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翼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6年12月
大凡读名人传记,不外乎两种心态,一是窥人隐私,收集八卦,或是以传主为追随的目标,希望从中找到更多成功的线索。后一种心态中有种励志的味道,还有份宿命的感觉,因为传主后来的光辉事迹早已发生,写自传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地为这个既定结局添加尽可能多的素材和“必然”的理由。这就如一部采用倒叙结构的电影。黑泽明在影史上的地位早就举世公认,在这本《蛤蟆的油》中,我们试图从电影之外,更立体地了解他,换一种更直接的说法,是了解他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原因。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有一种看星相书的心态,总是想在书中找到与黑泽明某些方面的共同点,哪怕只是蛛丝马迹,捕风捉影,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电影欲望。
如大多数日本文字一样,黑泽明的这篇自传也是简洁轻巧、自然灵性的,对此褒扬的说法就是返璞归真,一般点的评述,特别是看译文的感觉,也就是运用他电影的视角、独特感官来回忆过往的岁月。电影导演自然是敏感的,比如他对少年时代听到声音的描述,“那时根本没有电器,留声机也不是电留声机。一切都是自然的声音,其中有许多是现在根本无从听到的”,接着他按回忆的顺序详细地列举“做佛事的鼓声,卖蚬子的、卖霉豆的吆喝声,打毡子的声音,拍球歌,儿歌”等等,而且由于思维的跳跃,行笔时也常常走神,如通过声音,他想起火警、消防马车,又想到曾在福克斯公司的外景地看到过消防马车,最后才想起这一篇文的题目是“大正时代的声音”。
黑泽明的父亲曾做过陆军教官,他自己也很早就开始练习剑道,“在落合道场习武时的形象,只要把藤田进扮演的姿三四郎的高度缩小三分之一,宽度缩小二分之一,在用带子束紧的剑道服上再插一把竹刀,那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但他又总结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是属于文科系统的学生。请看,我连阿拉伯数字写得都不合规格,仿佛是异形字母;我不会开汽车,连操作普通的照相机、给打火机上油也不会。我儿子说,我挂电话的神态,简直就像个黑猩猩。”这种有点矛盾的气质混合,黑泽明并不回避,反而表现出一种着迷。为了写这本自传,他特地找来旧时朋友、同事,一起追忆,但发现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侧重与偏差,重叠的地方很少,比如黑泽明自己记得一些英雄行为,朋友却没印象;他认为自己是个只有腕力不太好的运动健将,但别人感觉他那时是个女里女气的“酥糖”,黑泽明还记得体操得零分的自己,曾有一次全班跳高跳了第一,是真是幻,无从考证。这样众说纷纭的情形,不能不让读者联想起《罗生门》来,可能这也是作者的意图。而正如我对电影《罗生门》的解读是,这并非仅仅表现“真相难求”,传达的也不是什么东方神秘哲学,而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表现编导对于各阶层日本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要求。
有一段提到了他在电车上的惊险一幕,描述很短,却表达了莫名的自杀倾向。关于死亡这一块,书中有很多不同侧面的描写,如关东大地震后,他和哥哥直面尸横遍野的惨状,还有就是对于哥哥的追思。哥哥与小明被人比喻为“底片”与“正片”,哥哥早年“耽读俄国文学,同时以各种笔名向介绍电影的刊物投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大发展的外国电影的艺术性特别加以重点评论”,后来变成无声电影的剧院解说人,但在欧美有声片出现后,就失业了。哥哥以前常这么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他真的这么做了。
黑泽明清清楚楚记得与哥哥最后一别,吃饭的情景,每一个场景,对话以及眼神,但吃饭之前与以后的事,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哥哥的死对他冲击巨大,据说后来他丢失了写了一年多的剧本时,也想到了自杀,那年他也是三十岁。1971年,他在《虎虎虎》、《电车狂》失败,曾推出《罗生门》的大映公司倒闭后,用刀片割了21处,受伤最重的颈部刀口长15厘米,深5厘米,但因刀片斜入,没伤及动脉。而对于自杀原因,始终保持沉默。不过他很快又振作了起来,1975年他导演的日俄合资电影《德苏乌扎拉》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蛤蟆的油》开头写着:“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即1978年3月23日,我就六十八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