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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 “百年人生”丛书中的一种，由英文原稿翻译过来。它的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从一个侧面粗线条地概括了杨宪益先生这部自传的内容。先生前半生的漫游与学习经历，显露一位浊世佳公子喜好浪漫与冒险的情怀，读起来像一部流浪汉小说或传奇；此后个人命运随时代洪流浮沉簸荡，直道而行，与时俱进，又像一部政治宣言书。别具慧心的读者，更不妨将它看做一册人生的读本：当生活的歧路纷然变乱于前，当世间的苦难不待招邀而至，你当如何选择，如何持守？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著译等身，杯酒在手，亦庄亦谐，从容淡定。他的文字简约传神，故事满蕴机趣。读者诸君，请珍惜这一回阅读经历。

文：魏力
出处：出版商务周报 2006年12月

把《红楼梦》和《鲁迅文集》翻译成英文介绍给洋人的杨宪益先生，写过一部自传，名字叫《漏船载酒忆当年》，用英文写就，后经薛鸿时先生翻译过来在大陆出版。

当时，读到里面的一段往事，拍案大笑，那段是写他和梁宗岱的交往。

抗战时期，梁宗岱和杨宪益分别住在嘉陵江两岸，好酒而孤单的梁宗岱先生隔天过江来北碚找他饮酒谈天。一天晚上，梁过来谈了片刻便要匆匆离开，让杨给他倒杯酒，喝完再走。正好这时没电，杨宪益只好摸黑从床下拿出酒坛子给他倒酒。床下两个坛子，一坛酒，一坛煤油。于是，摸错了，倒上一杯煤油。梁宗岱先生仰头喝完，一抹嘴，说了句“这酒不错，有一股特别的味道”。话毕就此别过。后来杨宪益发现倒错了酒，整夜提心吊胆，担心梁会煤油中毒。第二天再见面，安然无恙，相视大笑。抗战之后，两人都离开了重庆，一别几十年。

一直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两位大师劫后重逢。杨宪益在文里没写到两个人倾诉文革里遭罪的事，倒是写到一见面，梁宗岱告诉他，自己正在研究一种酒，可以壮阳养生的酒。天不假年，此次晤面之后，过了没多久，一代大师梁宗岱遽归道山。杨宪益回忆起自己听到梁宗岱的死讯时的情景，他写道：“我想，他也许是喝自己配的壮阳酒喝多了。”

当时读到这段，掩卷一笑之余，觉得这种幽默似乎在别的回忆录里并不多见，貌似另一种方式的冷幽默，让人开怀之时会有隐约的苦涩滋味从心底渗出。后来，读到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回忆录《镜中瑕疵》中的一段，相似的感觉又重新浮出回忆，想来，这该是来自英伦的一种优雅绅士式的冷幽默，让人回味无穷。二战时期，怀特在战火纷飞的北非战场上，回忆自己少时做礼拜的情景：

“戈朗赛斯特的主教来我们学校主持礼拜仪式。我们成双成对地走上祭坛，接受主教的祝福。我当时十分紧张，没和我的同伴跪在同一个台阶上，这便给年事已高的主教出了一道难题。他不得不侧体俯身，结果弄得一条胳膊显长，一条胳膊显短，就像一个畸形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脑门儿一直没能感觉到他的手指的触摸，因而也就一直没有能交上好运。”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的口气是轻快幽默的，正如我们在汪曾祺和黄苗子等诸位先生的文中读出的“举重若轻”之感。即使在写到自己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也不无苦涩的调侃。革命的人们闯进他的家中，杨宪益只穿了双拖鞋就被人强行架走，直到进了监狱，他还在一直懊悔自己出家门的时候应该换双好点儿的鞋子。

杨宪益唯一的儿子在文革里被折磨到精神失常，因为他的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孩子不能住进“中国人民的”精神病院。只好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英国，借住在朋友家治疗。有一天，朋友一家出门，这孩子自己在家全身浇满汽油，自焚而死。不知杨宪益先生写到这段时，心里该是何等的痛苦，虽然只是一笔带过。

写到这里，想起另一位大师的回忆录，《齐如山回忆录》。1948年，知识分子们北上的北上，南下的南下。这年12月9日，年逾七旬的京剧大师齐如山只身登上南下的飞机，从此离开大陆。直到1954年，齐如山在撰写回忆录时才解释了自己一意“南渡”的缘由。他藉谈论苏联共产党之机表达了对中共的看法，当时他觉得对于共产党“要分开来谈，对于真正的共产党的学说，没什么不赞成的，但对于苏联现在的共产党，则极端反对”，尤其对于苏共内部发生过的残酷斗争，言谈中多有忧惧之意。由于齐如山认定自己 “个性很强”，对于信仰与观念问题始终抱有“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意志，是不容易强同”之类的看法，由此看来，自己的一些言论只怕是难以见容于新政权，而自己的观念也不会改变，故只有一走。现在想来，实是万幸，否则，以古稀之年，是否能捱过那个失心疯的年代还是个问题，遑论保存那些珍贵的记忆文字了？

在齐如山的回忆录里，少写了这么一件事，被史家李宗侗先生记了下来，后来那篇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易县义和团知道他们到了易县，夜里包围他的住宅，他家的男子皆跳墙而逃，可是女子全都被杀害，其中包括齐老先生（齐如山之父）的夫人，竺山及如山的夫人和一孙女，只有他的女儿及另一个孙女逃出来。他家可说是义和团事件的牺牲者。齐如山有自传，但他没详细说这件事，问他为甚么不提，他说惨不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