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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敬文东
出处：读书 2006年第11期

　　《历史碎影》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它是一部二十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人则在我们这个愈来愈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道听途说，而那些怪模怪样的道听途说也往往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它是一部小历史。正如作者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但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阴暗而又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正好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干巴巴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激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多愁善感，唯美，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他们阴霾、多雨、潮湿的南方。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内容。在小历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历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好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对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显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过多歧义、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才能得到较为详尽地呈现。在赵柏田偶尔无不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被大历史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历史的偏见和无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历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历史只愿意总结历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历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并代之以必然性。大历史不屑于承认支撑历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给出的历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历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历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征，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高超的赵柏田在领会了小历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精湛含义后，和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历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宛、在颓废中现出温情、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理解，并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方便。因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历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完成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虽然偶有失误），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干巴的事情与生活，马上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都戴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他们由此成了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没有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虚构出来的历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车轮；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历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历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大历史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历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小历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大历史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丰益桥  

文：羽戈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阅读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我时常想起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即柯平的《阴阳脸》———后更名《都是性灵食色》。这恐怕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此类著作之最好的两本。它们都是关于江南的书———那个美人如玉、才气干云的江南；那个政治与经济最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同时却是古典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最后文化堡垒的江南。它们呈现出这种貌似冲突的知识与气质，就像讲述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

　　比较起来，由于柯著所重点书写的人物集中于明清时期，相应的笔法偏向古典；而赵著意在发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因此沾染上几丝现代性的感伤气质，其笔法类似轻体诗的质朴，还有流畅，予人以小桥流水的快感。赵著的论调夹杂于中西之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赵柏田经常采用一些西方的思想仪器来绘制这些南方知识分子的面容。

　　如论陈布雷：“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脑部是位于身体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从隐喻的角度说，袭击身体腹部的腹泻（包括痢疾）不显示任何精神性，它就是一种身体病，而脑病则是一种灵魂病。陈的病厄从腹部向脑部的蔓伸，清楚地显示出从身体到灵魂的病理症候。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气候、心情、冗长繁琐的公务和权力的争夺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在间隙性的发作中引发一轮轮身心的痛苦。他患的是心理疾病，腹、胸、脑等处的疾病不过是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战斗一直发生在他的身体内部。”如果将这段话放进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估计没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真伪。

　　对西方方法论的引进，并以此冷然解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躯体，然后写下一份入木三分的病历———很可能，作者必须这样做，修行中西合璧的炼金术，不然就不足以展示陈布雷心灵的焦灼———这是赵著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区别于柯著最鲜明的标志。

　　我不欲在这两本书之间分出个高下。相反，我更愿看到它们的相通与承接的思想之点与线。譬如柯平写柳亚子的牢骚，写他的死亡，灵柩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记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这个结论可以适用于赵柏田笔下的很多人。而赵柏田写陈布雷的剪辫：“如果像《阿Q正传》所讥讽的那样，把剪辫看成是革命与进步与否的标志，那么他的确可以算是革命与进步的。可他还是留了一手，暗底下准备了一根假辫，像假洋鬼子一样，以备回乡时戴上。在他看来，革命家要做，孝子也是要做的。一根假辫，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与伦理的内涵，即政治上的激进与伦理上的保守态度，尖锐的冲突经由一根剪辫，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不正是柯平所绘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阴阳脸”？

　　身体与文化政治的永恒矛盾，将这两本书、两位作家的灵魂、两个江南（古典与现代）的命运紧紧串联在一起。

　　柯平与赵柏田都是浙江宁波人，而《历史碎影》摹写的人物，除沈从文以外，亦皆是宁波出产。这样的机缘巧合大大改变了我对这座最适合玩物丧志的江南小城的看法。原先我以为，在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星光消逝之后，宁波的文脉多半为余秋雨、陈逸飞这一类更接近于商业精英的知识分子所垄断，不曾想，还有“一个坚硬的、气象慷慨的同时也是更具物质性和现代性的江南”。因赵柏田的娓娓叙述，我有幸窥见这日渐隐秘的一面。如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宁波余姚人蒋梦麟回忆：“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元培）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坠。”———真心希望这种薪火能够永不间断地传递下去，而宁波（江南、中国……）的文化精神能像它的方言一样硬气，哽住黑夜的咽喉，让自由之风吹进黎明。

文：艾伟
出处：文学报 2006年12月

    赵柏田的《历史碎影》很好看，有人物，有命运，有细节。这么说，好像是在评小说，其实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我听写小说的人经常说，生活比小说家更有想象力，因为生活里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发生。读了这本书，我要说，历史可能比小说家想象的更有戏剧性，更为吊诡。

    关于历史，我有很多感慨。感慨之一是“历史”有时候真是非常粗暴。长久以来，主流话语对20世纪中国这个变幻莫测的历史的叙述基本上是以革命为线索。在这个大的模式之下，20世纪的丰富性被大大地格式化，留下的只有几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词条，几个概念，几个符号。

    比如，不久前，我曾去过某地一个爱国主义基地，是为纪念一个所谓反帝的起义而建。这个起义烧了很多外国教堂，起义本身具有义和团那样的民粹主义色彩。基地在展示这一历史事件时，其话语基本上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在这里其实是缺席的，留下的只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断语。这种以意识形态叙述历史的方法我们最熟悉不过。

    感慨之二，就像胡适所说的，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成了需要史。

    比如30年代，在新中国的叙述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其意象是:人民流离失所、战乱、逃难、饥荒、哀鸿遍地。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30年代完全变了模样，30年代成了一个黄金时代:大师涌现、文化创新、思想活跃，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怀旧之风把30年代描绘成空前开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们其实也没有来得及深究历史的细节，就轻易地把历史符号化、意象化了。

    这样的历史叙述的结果导致了在我们的感觉里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人物高大完美，毫无道德瑕疵，无论是政治精英或是文化英雄，都具有神话般的光芒。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当然也不尽然是我们有一厢情愿的坏毛病，也因为“历史”本身也是一言难尽。历史是如此丰厚、繁复，我们要讲清楚，也许就得靠这种粗暴的办法。谁在深究历史的细部呢。在时间面前，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湮灭。但有时候我也很怀疑这样的历史叙述中的因果逻辑。

    赵柏田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本书的副标题叫《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可以看出他的着力所在。这本书叙写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他们是:蒋梦麟、应修人、邵洵美、穆时英、苏青、陈布雷等，赵柏田所做的工作是，把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从神圣化的历史深处打捞出来，恢复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本来面目。

    于是历史事件在此退场，个人生活的逻辑得以强调。“经济”是作者在本书中不断提及的一个词，无论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应修人还是穷书生柔石都为此头痛过。说到底人还得吃饭睡觉，谁能没有经济问题？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在对金钱的态度上，是最可以见出个人性情的。比如《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这一篇，叙述围绕着湖畔诗社几个文学青年展开，应修人像一个现代版的孟尝君，他的慷慨与实诚，真是令人感慨，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革命的老黄牛”。这个老黄牛竟然还愿意资助出生于商贾之家的汪静之，连汪玩女人的钱都给。通过这些日常细节，这些文学史上人物的个性一下子跃然纸上。有意思的是，天真又热心肠的应修人死得早且惨——他的死真是极富戏剧性，倒是风流成性的汪静之，活得最久，似乎诗歌成就也最高。

    作为一个“历史”的怀疑论者，读这样的书自然要比那些以“宏大”为己任的史书要来得真切得多。这书叙述的是个人的生命史。对个人来说，不管历史如何动荡，如何吊诡，他首先展开的是自己的命运，是自我在历史中的探询、发现和拓展，是个人性情的展现。在这里，那个宏大的历史迅速化为背景，成为一个舞台，而主角是人本身，展示的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惊惶失措。所以，在这本关于“历史”的书中，作者的目光已不是历史研究者的目光，而是人性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本关于“历史”的书，不如说是一本“文学”之书。

文：潜容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似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革命还是文化的风云人物，南方文人均是早醒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现象，江南文人在一个世纪以来以他们的瘦弱飘零的身影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且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话题。以前读叶曙明的一本历史著作《草莽中国》似乎就有这样类似的关于南方文人革命的论述，而在散文家黑陶的文章中也给我留下了这样深刻的一段文字，“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属于我私人的‘南方文学’传统，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对我的影响和无形牵引。充沛雪白的河流、大海、灵异茁壮的植物、吹可段发的青铜剑器、烫血、星辰和大地的神话、强大而高蹈的灵魂、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火焰和泥土的手工艺、夜晚旺盛生长的汉字诗篇……，我浸润其间。屈原、庄子、李白、苏东坡、徐渭、李贽、黄仲则、龚自珍、鲁迅、毛泽东、沈从文、废名……，我想着能够成为继承的一环……”（《南方》）在黑陶的笔下，南方文学与南方的文人传承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命脉，在我刚刚阅读的这本由青年作家赵柏田著作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我似乎又感觉到这个来自江南的作家笔下的江南文人的生命味道。在赵柏田的笔下我读到了蒋梦麟、应修人、沈从文、邵洵美、柔石、殷夫、穆时英、苏青、陈布雷、翁文灏、巴人等十一个江南文人的生活片段，其中除了沈从文以外许多文人几乎是大众读者所陌生的，作家试图从日常生活的影子中来解读出江南文人的某种风骨或来自地域中的某种特征。

　　客观讲来，这十一位文人除去殷夫与柔石以外，其他的几位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被遗忘或者被歪曲与批判的历史命运。我在读这些文字时候，深刻地感受到作家在竭力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来揭示人物的命运，这种揭示无疑给笔下的文字带来了一种温暖和体贴的情调，也使得这些文人的生命变得鲜活与饱满。我阅读完整本书，感到这种江南文人的一种独特的历史味道，那就是一种飘零江湖之中，外表柔弱但却内心坚硬的风貌。沈从文几乎是一个被当代文人书写和议论过无数次的江南文人，但我以为赵柏田的这一篇《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是整本书中最打动人心的文字，它写尽了一个飘荡在北京的湖南青年的抱负与梦想，道出了一个南方青年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也就是那种外在的磨难与身体的柔弱，内心之中却掩藏着一颗坚硬和执着的心灵，就是他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坚持写作，执着地追求出身名门的学生张兆和，最后这个乡下人，终于喝到了“一杯甜酒”。

　　再如苏青，这位曾经与张爱玲齐名的民国女子，在经历了传统婚姻失败之后毅然独立出来，坚强地抚养子女、写作和从事出版业，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名人，而这柔弱的女性外表之下包藏的也是一颗坚强和决不屈服的心灵，鲁迅先生曾经发表演讲质疑“娜拉出走会怎样”，其实苏青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其他的诸如民国具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少年就走上革命道路并与家族毅然决裂的殷夫，湖畔诗人应修人、受到鲁迅先生称赞的青年人柔石等等，这些南方文人在赵柏田的笔下都是一副不堪生命摧残的形象，他们或多或少都被疾病与社会现实的纠葛与矛盾缠绕着，而与之相反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之中都有一颗坚强的内心，这颗心从来不因为外界的鼓噪而有所变化，也从来不因为命运的变迁而做出逆己的选择，他们都是那么的执拗与坚强，包括一辈子从事出版业的邵询美，几番沦落却从未放弃，还有曾经热心帮助与扶持过众多朋友的湖畔诗人与银行职员应修人。

　　南方文人的生命味道是多解的，而并非我上述的如此简单。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将我们拉回到那个历史环境之中，跟随人物的生命经历来一起体会这其中的滋味，赵柏田的写作基本上回避了历史社会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种来自于日常经验的叙事方式来展开和叙述，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曾经充满传奇色彩的文人，也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带有了烟火气息，他们会为生活中的生计问题而奔波，在这本书中直接写到了沈从文、应修人、邵洵美、殷夫、苏青、柔石等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他们与革命信仰等宏大命题一样对于这些人来说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文人的生命之中所缠绕着的复杂关系，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一，如此一来就立体地呈现给我们一个江南文人的身影。但也恰恰如此，他们的生命的私人化状态往往会影响着自己的历史命运，诸如沈从文，这个依靠卖文为生的江南文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生的命运仅仅是因为这些文字；还有陈布雷，这个选择以文字报世救国的文人，却最终因为自己的文字无力回天而选择自杀的悲剧；再有苏青，这个奇女子原本只是想坚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却不想历史已经为她布下了陷阱，等等。这些文人的内心世界的坚强的另一面，则是他们的单纯甚至是理想主义的气质，他们在大时代面前逐渐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最终留给历史的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早早拉下帷幕的悲剧。在这本书中，作家写到了文人的死亡，他们都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以悲剧收场是他们的历史宿命，不管他们曾经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立场，似乎结局不会有怎样的相异，新感觉派的穆时英被一颗革命的子弹击中头颅，革命者少年殷夫与青年柔石和应修人，还有被最终遣返遗弃最后病逝在南方乡村中巴人，他们的结局最终统一的为无奈与不甘的死亡，难道历史给这些南方文人的生命中早已打下了这样深刻的命运烙印吗？

　　 作者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对这些生活在20初叶的南方知识分子做了一次发现式的书写，细腻而敏锐地写出了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从而对那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作出反思。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混合运用，使得这些文字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缓慢而顽固地进入我们的内心。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征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