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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章开沅的图传

记者：燕青
出处：武汉晨报 2005年11月18日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半个多世纪致力于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南京大屠杀及基督教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等。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

    近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推出章先生老相片集《鸿爪印雪》，集纳章先生精彩生活片段。章先生自称年轻时是个浪漫主义者，曾梦想成为战地记者。现在虽已80岁高龄，他仍然未改浪漫主义者的本色。

    “我小时候是个问题儿童”

    记者：上个月华师隆重庆祝了您的80岁寿诞，这本书，是您的生日礼物之一吗？

    章先生：是的。是学生们提出来并一手策划完成的。从北伐到抗战到解放到所谓激情如火的岁月，再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代在我的岁月里投下了一点印影，这是我同意出版这个画册的原因。感谢学生和出版社，很精美，比想像的好。我不喜欢照相，图片也不多，加上搬家多次，这些照片能得到保存，要感谢我太太。我从来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性格如此，不要强，从小我的家里多子女，我既不是老大也非老幺，在家的地位中不溜秋，读书的时候学业也不顶好，就这么一个人，历经磨难后，到现在能生活在一个很温馨的氛围里，有很多人惦念，我感到很温暖。

    记者：您在80岁生日到来时，想了些什么？

    章先生：我从小身体比较弱，有逆反心理，是个问题儿童。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于是就以书本来反对世界，我家族里就有长辈观察到我的体弱和我心理的叛逆，曾经断言我活不到20岁。这样一来到20岁的时候我就很紧张，那一年我恰好当了兵，我原来的想法是反正活不久，在战场上打死了也就算了。结果在军队里不但没有打仗，而且因为吃饱了，身体反而好了，这样就躲过了20岁这一劫。

    到了40岁的时候，文革来了，人生又靠不住了。结果也还好，学生们对我还算宽厚，没有被打死打伤。和20岁时相比，40岁时我就不想死了，因为还有家庭、老师和学生都放不下，很牵挂。有人说我是工作狂，其实我只是对工作有兴趣，比较痴迷，没有拿它当饭碗，而是以它为乐。做老师的时候，就希望对学生的成长有帮助。做学问的时候，就想多吸收知识。我不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从小没有树立过远大理想，是个流浪成性的过客，到现在还是有点浪漫主义，只愿意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但内心经常有涌动，贪婪知识，我研究的课题经常转变，不是因为博学，是好奇。这样到60岁的时候，就不再去想家族长辈当年的断言。

    现在80岁了，我已经比长辈当年断言的年限多活出了几番。我虽然没有信仰宗教，但从文学的角度，我相信永恒。我是懂得军人的，军人希望战死沙场。教师呢，不能类推，但应当是讲台上、书桌上，而不是病床上。

    “张纯如是个高尚的人”

    记者：您最近一共出了三本书，除了《鸿爪印雪》，还有《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和《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在这三本书里，您都提到您的老师贝德士。

    章先生：贝德士在多方面对我有影响，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热忱的人。除了课堂上，他对学生的课外也有帮助，经常开派对，听听音乐、看看文物，讲点英文小笑话，锻炼我们的口语。当时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历史系学生，有奇怪的想法，不想研究历史，而想去研究印地安文学。但我这样做其实很荒唐，因为没有条件。图书馆的书很少，我需要去一些外国机构借书，贝德士夫妇两人先后都为我借书提供了担保，这一点对我成为教师之后如何宽容地对待学生有影响。我现在只能在晚年再来怀念他。

    记者：上次在武图演讲时，您提到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您说她的自杀，与南京大屠杀留给人的恐怖记忆可能有关。

    章先生：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尤其在让西方人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方面，发挥了几乎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是美国华裔第二代，英文近乎母语，对西方受众的心理也很了解。加上她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是生物学家，出自书香门第，素养很好，自己又是个小说家，所以她的书很受欢迎，她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也很受关注。但长期研究这样一个对象是个问题。

    1946年，我的老师（贝德士）分别在南京和东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不愉快，他在书信中说他感到很累，很疲惫。我以前也讲过一个外国女教师，目睹了南京大屠杀，回国后选择自杀。张纯如和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她在最好的青春岁月，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而且非常痴迷，到实地调查、收集许多图片，不遗余力。

    你们可能发现，在我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里没有图片。我有过矛盾，一方面感觉图片比文字有力，一方面不忍心。我的老师在金陵大学时期，也有机会给我们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图片，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对悲惨进行回避的态度，但张纯如收集了很多图片，图片一张一张向她重现当时的惨状，这对人很有刺激。

    我能理解她的自杀，以及她选择以手枪的方式。我一方面很可惜她，另一方面很尊重她。她与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等方面有距离，但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将与池田大作对话

    记者：您以前曾呼吁武汉需要一个建筑给历史作证，石门峰建成武汉保卫纪念墙，您去看过吗？

    章先生：去看过。纪念是可以物化的，也是可以用建筑去表达的，石门峰原就有抗日空军遗墓，现在修建保卫纪念墙，这样很好。在解放公园，原有一个苏联空军纪念碑，现在政府也准备建一个中国纪念碑，这种纪念活动，民间和政府并行，学者们都很支持。我有很多的头衔，有些是我不大自愿的，但石门峰顾问和辛亥革命博物馆名誉馆长，是我自愿的。辛亥革命博物馆的许多事情，我都曾经参与，我对它有感情。

    记者：您会写回忆录吗？

    章先生：以前说起这样的事情，我说名字可以定为《凡人所思》。我的记忆很奇怪，大事件都记不住，只记住了大时代的一些琐碎，一些比较有人情味的小事情。不过现在没有时间写回忆录，我甚至没有时间回忆。我的计划都是别人制定的，我现在要把工作做完做好，多做一点。

    记者：您比年轻人更忙。

    章先生：我看见别人抱孙子、打太极很羡慕，希望活得轻松些。但比别人活得久，被别人寄托的希望就会多一些，各地邀请很多，停不下来。老人有老人的好处，有一段时间的回忆。池田大作（日本人，国际著名宗教思想家和文化和平的“民间大使”）小我两岁，我很快会见到他。我们都觉得是时候了，该留下一点东西。想通过谈话完成一本书，谈一点人类普遍关心的事情，不限于专业。

    采访章先生是个下雨天，走在落叶缤纷的华师，想着去面见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心怀敬意。采访时，也聊到一些闲话，譬如说到石门峰武汉保卫纪念墙时，章先生突然话题一转，饶有兴致地说及他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看墓地，因为墓地是城市的边缘史，他尤对墓碑有兴致，而与他志同道合者，海内外还大有学者在。

    坐在章先生温暖的房间，我也似能感觉章先生的些许怅然。他说，别人说岁月如歌，我却觉岁月如梭，时间过去得太快了。

文：张建智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记得二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文友陈麦青及编辑孙晶给我寄了《贾植芳画传》，这本详细记录贾植芳先生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之书，读后使我心灵感到有一种意味深长和沉甸甸的感觉。从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慢慢收集起这类既反映时代历史又从中折射出人生况味的画传。常常的，我放在床头百读不厌，有时甚或在迷迷糊糊的梦境中会出现与传主对话的情境。其实，每当读完一本这样的画传，心中就多了一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抑或“含弘光大，品物咸享”之感。而《章开沅的老照片》，则可说是我近期读到和看到的这类书中最好的一本现代人物画传。

    人物画传，是目前出版界为保留名人史料及他们所走过的崎岖曲折之人生道路的一种新文本，读者正可以从原本尘封的照片和资料中，读出那已渐远的时代与往事，从而得到启迪和思考。《鸿爪印雪》的资料与照片是收集得非常完整的，它多姿多彩地反映了一代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那多棱角的人生和他所处时代发生的历史进程。

    此画传分十四个章节，另有《章开沅教授年表》与后记，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半世纪。翻开这本画传，扑面而来的是一帧气宇轩昂、长髯拂胸，一如关公、又犹如美髯公的老照片，那就是章先生的曾祖父——维藩公。他早年入左宗棠幕营西征，转战天山南北建立军功、封官爵禄，尔后在清末转而创办实业，一直延续到他祖父、父亲一代。接着画传就记录了章先生的故乡童年生活、金陵求学、执教华师、出国讲学，以及包括了他晚年享有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整部画传无不翔实地反映了他整个的人生片段，读来使人顿生悠悠之历史沧桑感，又具丰富无比的生活色彩的情趣。

    章先生在此书开首的《历史寻踪》(代序)中说:“……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种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于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的确，作为史学家的他，除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外，他还能通过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背景，广结国内外学界人士，并且不断去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在国内外不能不令人格外瞩目。如他当年借调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时，他与章士钊(行严)先生有一段非常友好的佳话，令我读来就非常亲切有味。章先生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除了日常生活中充溢了他的智慧与幽默，还能抓住每一个研究近代史的契机，去贴近底层，亲近基层的各类人物。他的治学生涯，绝不是那种只沉潜于书斋一味地死读史书，抑或是热衷于到处发表论文的学者。他非常重视现实的实际生活，是真正做到了哥德所说的“生活之树常青”的那类学者。正缘于这一点，他才能不断地去披荆斩棘开辟一个个人们不敢尝试的新领域。譬如，他很早就推动对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国际学术研讨，于此认为办实业是发展生产力、解决国计民生的重要途径。他痴迷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创办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又如，当国内学界对教会大学史研究还处于忌讳状态时，始终认为“治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章先生，就着手对这一具前瞻性之领域进行了研究。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能取得真正第一手的资料，他毅然辞去担任了六年多的大学校长职务，奔赴异国他乡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蟠音楼”中，潜心研究教会大学史。那一年他已届花甲之年，却孤身客居小楼之顶层，邻居全是欧美白人，他只能与蓝天白云对话，和松鼠白鸽为伴，承担着研究与教育。为了弄清国外收藏文献并取得这些“真经”，第二年他又转入耶鲁大学，潜心于《贝德士文献》的阅读与研究。章先生很早就提出，真正的学术价值必然是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人。他的弟子常说:“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而章先生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其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入中国。其二是将世界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入中国，将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向世界。其三是培养了一批人材。”的确如章先生所说，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为中国学术界扎扎实实地做了这三件大好事。当然，作为一名终身教授，作为一位年事已高的八十岁老人，他每天还会从自己坐落在桂子山下的“实斋”书屋步行到办公室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还在为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和世界各国学者们的交流与合作、为华中师大在国际化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奉献着晚年非常宝贵的精力。

    “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是章先生对自己同时也是对别人(历史学家)的要求。他在用他生命之重的人生实现他平生的诺言，最好的证明便是他已走过了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人生历程。

    “灵魂最自由的人，就是那种一举挣断锁链的人。”我想，章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历史学家便应是这样大写的人，这也是章先生的成功之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