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兆武《上学记》中“冯友兰先生”之笔记历史
文：单纯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由于诸多偶然和必然的原因，我有幸成了冯友兰先生的“再传弟子”，而且所做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所以各种有关冯友兰的“研究文章”、“口述历史”或者凡是称得上相关材料的，我都很想了解。新近有朋友告诉我，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历史《上学记》中有一段“冯友兰先生”的文字，建议我找来读一读。我读了一遍之后，觉得有必要就这段文字也写点东西，权叫“笔记历史”吧！
“口述历史”可能比“研究历史”更容易吸引读者，原因是“讲故事”和“听故事”比“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要随意、自由、轻松得多。自然，针对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历史”中的“冯友兰先生”我也想谈点比“口述历史”稍微带点专业性的历史，自诩点讲是“笔记历史”，故隐语式地称为“又见冯友兰”。
仅从何的“冯友兰先生”这段文字看，何先生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时应该是与冯先生见过面的，当时冯先生是文学院院长，专业的哲学家，何先生可能因专业的关系与冯先生没有直接的联系，所有的印象是同学和朋友，甚至是一般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冯先生的“不佳”印象。这或许是真实的，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面对敏感的或者重大的问题，我们做学生的总是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老师大都显得冷静、理性，甚至让人感到有点“麻木不仁”。记得我读大学时，躬逢中国女排取得了世界冠军，结果我们几乎是连夜倾巢出动，上街来了个通宵游行，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跟着喊口号的人把嗓子都喊哑了，领喊的人换了好几个，回到学校后还将隔壁系教室里的桌椅烧了好几个，以尽热情。第二天当然是睡大觉，只有少数几个女生和书呆子男生继续坐在教室里，后来听同学说上课的老师提都不敢提我们缺席的事。前些年，我拜访了当年的翻译课老师，他说，我当时被你们吓坏了，生怕不慎被你们说成是“卖国贼”。我回顾的这个故事，尽管也发生在西南联大和我就读的云南大学所在的城市，但仍然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或许有助于说明学生和老师处事的方式是很不同的。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供职的年代，正值中国抗战的年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抗战的态度，冯友兰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哲学家，他当然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抗战的决心，那就是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再者，他是一个儒家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其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与心学传统的儒者又有很大的不同，明末的刘宗周绝食而亡，当代海外新儒家的弟子对此就大加赞颂，而对国民党政府礼遇甚隆的冯友兰却大加诟病，认为他“附逆”，甚至将他排除在“当代新儒家”之外。而刚解放时，清华的革命学生也同样指责冯友兰在解放前所写的哲学是附和蒋介石，所谓“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冯友兰用笔杆子杀人”。当然，何著中说冯友兰参与了国民党的全国党代会，这也是历史事实。但是，凭这个就可以将哲学名流与国民党的政治挂上钩吗？何先生是否知道，因为冯友兰在欧洲访问回国后讲了一些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感慨，被国民党保定行营抓捕，差点给枪毙了？鲁迅还为此事发表过替冯先生抱怨的议论。何著说：“听说国民党要他（冯友兰）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就拉开距离了。”[1]这句话的逻辑很让人费解：冯友兰不愿意参与国民党的政治，而是自主地选择自己喜爱的哲学研究，这难道不是民主、自立的例证吗？何以同样主张民主的“大家”就跟他拉开距离了呢？就我查阅的资料所知，除了那些亲炙于冯先生的哲学系学生之外，在清华、西南联大听过冯先生课的外系学生，对冯先生的印象好像不是“不佳”或与冯先生在思想上“拉开距离”的，至少这些人在写成文字时是对冯先生十分敬佩的，这些人有季羡林、任继愈、唐稚松（中科院院士，其回忆冯友兰先生的文字参见《冯学研究通讯》第三辑）、涂又光、郑朝宗、韦君宜、李赋宁、高望之、朱伯昆、许渊冲（见《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等等，当然也包括何著在这里提到的王浩，甚至还包括当时在燕京大学的革命青年才俊李慎之。这些人对冯友兰先生的学问、思想和人品都有中肯的评论，在我所编的《解读冯友兰》（海天出版社，1998）中都能读到。另外，在杨振宁的回忆录和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里，都不难读到他们对自己老师的客观、善意而不失敬意的回忆和评论。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同样是西南联大历史系出身的何炳棣，在回忆老师冯友兰时说，“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 Co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胡要比胡之冯温和多了。”我猜想，何炳棣先生这个判断是鉴于胡适对冯友兰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说“天下蠢人无出芝生（冯友兰字）之右者”而形成的。其实，冯先生对于学者、学术问题一直是比较宽容和温和的，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赞誉也都保持低调，绝不借机炒作。这一点同样是旁听他讲课的老学生郑朝宗就留下了一段“文字历史”：“芝生先生因为教的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之先生。但他批评胡适之先生和时下一般人的批评完全不一样。时下一般人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便是盲目的谩骂，很少会使我们旁观的人为之心折的。他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他的话大概是如此，我不敢担保有无记错———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必我来断定；但我相信芝生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适之先生当起辩护人来。他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说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呢？’我在清华所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待之者的，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他（冯友兰）———这时略带笑容———教我们先把注册部里领出来的选课学程单交给他，然后满口河南腔地告诉我们：这学期用的课本是他自己编的《中国哲学史》，堂上并无讲演，大家可先把指定参考书看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班中讨论。不像别的教授立即宣布下课了，他却翻开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后面，把金岳霖先生所做的‘审查报告’念了一遍，又解释了一遍。按此文前面尚有‘审查报告’一篇，系陈寅恪先生做的，其中多赞许冯书之语，冯先生从未对我们念过。然后随着铃声下课了。”无论是否为哲学系的学生，凡听过冯先生课的，或与冯先生有过直接学术交道的，基本上对冯先生都还有足够的敬意和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些文字性的历史材料在现代网络的搜索引擎中是比较容易检索出来的。
有关冯先生《新世训》中最后一篇是“应帝王”等等，何先生认为“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以前也有先生给我讲过同样的话，当时我的判断就是：他们这样认为要么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或者读了根本就没有读懂冯先生的这篇论文，只是以“标题”臆测其大意，殊不知其核心是讲道家“无为而治”和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的！这样的论文怎么就成了吹捧当时领袖的文章呢？如果望文生义，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庄子》又是给谁“捧场”呢？况且，冯先生在此文中明确讲：“把当首领底方法，看得太机械了，亦是不对底。所以我们讲当首领底方法，除了说无为一点外，还要再加上三点，即无私，存诚，与居敬。”特别是冯先生后面加上去的三点，是冯先生宇宙论和人生观相统一的庞大哲学体系的浓缩性解释，因为在他的“新理学”体系里，“无私”是具有宇宙论性质的伦理思想，即纯粹的“无私”是“觉解”自己为宇宙万物中一分子，因此宇宙间万物都是公平的，亦即宋儒程明道讲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它的伦理意义具有宇宙论的基础，即“天道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存诚”是讲作为主体的个人去体会宇宙万物的公理，诚可以发乎人心，止乎宇宙精神，是所谓人的“诚意”与宇宙化生的“至诚无息”的统一，陆九渊说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就是这个道理；照朱熹的说法，天地之至诚无息，便是天地的忠；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天地的恕。加起来就是儒家的宇宙论基础的伦理学。如果我们硬要将生物性质的“人心”与物理性质的“宇宙”等同起来，那岂不是要推论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笑话？实际上，不少批冯先生的文章就在闹这样的笑话。“居敬”是说，做再平凡的小事都要有上面讲的那种宇宙公心，是冯先生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立命”和宋儒说“洒扫应对，可以尽性至命”的总结，即他常用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表达的哲理。在《应帝王》中，“无为而治”是冯先生借鉴的基础，儒家的“无私、存诚、居敬”是他的发挥。这么高度凝练的政治哲学思想怎么就随便用一句话化约成“给蒋介石捧场”了？真是匪夷所思。
至于何先生说“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跟着江青的意思走”等等，其中有些是孤立的事实，但他没有联系到那个时期严酷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险恶的政治环境，而在这些环境中，冯先生是个“开刀祭旗”的人物，他的某些选择是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上的“附势”。他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所面临的险恶环境，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仅凭这一点，很多人早就把自己原谅了。可是，冯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刻地反省自己在那种环境中所造成的失误，以“没有能够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有“哗众取宠之嫌”来沉痛地自责。张岱年先生曾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李慎之先生在《融贯中西 通释今古———纪念冯友兰先生》和牟钟鉴先生在《试论“冯友兰现象”》中，都对这一段历史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论述。不知何先生在“口述历史”之前，是否读到过这些“文字历史”？特别是何先生加给冯先生的“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两句，不知出自何处？冯先生在思想改造和“文革”中的诗词、书信、文章皆收在《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中，并未见到此句，不知何先生是从何处、如何联想至此的？
关于冯先生在思想改造和“文革”中的所有可以找见的文章、书信和诗词皆收在《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里了，出版时间是2000年，出版社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因此，何先生对会不会遗漏什么历史材料的顾虑是多余的。
关于梁漱溟先生与冯先生最后见面之事，何先生的“口述”搞颠倒了不少内容：不是冯友兰写信给梁漱溟要求见面，而是梁漱溟捎信给冯友兰先生要求见面谈谈。梁漱溟没有学历，凭着蔡元培的鼓励而一步登天，以考不上北大的学生的身份被邀请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教授印度哲学。大约六七年后也就离开北大去搞乡村建设去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参与实际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在学术思想界的成就并不像许多人想像得那么大，只是由于公众对于极左政治的反感，有些媒体上才会见到并非严肃的学术文章将冯先生和梁先生相比较，以求猎奇。关于梁先生的贡献和特点，殷海光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梁漱溟就抱负和行谊来说，可以算得是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可惜他弄学术简直毫无办法。他虽好思想，但他是一点也不会作严格思考的。他越想越不通。他对人生往往有极深的体验。可是，体验不透过思想技术的处理，不能成为知识。他常常分不清哪些是自己主观的揣测，哪些是经验的知识。他的著作写来写去，表现得最强的还是佛学意象的浮现。他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的‘西方文化’只好说是‘梁漱溟的西方文化’。他在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影响颇大。然而，就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甚至中国文化的知识来说，他的影响是错误的影响。”[2]殷海光1949年后生活在海外，对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思想改造和“文革”没有切身的感受，故能够较客观地评价梁漱溟，而没有必要因政治因素虚夸梁漱溟以贬低他人。冯先生对梁先生虽有段师生之缘，但是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早就超越了梁先生，晚年之所以有见面晤谈一事，原因是梁先生对冯先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1985年11月21日，他直接写信给冯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冯先生写《三松堂自序》这样的回忆录就是要交待形成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并以“修辞不能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而自责，这是儒家对待“君子之过”的磊落态度。冯先生遂将此书寄给梁先生，说：“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嫉恶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接此信后，梁漱溟先生的复信是：“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接12月6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已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 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12月11日。”[3]读者如愿意细心体味两位老人的心思、态度和境界，这两封信里已经浓缩了足够多的信息。
其他，如何先生“口述”中所谓冯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答词是“牛唇不对马嘴”，“双方有如演出了一场滑稽戏”，“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够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冯先生上下卷《中国哲学史》的“四大缺点”，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哲学问题或哲学史问题。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哲学多于历史，所以不是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一般来讲不容易准确理解。冯先生的哲学史、哲学体系也都出版了半个多世纪或二三十年了，海内外那么多专业的哲学人士都在研读，仍然被普遍认为是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这说明专业的哲学思想还是由哲学专业的学者来理解、判断更可靠一些。总之，我以为，像何先生这样“博学”的非哲学专业的老先生，对于专业的哲学家的学术问题的评论应与历史轶闻的“口述”有所区别，否则就有违了先贤的遗训“君子不失口于人”，更有可能“失口于理”或“失口于事”，“口述历史”是否当立此为鉴呢？
参考文献：
[1]何兆武，《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156。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580。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68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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