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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出生在美国家的梦想，前往纽约学习声乐，在那里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康乃尔大学毕业生刘弗祺并与其结婚。1934年，格蕾丝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天津与丈夫团聚。从此，直到1974年，格蕾丝一直生活在中国，其间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本书文字素朴，但感人至深。从她写给美国家人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曾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生活的美国女子，是怎样从自己沉醉其中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的浪漫奢华生活中一步步走出来，直面战争、饥荒、洪灾、革命及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的疯狂，最终直面自己的命运，无怨无悔，执著、勇敢、乐观地走完生命的历程。

文：黄亚明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作为个人传记，这本书以家信体，记录了格蕾丝·狄凡的爱情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她追随中国留学生刘弗祺，从美国辗转到天津。与众不同的是，1934——1974的中国，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非常历史事件，还给了格蕾丝连绵不绝的意外和政治凶险。

    在19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格蕾丝作为留在中国的仅有的几位美国人之一，面对着来自外部政治的压力及自己内心理智、情感的冲撞。这位从未受过任何学术或政治训练的女人，为了生活，以执著、诚实和理性的心灵，艰难地、一遍遍比较性地研读马恩列斯著作和美国杂志，培养了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政治直觉，以一己的单薄力量，批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抗反华气氛甚嚣尘上的美国媒体。

    可是，我们要感叹: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癫狂地、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操控的年代，格蕾丝也终于难逃理性迷失这一劫，尽管这迷失不是永久的。比如她在1958年写于南开的“自我批评小结”:“当我想到我先生去世时政府给我的抚恤金就快用完时，我便会对未来害怕担忧。但是这一态度难道不是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的表现吗？如果我所有的兴趣和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未来的理想国度上，我怎么还会有闲心去担忧我个人的未来呢？”很难说它究竟是总结，还是忏悔书。当我们拿它同她在几年前写下的那些犀利、理性、缜密的文章相比时，我们会惊讶、颤栗不已。

    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个人爱情史”，还是一部个体的社会史，区别于惯有的男人写“史”，它来自女性视角和体验，来自民间和异域者的心灵。点点滴滴的中国往事，构成一只巨大而细微的时间的沙漏，使我们有幸窥见到几经变迁的时代对生活的双重纠缠:如何在爱中更好地生活，如何规避政治对爱的破坏力。个体所承受的政治之重，彰显了它的“史料”价值，而个体的不可承受，又引发人们几多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