者说自传）。在人们看来，这部回忆录是人们进入２０世纪历史的一个比较好的路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较蹩脚的路径，因为这只是身处其中的人对当时的历史的一个“自我”叙述。这个叙述似乎是那么地具有那个历史的特征，正如在该书的末尾写道：“如果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即使在人们回首往事，承认我在大多数斗争中都采取了正确立场的时刻，我也可能会说，我为之奋斗的全部思想和事业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换言之，在身处２０世纪的人们看来，２０世纪的人们一直是在“岌岌可危”中力图选择和自我标榜“正确的立场”，而是否采取“正确的立场”，就成为２０世纪人们的自我评判的标准，而这在我看来，不仅毫无意义，反而恰恰是２０世纪人们的恶梦；假如人们继续一如往常地去寻求“正确的立场”，则必将成为人类的恶梦。而其实在岌岌可危中，很多的人几乎没有立场选择可言，自然也就没有立场正确与否可言。

比如人们最容易津津乐道的，可能就是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在“殖民化”与“民族独立”二元的框架中，也许在最近的后来看来，正确立场属于何方昭然如揭。但如果不在这个二元框架中看待和处理问题呢？其实无论“殖民化”和“民族独立”，它们都共享一个逻辑，即“民族主义”的国家逻辑，不同的是：一个属于法国民族主义，一个属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很显然，无论支持哪一方，都是在加强“民族主义”的国家逻辑。也许当时的人们确实已经深陷于此种二元框架之中而无法自拔，但由今天来看，问题就不能止于此。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这部自传几乎完全是由辩论和反驳构成，换言之，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对话录。也许这就是２０世纪世界的特点：一个思想家必须如此浓墨重彩地撰写自传。惜墨如金的时代已经消逝，因为人们如此地需要自我辩解。人们不再相信时间和历史，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相信“他者”，“他者”的不可进入性也因此成为许多思想家的主题，甚至成为不少人的宿命；人们不再相信“作品”，因为人们生活在不要历史的历史主义之中，“作品”的自明性已经被否定，自己的言语直陈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回忆录，在其本质上，就是这样一部自辩录，关于正确立场的自辩录。



阿隆的意义与启蒙的悖论

假如非要对全书的内容做某种概括性的评论，换言之，不得不从身处２０世纪的人们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的具体内容，也许中译本勒口所摘录的法国学者托多罗夫所做的评语最为中肯：

“《回忆录》说出了雷蒙·阿隆在２０世纪里经历的基本事实。他没有担任君主的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批判世界，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发表一个什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

这个评语，也许在某些局部有夸张之嫌，但总地来说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阿隆。至于这个“准确描述”，是褒还是贬，在我看来，其本身并不能提供。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作为时事评论员这一点上，阿隆大有康德意义上的启蒙遗风——在鼓励人们具有“运用理性”的勇气这一点上，他是尽其所能的：“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但是人们分立地“运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如何，在我看来，又是大可争议的。因为运用理性的勇气并不必然包括运用理性的能力。无论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大众主义和群体主义，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们具有运用理性的勇气的表现。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是在混淆某些东西，但在抛却运用理性的具体实质内容的基础上，关于“运用理性”的勇气，我实在是想不出其他什么。因为这些本身是形式正义在“运用理性的勇气”这一点上的必然表现。

即使不是如此，托多罗夫的评语对于今天的我，也是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如果要有，也只是让我认识到：对于身处２０世纪并对２０世纪作总结的人来说，阿隆的行为是非常宝贵的。很显然，康德哲学对阿隆的影响很深，但我要说的是，康德哲学不必然只是导向对象化的知识论（认识论），但可惜的是，在对象化的知识论里，康德哲学必然只是导向还原式的批判，而失去了把“构成论”转化为“构成式行为”的可能——“后来，我成了日报评论员，一味向往从远处看时局，指出世界的原形，而不指出改变世界的办法。”



从亲情出发重新阅读

因此，我不想对全书的内容作具体的评论，不只是篇幅的原因。在此，我只对全书第一章“父亲的遗嘱”和第二章“学习与友谊”谈一点读后感。

“父亲的遗嘱”一章耐人寻味。因为这个主题几乎贯通全书，在末尾还以非常鲜明的形式提出来：

“鼓舞我向前奔驰的动力是我那不幸的父亲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

“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已经实现了父母对我寄予的希望，正心情舒畅地等待我最后的时光，而不必更多地陷入对父母晚年的痛苦回忆。”

面对这种叙事，我不能不以东方式的亲情人情去感受、理解和评估西方人在亲情人情方面的“剩余物”。在我看来，“人情”在西方遭遇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无数回的摧毁和清除之后，“亲情”依然作为一种“剩余物”残存在西方世界，尽管是以一种畸形的被各种观念和规定不断限制的方式残存，但毕竟残存着。阿隆就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残存式“亲情”。


严格地说，他的叙述顺序是“弟—亲—友”。在“父亲的遗嘱”一章，他首先写自己的哥哥（“弟”），再写自己的父母（“亲”），然后才在“学习与友谊”一章中写“友”。“父亲的遗嘱”一章充满太多的叙事冲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这些冲突中去辨认作者与亲人的具体感情。比如作者与他哥哥的关系，在很多处是那么地不近人情，但作者依然能够使用美丽的抽象词汇来抒发自己与兄长的感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才性发挥的角度，作者对自己的哥哥颇为不满。作者与父亲的关系，着墨不少，但在我这个东方人看来，依然是语焉不详，不着边际。但他对母亲的叙述，虽然简短，但无论事实和感情，都清晰了然：

“母亲从小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她难舍难分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一生当贤妻良母。但是，他对父亲的工作和事业却无力相助。……旧时代的习俗决定了母亲只能成为自己命运的牺牲品。她小小年纪就眼泪汪汪地嫁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从此，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孩子们太太平平地呆在由她含辛茹苦地织就的茧窝中……父亲于１９３４年去世之后，母亲一无收入，随儿子们过活，还想一如既往地‘溺爱’孩子。她本希望从唯一的小孙女身上享受到应有的快乐，但却未能如愿以偿。母亲按照旧有的生活概念，满心希望能够尽到一个祖母的职责。无奈她身单力薄，不能再为家庭尽更多的力量。１９４０年６月，母亲回到瓦恩，孤独地与世长辞。”

“旧时代”、“茧窝”、“牺牲品”等用词，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希望并不多的母亲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哀。从普通人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但可惜她生在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尽管有一个写过《知识分子的鸦片》的知识分子儿子。也许在这个知识分子儿子看来，母亲没有运用理性的勇气，或者在儿子看来，她母亲的行为不属于“运用理性”的勇气。当人们在阅读《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时候，不时地记起阿隆关于母亲的记述的这一段，将作何想呢？

正因为如此，“学习与友谊”一章耐人寻味。关于同学和朋友的叙述中，在我的阅读中不外乎才性有无、成功与否、立场同异等几个方面的要素，而且几乎全部是知性型的交往，而几乎没有非知性的交往，当然也谈不上思想性的交往。在这一章对萨特的描述，特别是萨特的思想的介绍，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不屑一顾。

这是一个典型的回溯性的回忆，或者说这是一个可疑的回忆录，或者说这只是一部想给人们留下某种不确定性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