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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建英的新书《80年代》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她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查建英说：“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遣、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
　　李陀先生的一段话倒像是给所有写“80年代”这题目的人提醒一下：“历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时间距离还是不能保证你的批评性回顾一定有深度。八十年代虽然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十年太复杂了，千头万绪，无论是研究，还是反省，都要考虑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进入。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仅仅写个回忆录不太难，可是要达到像“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水平，不太容易。”
　　
　　参与对话的人物有： 　　阿城 　　北岛 　　陈丹青 　　陈平原 　　崔健 　　甘阳 　　李陀 　　栗宪庭 　　林旭东 　　刘索拉 　　田壮壮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6年6月

　　20年的间隔和缓冲，足够让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晰：虽然不能还原80年代，但20年的时间，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 。

　　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刘索拉、田壮壮……这一连串名字和“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第五代导演”等文化现象，共同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20余年后的今天，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又被热闹地提起，三联书店于5月推出著名旅美女作家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该书对11位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立体地还原和反思那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迟到的青春期”

　　查建英心中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我1981年到1987年间赴美读书，虽然在80年代中只有四年时间‘在场’，但正因为我体验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封闭，那段时间每每通过书信知道国内有摇滚乐了，或者很多人看萨特等等，便觉得十分激动，更感觉这‘迟到的青春期’弥足珍贵。我近年常常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与事的即兴回忆。比如大家回忆李陀，他是1939年出生，在80年代却经常把‘他们那些中年人……’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现在觉得好笑——他那时可不就是个中年人！但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家在精神饥渴之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这些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脑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年轻！我发现大家并没有淡忘那段历史。”

　　“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查建英对80年代的感情由来已久，但真正展开这一大型深度访谈却是受洪晃启发。正如李陀所说，80年代问题复杂又重要，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的课程。查建英选择了从“文化热”这一角度切入：“开始我只打算找几个人聊聊，写一篇关于80年代的文章，但我很快发现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我无法丢掉这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于是，索性增加访谈人数，拓宽角度，集结成书。”

　　该书的责编吴彬则表示：“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有‘80年代情结’。毕竟那个时期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很多人学术、艺术生命上的黄金时期。而查建英缺失了一部分80年代的记忆，这在她是一种遗憾，但可能更是一种冲击，使她更想去了解、挖掘、还原那个年代。”

　　意外收获：“弄潮儿”背后的故事

　　查建英曾经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也用笔名扎西多长期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她有自信“不看这些被访对象以前的访问”，在采访前她对被访人能谈到什么程度已有一个大体的预期。谈话双方知识水平的对等，使其演绎成为一场场智慧的激荡。

　　查建英最认同阿城在访谈中的观点：“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陈丹青对当年的反思也相当深刻：“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选取访谈录的形式，是因为查建英觉得这样便于保持一定的随意性以及被访者的个人风格，而且活泼好读。访谈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这些“文化热”弄潮儿背后丰富的经历。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他寄给陈丹青一份杂志，他的《棋王》、《孩子王》都发表在上面。他直接把杂志寄给在美国的陈丹青，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都撕掉。陈丹青则记忆犹新：“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眼泪。”

文：卜昌炯
出处：出版商务周报 2006年12月

    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

    《出版商务周报》：知道你1981年去美国留学，直到1987年才回国。当时，你觉得国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与同期的美国相比呢？

    查建英：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并不太大，最大的变化是精神生活。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大家一方面对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激烈的反思、批判，一方面对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我见到的人似乎都是意气昂扬、雄心勃勃的，尤其是文化圈和知识分子，一股子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没日没夜地在探讨、争论、创作，而且都深信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

    有些天真，但他们的工作当时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贡献。这与我在美国见到的情景很不一样。

    《出版商务周报》：看到有人批评你说《八十年代访谈录》偏向于一种“精英意识”，只注重于精英的话语表达，而忽略了一些底层生活。对此，你有什么感想？你选取的那些人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所处领域的主流吗？

    查建英：如果大家都把书里的这些人看作精英、把他们说的话看作精英意识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批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人各个不同，其中很多位都有常年的底层生活经历。我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认真地琢磨和检讨过“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这些问题，并且在我1995年于美国出版的英文书《China Pop》里专门考察和描述过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期里中国的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但我并不反对精英，“精英”和“底层”都是客观存在的，每个社会都有，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赞成样态丰富的生活和书写。这些人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谈起话来熟悉、放松，我把他们首先看作朋友，而不是精英。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思想有才华的个人，但绝对谈不上都是主流，我认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的另类甚至异端。并且我从没想过这一本书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可能那么狂妄？这只不过是一组相当个人化的神聊、谈天。

    《出版商务周报》：由《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的对80年代文化思潮的追思你预料到了吗？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想过继续把这种访谈坚持下去？

    查建英：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特别对很多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感到意外和感动。人活到一定时候会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而这与“我从哪里来？我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经历了什么？”这类问题直接相关。历史对中国人向来是重要的。这些年中国人生活变化太剧烈了，来不及想、来不及回头看，也许现在到了一个阶段上，有一些人开始渴望想一想那些不是马上有用、马上能兑换成钱的事情了。从这个角度讲，也许这本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算是“应运而生”吧。我自己很喜欢80年代中国里的某种氛围，那个“气场”一去不回了，能为那个短暂而浪漫的时期提供一点个人记忆和反省，留个纪念册，我很欣慰，虽然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有太多遗憾。并没有继续访谈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作的是一本英文书，可以算是《China Pop》的续集吧。

    《出版商务周报》：采访了那么多人，你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80年代的某种共性？能不能试着总结一下？

    查建英：算了吧。他们都是个性分明、不宜归纳的人物。

    《出版商务周报》：对于80年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愿意回到80年代，把你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补回国内来过么？

    查建英：我永远愿意活在现在。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经历也很美好和珍贵。

文：查建英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中华读书报请我对这一年做个回顾，最近因为工作刚去了一趟印度，现在满脑子还是孟买贫民窟、海德巴尔德的高科技区与毛派游击队、印度南方乡村的场景以及如何看待印中两国不同发展路径的疑问，但我明白读书报并不是请我来评点亚洲国家大事的，那就还是讲讲与自己相关的身边小事吧。头一个感觉是自己今年涉嫌饶舌，说话多做事少。特别是5月份《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后，为促销接受了不少采访，到后来基本上成了车轱辘话来回讲，很乏味。当然，这样说好像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一本乘兴而为、相当程度上属于和一些老哥儿们“清谈”、“神聊”出来的书，至今已经印了4版，还有这么多反应，的确是意外而高兴的一件事。最近，《新周刊》发布“新锐榜”把此书选为“年度图书”，评语说它“为物质丰盛、精神失范的今天提供了照妖镜”。荣幸之余，也吓了我一跳，果然随后就有一位年轻记者来问我：查老师，请您讲讲这本书照出了什么妖啊？我答：我天，我也不知道啊！其实一本书沧海一粟，哪里会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是害怕这书被架到一个令人尴尬的高位上，弄得面目可憎起来。

　　不过，由此想起近来听到的另一种批评，批评者的主要意思是说这本书有着令人“无比厌恶”的“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此书缺乏“平民意识”、“底层关怀”，普通人的声音在这里是缺席的，因为书中这些人大都是名人、精英、成功人士，是有话语权的人，而80年代的记忆与叙述怎么能由这些人代表？

　　先要声明我对各种批评非常欢迎和感谢。人家批评你首先是因为关心你、在意你，这个道理我还是很明白的。但因为这个批评涉及到一些比较容易混乱的概念，我觉得不妨借此机会做几点简单的回应和说明。

　　1.《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所有参与者首先是个人。他们不仅性格、气质、观点、风格各个不同，并且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目前状态也都各自不同。他们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

　　2.我做这本书的意图与方式都是个人化的，选取的是我本人比较熟悉的领域、题目、人物。我向来不喜欢所谓“宏大叙事”，更未狂妄到想要以一本书来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相反，对那种总为自己既不生活在其中、也缺乏深入了解的群体或事物发言和代言的人，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不是幼稚，那他多半是个伪君子，因为他深谙这类发言和代言可以争取到某些资源，并且由此获利。换句话讲，他实际上是在迎合或利用某种时尚，以讨伐“成功人士”、为民请命的话语方式谋求成功。但我以为，“媚俗”固不可取，“媚雅”也须谨防。

　　3.《访谈录》的很多参与者都曾有过长年的底层生活经验，如果今天别人把他们视为“精英”，那多半是因为他们经过个人奋斗成了自己工作领域里的优秀人物，对这种意义上的成功他们没什么可抱歉的，尽管他们并不见得人人愿意戴上精英这顶高帽上街。如果他们由于成功得到了一定的“话语权”，那我认为关键在于他们怎么使用这个话语权。90年代初我也曾思考过精英主义的问题，并且为此写过文章，结论之一是要命的不是精英主义，而是中国精英的劣质化。精英，坦率说，哪个社会都有，没有什么好反的（反精英最积极的一般恰恰是那些最有精英情结的人），关键在于这些精英的素质和水平如何、有没有责任感、荣誉感、理想、是否深思熟虑并且敢做敢当。

　　4.如果《访谈录》参与者可以被称为“精英”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多数人都不属于“主流精英”而属于“精英”中的“另类”。无论他们对80年代还是当下中国的叙述，都不属于“主流叙述”，而更近于“另类叙述”。

　　5.近年来“反精英”渐成时尚，一方是紧追某种思潮的网络愤青、形形色色的“平民”代言人、真真假假的民粹派，一方是大众娱乐方面的媒体宠儿，借向“权威”发难，把“精英”攻击得左右不是人。且不说“精英”这名号被漫天滥用，似乎成了“成功人士”、“富人”、“有权有势者”等一切强者的同义词，似乎一旦“精英”必为“平民”天敌。这种粗糙思维当中的混淆自不待言。而“大众”、“平民”、“百姓”、“普通人”到底是谁呢？仔细想想，其实大体是“人民”的新名称。在这个问题上，阿城有几句话讲得透彻，我愿在此援引，大意是：人民是谁？人民就是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看似可怜的弱者，给他点权力他便可能刁难欺人，这是人性。所以在有些人那里，“人民”是一个伪概念，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出矫情。我愿再加一句：老爱拿“人民”说事的人，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且没把自己当“人民”。

　　6.热切希望那些批评《访谈录》缺乏“平民意识”、“底层关怀”的先生们不要光说不练，希望你们尽快去下乡下厂下工地，去到那些你们认为的“底层平民”当中生活和挖宝，写出像李陀最近在《读书》上期待的“另一个80年代”来。实际上，“这一个”固然远远不够，“另一个”又怎么够呢？应该有另几个、另几十个呵。在我看来，文化样态越丰富越好、历史记忆越多姿多彩越好，条件只有一个：不论“平民”、“精英”，请把工作做得真实一点、个人一点，请讲出人性来，别老拿群体说事、拿概念唬人。

　　总之，新年将临，愿与诸位共勉：来年防火防盗，也防如下人及其言行作为：媚俗，媚雅，恶俗，伪善，伪精英，伪平民，真小人，伪君子。  

文：严搏非
出处：世纪中国 2006年6月

　　这几个月几乎没有一本书能成为话题的，但上个月有了一本，就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就先有了很多消息，先是对陈丹青的访谈在《万象》、在网上的公布，接着有朋友传来一份对甘阳的访谈全本，一下勾起了兴趣，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一直在期待着这本书。

　　书在上海的上市已经是五月初，当时我正读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两相比较，很多场景和逻辑总在脑子里重叠，尽管两者相差了60年，却似乎有些特征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用《魏玛文化》的副标题来说“八十年代”，就是：“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

　　“八十年代”是一个概念，一个试图成为现实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蕴涵着很多的渴望和诉求：民主、自由、自下而上地变革和自上而下地承认变革……等等、等等。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以后，“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般的人心都把它看作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就象是一个预言，一种崭新开始的希望，在当时，这几乎是全民的共识。

　　近代中国在其寻找现代性的路向上，如果勉强地分，至少有两种形态可以被抽象出来：一种是国共政争及其49年后定于一统的列宁式社会主义中国，另一个则是五四时代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胡适们的中国。而八十年代，在尝试了前一条路线的几十年以后，至少在某些方向上要试图重回后一条路线了。

　　几十万右派复出，许多被放逐于边缘的知识分子一下子重回中心，局外人又成为局内人。大批的知青返城，连续两届高校招生，几乎网罗了十年的青年精英。原来在地下传播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迅速地在新时代成为文化主流。八十年代的风格其实来自于文革和文革前的年代，正是对文革极权的批判为八十年代的风格注入了激烈的色调和政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其实并未真正创造什么，它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解放了出来，并且伴随着从未有过的和平的变革紧张而激动地伸展。这种解放和伸展当然还十分有限，被切断的文脉和对外界的隔绝成为文化复兴最大的阻碍。然而它依然是个极有才情的年代，在中断了两代人的知识传承和中断了30年的与世界交流以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依靠才华、洞察力和批判的激情创造了“八十年代”，而且他们严肃地、努力不懈地试图赋予这个理想的概念以真正的内涵。

　　很显然，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只是冰山一角，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没有进入。当时还有一些更重要的知识群体，一些对构成八十年代不可或缺的会议、文章、观点和作品，但即使如此，此书也已经在当下的语境中构成一个特例，只是今天的年青人若仅以此书去看当时，难免会有些误读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魏玛共和存在了14年，最后以一群知识分子的流亡结束。在这张流亡名单上，有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布莱希特、格罗兹、康定斯基、蒂利希、格罗皮乌斯……八十年代比魏玛时代更短暂，它也有一长串流亡名单，不同的，就是它的流亡者几无成就并已渐渐归来。

　　八十年代已成绝响，再一次的复兴看来要期待再一次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