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的开拓者"。他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杜运燮的话)，同时更是一位优秀的、贡献巨大的翻译家和富有强烈民族正义感与爱国主义思想、品德高尚的学者。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被迫沉默，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没有能够活到今天，充分展现他的抱负，为人民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也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所充分了解。直到身后，才被重新发现--历史给诗人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

　　浙江海宁的陈伯良先生以80岁高龄，积数年精力，写出《穆旦传》。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钦佩的份。待我读完之后，却又觉得遗憾甚多，比如从头开始，陈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到了文章的结尾，陈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这种带有道德标签的传记立场，在我看来，几乎要把穆旦的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彻底遮蔽了。好在我们读《穆旦传》，读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诗歌，就着陈先生陈列的诸多穆旦资料，我相信所有喜爱穆旦的人会对穆旦有一次更加立体的了解。

　　众所周知，在诗歌界，穆旦的地位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了的，众多专家给予了穆旦崇高但是准确的评价。但是穆旦的人生价值呢？人们欣赏他的诗歌，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陈伯良先生把穆旦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路径。穆旦这一代人刚好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阶段。

　　从陈先生收录的资料来看，穆旦的救亡意识显然是非常浓烈的：

　　“还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

　　如果陈伯良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的话，便足以证明穆旦这一代人从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国家主义情绪所统辖。这样的情绪构成了穆旦的早年诗歌文本，比如，被众人称道的《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句子反复用了多次。观察穆旦其他的诗歌文本，国家主义和救亡意识一直是他的主线，宏大叙事似乎多于命运的细节。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诗歌写作能够持续展开，他的诗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

　　当年在左翼青年大面积救亡思潮的缝隙中，另一种理性思想一直在传播。胡适在不同场合提醒学生，“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博学者如钱穆先生也数次提醒青年人要学有所长，力劝“在校师生须安心读书”。现在看来，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于胡适、钱穆等人的提醒并没有深刻体会。这直接导致穆旦日后放弃在美国的学术前途，万里迢迢回到大陆，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当年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世界级泰斗，也成为国内的座上宾，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90年代后决意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

文：王永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网 2007年10月

　　同为浙江海宁籍诗人，同为现代诗歌史（文学史）上的重镇，徐志摩的传记多达三十余种（包括重版重印），而穆旦竟没有一部传记，直至2004年10月，陈伯良先生的《穆旦传》出版――这件事本身就颇耐人寻味。传（zhuan）者，传（chuan）也，为人立传，使其事迹功业流传，名播后世，这也是后来者对传主的一种纪念。当然，穆旦自己并不需要一部《穆旦传》。他的诗歌就是他生命的融铸，这些诗歌（包括他的译诗）作为“我们语言的光荣”，足以使“穆旦”这个名字长久地存于我们的记忆。纪念，归根结底，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一种需要，也就是说，是我们需要一部穆旦的传记，因为，像穆旦这样的诗人“来自过去而又时时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一种激励我们的力量。纵然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混乱的贫乏的时代，但他们的存在，就标志着仍有某种光辉的事物在我们中间。”[1]或许，这也构成了《穆旦传》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重版增印的一个原因。这本《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8月版）是对上一版本的再版修订本，除补正了个别疏漏外，还增加了不少文字内容和新的“视觉史料”，这使得这本《穆旦传》增色不少。概而言之，这是一部平实、结实、沉实的传记。
　　之所以说《穆旦传》是一部平实的传记，这是传记作者的写作方式带给我们的阅读效果。在一些传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传记作者常常由于和传主过于贴近，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会投入过度的情感和无限的同情，常采用传主的视点抒情和唏嘘感叹；一些传记作者由于对传主过于景仰，而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仰视的视点，难免溢美之辞。这种对传主过度的情感投入和仰视的视点，有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会削弱真实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震撼。冯至就曾对他的传记作者说：“过分溢美的文字，读后往往不但不感到愉快，反而很难过”，“溢美会起反作用”。[2]而我们知道，这本传记的传主穆旦，虽然生前寂寞，但在他身后，声誉日隆，甚至在一些批评家所开列的“诗人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一些冷静、理性的读者难免会“心存疑虑”：“诗人的命运太悲惨了，是不是把怜惜加进了推崇？诗人死得太早了。是不是鄙视生者而过多的褒扬了死者？”[3]而在这部《穆旦传》的写作过程中，陈伯良先生自觉地弃绝了仰视视点和过度的情感投入，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用纪实的方式，尽可能“让事实说话”，没有夸张的抒情和感叹，没有完全出于传记作者本人臆度的心理描写，叙事上也拒绝想当然的虚构。在与笔者的通信中，陈伯良先生说，他只想作一个“讲述者”，而不是一个“评论者”，传主的心理活动、情感变动以及思想境界，尽量让读者从传主的行为中自己去体会[4]。例如，穆旦赍志以殁，但身上仍背上“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一直没有公开彻底平反。直到1981年12月，穆旦的同学好友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他事先提出要会见穆旦的夫人周与良。周坚持要校方在穆旦的“问题”上给一个说法。校方考虑影响太大，最后决定给穆旦恢复副教授职称，并且举行追悼会，公开平反改错。作者写道：“1981年11月27日，南开大学党委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查良铮骨灰安放仪式（同时在八天前发出早在四年多前就该发出的讣告），也即是一次公开的追悼会。骨灰存放烈士陵园。”（200页）聊聊数语，轻描淡写，在这种“克制陈述”中，读者自会感到一种悲剧的震撼力。这种不尚铺染的创作方法使得这本传记有如素描，简洁地勾勒出穆旦的一生的轨迹，平实而不粗糙，凝练但不滞涩。
　　《穆旦传》对“穆旦”这一笔名的解释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平实的文风。有人对查良铮为什么要取“穆旦”这个笔名曾有多种猜测，在陈伯良看来，此事并不费解：穆旦只是把自己的本姓“查”字，上下两半分解成“木”、“旦”，然后取其谐音，以“穆”代“木”，只是由于在姓氏中，“穆”比“木”更多见而已。他进而分析到，穆旦在写诗、译诗时还用过“慕旦”，这显然是从“穆旦”演变而来。这和他在译时曾用过“良铮”的谐音“梁真”是一样的。而穆旦的堂弟查良镛，也曾化“镛”字为“金庸”，这和穆旦的取名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20页）与之形成有趣的对照的是穆旦研究专家曹元勇对这一笔名的诠释。曹元勇甚至认为这一笔名“表明了穆旦作为诗人的独特之处”：“在早期阶段，他发表作品时用过‘良铮、慕旦、穆旦’三个名字。‘慕旦’有向往光明之意，而向往光明与处身黑暗及对黑暗的意识密切相关。暗夜与晨旦、黑暗与光明既矛盾对立，又相依相从。后来，当诗人确定用谐音字‘穆旦’作为写诗时用的笔名，除了包含以上的寓意，还含有对“穆旦”两个字的铿锵有力、催人感奋的声音感的纯粹爱好与追求。通过‘穆旦’两个字，诗人把纯粹的声音美感与形象玄思的涵义成功地融合成为一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同是去声的单音节汉字的巧妙并置，是诗人早期写下的最成功的诗行之一。”[5]二者相比较，显然陈伯良的解释更合情理，让人豁然开朗。而曹先生的解释虽富有诗意，但无疑是一种“过度诠释”，因为这种解释存在着一个前提错误，即我们至今所发现的诗人最早使用这一笔名的作品是发表于《南开高中生》1934年秋季第4、5期合刊的杂感《梦》，当时作者署名“穆旦”，而非“慕旦”。　
　　《穆旦传》又是一部“结实的著述”，这是就这部传记的史料的翔实、真实、珍贵而言的。要为穆旦作传，绝非易事。因为穆旦为人内敛、不事宣扬，不像徐志摩在众多的散文和日记中直陈自己的行迹、情感和思想，加上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又遭遇了“十年浩劫”，有关资料，少之又少。他在逝世之前整整三十年的经历，甚至连许多老朋友也不知道。[6]近年来，穆旦研究虽成热点，但多论及其诗歌，谈及其行状的甚少。――这也是《穆旦传》迟迟不能面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多年从事地方文史工作的长者，陈伯良在《穆旦传》的写作过程中，以严谨的治史态度，积十余载之功，除向穆旦的夫人周与良教授及其子女亲属请教外，更多的是在穆旦的师生友人的回忆文章、书信、日记中，钩沉稽远，披沙淘金。在陈伯良看来，“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白。尤其是日记和书信，因为来自生活，是在当时的环境、心态下记录与自己或与友人相关的人和事，是真情的袒露，实况的记录，很少虚假，较之一般人物评论或印象记之类的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因此也具有更多的史料价值。”[7]比如，传记中提到，穆旦考入清华，曾参加“左联”外围组织“清华文艺会”，就是陈伯良从赵俪生写的《篱槿堂自叙》中发掘的珍贵资料。
　　笔者在此想要着重评述是这部传记中的“视觉史料”。这部传记有140余幅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日记、手稿、书影、刊发的文章的影印件、履历表等在内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不止于此，照片之类的图片是真实历史的瞬间凝定，这就使历史“清晰可见”，也使读者仿佛置身历史现场。其中，不乏极为珍贵的史料。例如，由来新夏教授提供给作者的一份穆旦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穆旦“参加革命前后的履历”为传记写作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和参照系。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履历表上的“家族出身”和“个人成份”，穆旦分别填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伪军官”。据此，我们不难想象，穆旦满腔报国热情，历经险阻回国后，却头顶着“伪军官”的棘冠的精神压力，同时，我们再也不会对穆旦诗句中的“小资产阶级”视而不见，比如《葬歌》中的“我看过先进生产者会议，∕红灯，绿彩，真辉煌无比，∕他们都凯歌地走进前门，∕后门冻僵了小资产阶级”。再如，穆旦《友谊》一诗的手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与李方所编的《穆旦诗全集》中所录的《友谊》一诗有差异。后者的第二段的最后一节为：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而《穆旦传》中此诗的手迹的最后一节则为：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破产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丧失的财富，丧失的自己。
李方在《穆旦诗全集》的“编后记”中说：“不同时间或不同版本发表的同一作品，文字若存差异，则以作者的修订稿或最后版本为准。遇有此类文本变更情况，编者亦以注释说明。”[8]在《穆旦诗全集》中对此诗只是注明“选自《诗刊》1980年2月号”，对其文本变更，并未加以注释说明，当是李方未曾见到诗人手稿之故。而在笔者看来，此手迹稿更好。在与此诗同年所作的《自己》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手迹稿的“破产”恰与此形成“互文”，且“破产”较之“贫穷”更有力度。况且我们知道，穆旦诗中经常用“投资”“银行”“破产”此类经济名词。而最后一行较之“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由于“丧失”一词的重复而倍增沉郁哀伤。此外，传记中《自然底梦》一诗的手迹也与《穆旦诗全集》中有差异。此类文本变动自然具有版本学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诗歌的构思、修改情况，甚至有时还会让我们从中窥到诗人的精神处境，就像《穆旦传》中“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一章中，作者对《冬》这一文本的修改所作的分析。
　　《穆旦传》是一部沉实的传记，不是就这部传记的厚度而言的，这部仅仅16万字的传记对于一位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且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来说似乎有些“薄”――比较一下版本众多的徐志摩传会加深这种印象。笔者所谓的“沉实”主要是就其价值而言的，包含两层所指。其一是就这部传记在诗歌史和诗人研究上的价值而言。学者王圣思认为，《穆旦传》“填补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空白”；[9]而诗人、青年批评家姜涛则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及思想史上，‘穆旦’都是一个远未被穷尽的话题，但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必须是：回到穆旦自身。这本传记为此奠定了基础。”（《穆旦传》封底）其二是就这部传记所涉及的历史的沉重而言。比如传记中写道：很少见到有关如何造成穆旦这一冤案（笔者按，指南开“外文系事件”，此事件导致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详细文字记载。因此，在人们心目中，至今仍然是一个问号、一件悬案。当有记者试图联系穆旦当年在南开大学的同事、曾经与穆旦等教师联名向领导提过意见和建议的李天生时，却被李天生拒绝。“他只想说‘穆旦是一个好人’，而不想谈过去的事：‘没有什么好谈的。’弦外之音，不难令人想到，其中还有不好的东西，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137页）读罢此段文字了，相信读者都会感到历史的重压，“沉默如潮涌”，并进而深思何至于此。――由“知人”进而“论世”，反省历史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避免悲剧的重演，这也是一部传记所应承担的价值。

　　爱之深，则求之备。最后，笔者还想指出这部传记存在的瑕疵和疏漏。除本书勒口处的错误（笔者按，当为编辑之误：将穆旦原籍误为“浙江宁海”，应为海宁；将穆旦、唐湜等9位诗人合出《九叶集》的时间误为“40年代”，实际上，《九叶集》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外，还有如下错误：“1943年9月，中国新诗先驱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抄》出版，其中也收入了穆旦的《诗八章》《出发》《还原作用》《幻想》等诗。”（94页）――此处虽然改正了前一版的错误，[10]但仍不准确，查阅《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可知，《现代诗抄》收录了穆旦的四首诗：《诗八首》、《出发》、《还原作用》和《幻想底乘客》。“威廉•燕卜荪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教师，有着数学头脑的‘超前式’的现代诗人，也是一位锐利的批评家，称得上一位奇才，更是一个左派。他曾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开过救护车，到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十四行诗。”（29－30页）――事实是，此处第二句所描述的是英国大诗人奥登的情况，而不是燕卜荪。此外，中美关系解冻后（1973年左右），周珏良将亲戚从美国带来的《西方当代诗选》转赠穆旦，穆旦开始翻译艾略特、奥登等人的现代派诗歌。穆旦（查良铮）译的《英国现代诗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在当时风雨如晦的语境下，翻译现代派诗歌显然是不同寻常的，应该与穆旦晚年的思想状态和精神处境有着重要的关联[11]，而《穆旦传》对此史实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疏漏。
1976年穆旦摔断了腿，久病不愈，他已有了对身后事的考虑。他在给友人信中已流露出人生零落的感伤，还整理了文稿交付给女儿。在这一年7月，他写有《自己》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我想，陈伯良写成的这本传记，应该可以告慰诗人了，它以有案可稽的事（史）实说话，而不是捕风捉影的“谣言”，塑造了一个真实的穆旦。

参考文献：
[1]王家新，《为了那“永久的无名”》，《诗歌月刊》，2007年第一期。
[2]蒋勤国，《冯至评传》，人民出版社，2008.8：3。
[3]韩石山，《你该读读<穆旦传>》，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2005.2.22。
[4]引自陈伯良先生2006年11月10日与笔者的通信。
[5] 曹元勇，《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274。
[6] 在陈伯良先生2006年11月10日给笔者的信中，附有陈先生摘录一些对《穆旦传》的信息回馈。比如李怡说：“我一直致力于穆旦研究，四年前应北京十月文艺社之请，准备写《穆旦传》，但这方面的细节材料实在少之又少，我直至现在还在材料‘搜集中’，心中颇觉对不起穆旦夫妇，今见先生大著，深为欣慰，毕竟已有人替我完成了此项工作。”黄裳在给陈伯良先生的信中说：“穆旦亦五十余年前老友，常于巴金家相遇，不幸早逝，可惜也。今读此传，始知其晚年不幸遭遇，真恨事也。”
[7]陈伯良，《徐志摩书信的最新编集》，《出版史料》，2004年第4期。
[8] 李方，《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8：420。
[9] 引自陈伯良先生2006年11月10日与笔者通信的附件。
[10] 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0：29―― “闻一多先生很器重这位富有才华，又很虚心勤奋的弟子，时时给予启迪帮助。在后来编选《现代诗抄》时，还选录了穆旦写作的十一首诗。诗选数量之多，仅次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就已出名的徐志摩。”
[11] 在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附的“穆旦年谱简编”中，我们可看到：中美关系解冻后，周珏良将亲戚从美国带来的《西方当代诗选》转赠中查良铮。查开始有选择地翻译英美现代派诗歌，并写信给周珏良谈到：“读奥登，又有新体会”：“读了奥登的新，自信颇有体会。”周在《穆旦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回忆：（查）“晚年译现代诗，主要是艾略特和奥登，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有发表的可能，是纯粹出于爱好。因之，下功夫很深很细，结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富贵的遗产。” 王攸欣的《穆旦晚年处境与荒原意识》一文涉及到了翻译艾略特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与其晚年处境和精神状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