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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看着这份珍贵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资料，好像随着他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上学记》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上学记》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上学记》，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上学记》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霖《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关于怎么读书，我认为也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话题。何先生认为自己读书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不过先生不认为这样的读书方式不好，在他看来，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的漫游。我个人是极力赞成何先生的上述说法的。在读书领域提倡无为而治，可能比有为而治更有效果，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人才辈出，西南联大时期更是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就是最好的见证。表面上看，这两个时期的学院教育松散，自由自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学校疏于管理，可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在气度却臻于完美；相反，那些一再强调“有用、出活”的实用理性教育原则，那些把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脉搏全部统管起来的学校管理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功利、浮躁、平庸，极少能走到学术的前沿。一个悲观的结论是，我们这代人几乎不可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王浩这样的人才。
　　
　　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上学记》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上学记》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文：陈彦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读何兆武《上学记》时，有两处印象很深，都是关于何炳棣的:一是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事，“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国事，“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来，何炳棣不仅为人严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吴宓日记》中，何炳棣却被许为有望青年，“其见解颇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负吴宓期许，在学术研究中颇有斩获，且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一生读书治学经验。我不懂历史，不敢评价这两位联大出身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的成绩。我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评价中体现出来的性情态度与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是怎样丰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从何兆武对何炳棣颇有恶感的评价，可以看到，何兆武是个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何炳棣非常不同，从何兆武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可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自由的学分制度，学生改专业非常方便。于是，何兆武由化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西洋文学，何兆武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由于母病、由于战争，何兆武并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在不断的调整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是也与何兆武在青年时代关切的问题有关。由于战争的爆发，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但是，何兆武的性情是比较诗性的，他对意义的寻求远胜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哲学的兴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后来由于生病，也由于受到王浩的影响，认识到自己在哲学学习方面有不足，自己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哲学一定学不好。而作为哲学的近邻，文学这样一种意义方式很能满足何兆武对于意义的渴求。于是，研究生时代，病中的何兆武读起英国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看，他是一个理性而极具克制力的人。在刚进清华的时候，短短两三个月内，何炳棣就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质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一旦认定历史，且在历史学习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历史就成为何炳棣终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历史学习中，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规划，在老师指导下，大学时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种研究性阅读的态势。在选修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时，何炳棣开始着手“唐代皇位继承”这种看上去非常没有意义趣味的课程题目。与何兆武随性的、寻求精神会通的阅读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展开他的阅读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说何炳棣没有意义关切。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于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我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这个只能留给今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方家去讨论了。但是，由上述性情差异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自由而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不同个性学生的涵纳，这也是两位性情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字里行间感怀于心的。

    两本“读书记”不仅呈现了丰富自由的知识传统，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语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型塑作用。虽然在《上学记》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兆武与何炳棣谈论了在时间与人事上几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虑到代际经验与潜藏其中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分歧简单等同于性情方面的差异。

    何炳棣1934年考进清华，完成童年时代第一志愿，开始一段充实的读书生活。何兆武则在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初到昆明即被云南清朗天空撼动，也开始享受丰富又自在的青春时代。但是，1934年代与1939年代，时代环境在其间有很大变化。虽然1934年代前后危机已经显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协约等事件先后发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学校学运开始高涨。但是，三十年代国民经济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清华园中的知识分子，战争之前的清华园时代是一段物质与精神上都很丰裕的岁月。清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学运持宽容但拒斥的态度，认为“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同样，对于正在形成社会认同的何炳棣来说，他“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所以，在对待“西安事变”等政治事件的态度上，他与左派学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1939年代的西南联大，由于绵延战局的影响，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国民政府无力扩充社会财富，相反腐败吏治为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此种情况下，一度由于抗战而消歇的学运由低潮转向高潮，并且获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政治，何兆武认为是非常肮脏而黑暗的东西，虽然因为民族情感和社会关切，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参加签名、游行示威，但是他不参加任何实际的党派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他的社会认同是和何炳棣相当不一样的。何兆武说，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它”指的是抗日战争之后的国民政府。一待内战结束，何兆武就从短暂蛰居的台湾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则由于在国外学业未完，并未回到国内，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何炳棣说，他在学生时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对于1949年代的新政权他必有疏离感。

    在时代转折的关头，对于“回来抑或离去”，何兆武与何炳棣都采取了“有目的之行动”。但是何兆武即将在新政权之下遭遇“未预期之后果”，被强行卷入他不爱参加但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在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兆武怎样审视他一生的选择与时代，而同样在这一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炳棣则庆幸自己逃脱了政治劫难，他对新政权下一度失控的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评与畏惧不言而喻。

    所以，我期待着何兆武的《上班记》，想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文：唐小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踪无迹。何先生淡泊功利、任意天性的性情浓缩在这句引用的诗句中，而正是这种超然与淡定让年愈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

　　最吸引读者的自然是何先生对他亲身经历的7年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追忆。何先生详尽地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也描述了他所见闻过的名师的人生细节。何先生的语调是从容的，可是却在从容里捍卫着一个知识分子不为尊者讳的立场与尊严。比如，他在记述梅贻琦和吴晗的时候说道：“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指梅贻琦），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风度。”类似的细节记忆与评论在书中比比皆是，何先生娓娓道来，学者闻一多、张熙若、刘文典、冯友兰、沈从文等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深得司马迁追述历史臧否人物之史家传统的精髓。有些话说得力透纸背，例如他对哲学史家冯友兰的评价：“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

　　《上学记》主要是对学生生活的回忆。八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是非常粗陋的，而且师生经常面临生命之虞，还经受着生存的物质压力。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西南联大，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者和科学家。何先生这样归结这种奇迹的原因：“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这真是知人论世的良言。

　　何先生讲的几个事例给人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对图书馆的体验。在西南联大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图书馆的书库，随便选取需要的书籍。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当上了研究员，却必须填条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五十多岁的何先生有一次为查证一条史料好不容易进入了书库，却被管理员拿着手电筒“紧盯在屁股后面，似乎惟恐我在里面偷书，或搞破坏”。这种不信任感、不把人当人的管理制度又怎能为学术的自由创造提供条件呢？何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批评让我们这些备受图书馆折磨的学生感到多么感同身受和痛快淋漓）：“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而他所追忆的汪曾祺更是那个时代学生个性化的缩影，“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侯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杨振宁当时是物理系高一级的大才子。一次何兆武先生邂逅了他与另一才子学生黄昆。偶然听见黄昆问杨有没有读过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杨说看过了。黄昆问他感觉如何。没想到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其时学生之个性可见一斑。

　　翻译过帕斯卡《思想录》的何先生一定是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可他却没有陷溺在类似宗教情绪的固执里，而是在中西会通之后的自由境况里为自我的意义寻找到恰切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横轴我们可以归纳为对自由意识的认同和追求。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先生认可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境界。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这个坐标体系的纵轴就是对真实的捍卫，尊重历史，尊重常识。他对现在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么过分强调政治斗争，要么尽量淡化政治斗争的史观，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即使对于现在北大的某些倾向，何先生也有类似的批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文：虞非子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2月
   
    在日见其多的口述回忆录中，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可谓别具一格，这一“格”便是散漫——波澜起伏的历史背景无所谓宏大，而那些亲历的（或听来的）旧事逸闻看似“东拉西扯”，却让人隐约感觉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某种独特的筋骨。
   
    《上学记》的散漫显然与何兆武先生的品性有关。“何先生总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从小到老始终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读书方式，到头来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文靖《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但实际上，何先生也真是喜欢这种自由散漫的——
   
    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而有了联大这七年，何先生的“自由散漫”便很有些别样的意味了；甚至他那“东拉西扯”，看似散漫，其实也是有其不一般的脉络的。
   
    譬如，何先生谈及林琴南翻译的西方小说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林琴南是文笔不错的，虽则也闹出好多笑话。比如他在一本小说里描述，某个人生气了，就“拂袖而去”。中国古代人的衣服是宽衣博带，生气了把袖子一甩就走了，叫做“拂袖而去”。西洋人穿的是西装，袖子挺窄的，无法“拂袖”，所以就闹了笑话……
   
    初读这段文字，感觉何先生太咬文嚼字。“拂袖而去”现代汉语也是沿用的，“表示生气”而已，何先生以此笑话林译，倒是自己显得有点可笑了。
   
    散漫地读下去，陆续遇到几个可算是“拂袖”或者“而去”的人，才渐渐发现何先生笑话林译并非“散漫”的苛责，他自己用词也是极其严格的，即便是口述。
   
    第一个是曾昭抡先生，曾国藩的后人，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何先生说，“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他是清华留美学生，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
   
    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曾昭抡这事该称得上是“拂袖而去”的，但何先生只说“卷起铺盖就离开了”。
   
    第二个是吕荧，在联大时比何先生高一班，五十年代初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过他，他不服气，卷铺盖就走了。”何先生说他在山东大学学报上看到过一篇批吕荧的文章，“语气非常重，说：‘如果你是反革命，我们就追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不是反革命，希望你不要做革命队伍的逃兵。’”
   
    吕荧“不服气”而去也可以说是“拂袖”吧，但何先生还是只说“卷铺盖就走了”。
   
    第三个是陈良璧，何先生的同窗，联大毕业后又自费去剑桥大学留学，师从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研究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1951年陈良璧回国，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也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陈良璧当时是否真的想“拂袖”，不得而知，但结果确实是“非常狼狈”地“而去”了，所以何先生用的是“准备卷铺盖”。
   
    在何先生的口述中，以后再也见不到“卷铺盖”的事了。
   
    “卷铺盖”都不见，“拂袖而去”的潇洒自然更是无从得见了。而且，这应该也是与“袖子挺窄的，无法‘拂袖’”无关的。何先生咬文嚼字笑话林译，回过来看倒是幽默了。
   
    散漫的《上学记》隐约有一种筋骨，那应该也是何先生心中最为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