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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兰登书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他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也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作者从一家小出版社销售业务员做起，到收购"现代文库"，创立兰登书屋，使之发展成为美国最成功的高品质商业出版社。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很多作家如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等人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趣事和经验谈，作者用他幽默、智慧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如何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者、同行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等等。你可以从一个成功的出版人的成长轨迹看到一个世界最大出版集团的崛起之路。

文：植物 出处：新京报 2007年3月

　　三年前的春天，我正在到处找工作，来到一家出版社应聘，面试的老师在考过我很多问题之后，突然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希望将来的墓志铭上写什么？你怎么回答？”我连愕然都没来得及，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一个快乐的人。”我记得老师当时露出神秘微笑，像凡尘岁月里偶然闪现的一个明亮的希望，我被录取了，从此踏入出版行业。

　　三年后的此刻，当我读完《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时，恍然大悟：对方一定是看过这本书的。只不过，我读的是2007年的新版本，他读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版本。我们都走在被这本书影响的旅程上。听听这个出版界偶像贝内特·瑟夫怎么说，“‘一点点幽默感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这一直是我的信条。有人曾经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我总是说，我希望这样写：“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原来竟然早已莫名共鸣，这是何其妙也的因缘际会。

　　贝内特·瑟夫投身出版业四十多年，他创立了有口皆碑的兰登书屋，并将其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他在这本书中以趣味盎然的讲述方式回忆他的传奇经历，尤其是出版心得与经验感受。

　　在书中，可以明显看出，贝内特·瑟夫以何种态度工作？热爱。当他年轻时，有一天，曾这样安排自己：清晨出门赶往牛津，与畅销书作家霭斯理谈版权；下午到伦敦，与剧作家萧伯纳约稿。通常人会感慨疲惫，可他却在路上喜悦感怀道：对于一个年轻出版人来说，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天。他说服萧伯纳给稿：“尽管您是个伟人，但对美国人的看法却傻里傻气的。您说起美国就跟随便哪个欧洲游客一样，不像萧伯纳。”这话把萧伯纳逗乐了。两人风趣共餐，最终达成了出版协议。

　　他以同样的热情与魅力兴致勃勃签下大作家尤金·奥尼尔、小说家诺曼·道格拉斯、D·H·劳伦斯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在愉悦交谈、从容悠然中完成的，是才华也是勤劳。

　　他如何对待做书呢？用心。从书的内容到形式，他精心考虑，追求完美。做“现代文库”系列时，他剔除有问题的品种，开出想要添加的书单，之后认真拜访制版专家，停止使用有缺点的人造革书衣，改用雅致的材料做书衣。

　　即使对于出版者容易忽视的书目，他也一丝不苟。他说：“我们不要形同废纸的老式书目，而要拿出有品位的书目。”他还请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设计“现代文库”的扉页。感谢这本书第一次收入相关插图，事隔几十年回头看那些装帧风格，依然具备漂亮经典的品质。

　　而他又如何对人呢？双赢。他喜欢称赞作者出色，想办法激发别人的活力，释放写作的能量。他也时刻不忘夸奖兰登书屋团队的凝聚力和同伴的优秀。他不吝赞美萨克斯·康明斯、海勒姆·海登等高级编辑的人文素质，他以自己的实践展示着兰登书屋成员的荣誉感与归属感，每个人都很开心。他总结自己的出版经营之道时，说：“在人们公平公正时，每个人做事都很顺利。

　　如果你赚了钱，要让别人也赚。要是有人受到伤害，那可不好。但如果你能把事情办得人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理想的生意经。”这对任何行业，都是可供回味的借鉴。

　　因为他的智慧与快乐信条，他在出版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如果拥有这些，倘若他坚持选择华尔街，其实照样会成为传奇人物。爱一本好书从来不会没有理由，爱的可能只是由书中看到希望的远方。至今我仍然走在最初铺展开来的旅程上，读这本书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确证自身：我希望如此吗？

　　我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路曼曼其修远兮，有偶像在前方，旅途也是快乐的，贝内特·瑟夫在书的封面上会心微笑。

文：李湃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如果我们阅读一本书而不阅读我们自身，那么阅读就失去了意义。《我与兰登书屋》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观照中国出版的机会。

　　在每个行业，都有值得业界所有人仰望的高峰，会成为一种行业标准。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上帝之选”，兰登书屋即是如此。在这个行业里久了，不时会听到某个角落里一声巨吼：我们要成为中国的兰登书屋。只可惜，过了这么多年，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兰登书屋型出版，而且似乎连心怀宏愿的有志之士都越来越少。

　　而对于大多数行外人士来说，兰登书屋远没有路易威登来得出名，或许我们比较形象一点的说法是：一个有着奢侈精神追求的出版公司。你可以举出一大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可以罗列一大单的大多听说过基本没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些都是兰登书屋的作者和作品。毫无疑问，中国出版界同样也缺失顶级奢侈品牌。

　　众所周知，美国的财富和精英阶层，犹太人的势力强大。出版这个行业尤其是如此。我们熟知的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克诺夫、维京、皇冠、FSG、麦克米伦等等，不是由犹太人参与创办，就是犹太人占据了总编辑或者总经理等主要位置。瑟夫本人更是典型。

　　他家庭富裕，从小良好的教育让他热爱阅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多种机缘巧合的教育进一步培养了他的文学鉴赏力，并对写作一直跃跃欲试。同时，他进入的这个圈子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比如迪克·西蒙，另一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的创办人之一。这也许使他天生就拥有商人对市场的灵敏嗅觉。

　　毕业之后，瑟夫进出各个俱乐部等高级社交场所。他难以抵挡出版的诱惑最终舍弃华尔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种把玩文化的心态，同时也有犹太人的精明。这点在其他出版人身上也有。比如，把现代文库卖给他的利弗莱特，也是一位天才的出版人，但是他狂热地喜欢戏剧，同时也屡屡拜倒在石榴裙下；再比如，几乎同时和他同时投入出版的克诺夫，虽然始终在规模上未能有大发展，但是他在文学作品的品位和格调上的天才无与伦比。

　　一开始瑟夫的玩法就不一样。同样是书，他拉来了著名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来为他们设计扉页，制作插图、目录甚至请柬；有了设计还有要好的印刷商，他就去找最好的潘森印刷公司老总，并且不问报价，直接结账单。这些直接的后果便是，兰登的现代文库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可信赖的图书品质的保证。

　　至于图书推广方面，他更是一个大玩家。瑟夫本人非常幽默，在学校时便是主写幽默文章，进入出版后更像是如鱼得水，除了他，世界上还有谁会称体格强壮、线条粗框的格特鲁因女士为美女？他出罗斯福总统的书，心里打着让总统给兰登贴金的小九九……

　　但是，瑟夫对作品、作家始终带着欣赏的态度，进而想着怎么能够让作品有更多的读者。他可以为作品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最为众人所知的一次是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玩了一次大的，为了促成该书在美国出版，他不惜挑战美国法律，并且事先给海关做局，让他把书没收了，同时把各种各样的有利评论贴在没收书中，以便用作证据引用。结果可想而知，他赌赢了。

　　看过好多中国老编辑的回忆文章，他们的眼光和编辑技能方面都无可挑剔，你甚至会发出感慨，中国真的有好编辑啊。无论在出版社还是民营出版机构，都有些玩家。整天请客吃饭，招呼作家、文化界的名流聚会，热闹的情形不比利弗莱特的酒会弱。有了好编辑，有了好场所。但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兰登呢？

　　大概他们还少一分玩家的底线。有时候，瑟夫也要玩无赖，看着要出的纪实作品在真实性上有瑕疵，索性改成小说出。但是，面对《绿色公寓》的出版问题的时候，尽管可以占著作权不规范的便宜，他还是给克诺夫补了版税。他的底线在于诚实，诚实地可以拒绝出版奥尼尔、安·兰德的作品：因为他和奥尼尔有约定，《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要在去世后二十五年再出版；因为他对公众有责任，把肯尼迪说成希特勒是不妥当的。他可以拒绝发行畅销书，因为《露阴癖》这样的揭私题材不是兰登追求的价值。

　　看看我们自己的出版界，剽窃者依然被奉为上宾，出版者拿着高版税的合同趋之若鹜。为了给有文物贩子嫌疑的人贴金，造出一部小说来到处按照真实事迹来宣扬。打开某门户网站的图书频道，全部都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的语言暴力。一边用高版税合同引诱作者，一边想尽办法隐瞒印数少给稿费。至于跟风造假，都认为是可以忍受的市场经济行为……

　　1925年，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以20万美元买下了现代文库，开始了出版之路；1965年底，美国无线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兰登书屋。显然，对于很多玩家来说，40年太长了。

　　也许当年的八旗子弟来玩出版，中国出现兰登书屋的概率还高一点，因为和瑟夫一样，不管玩多少年，也不管身处何境，他们都玩得很开心，也很有品。有时候也和兰登一样拽：你收购我可以，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业务有绝对控制权，你无权干涉我们的出版。

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7年5月
   
    在审读《我与兰登书屋》一稿时，内心一直充满着期待：身为同行，Random House——这个“小屋”如雷贯耳的分量我不会不明白，而面对贝内特·瑟夫的《我与兰登书屋》这部回忆录，我自然十分期待从中看到这位兰登书屋的创始人如何将自己的企业打造成全球大众出版业龙头老大的奥秘。
   
    然而，卒读下来，竟一时有些语塞。在这部洋洋二三十余万言的回忆录中，能称之为“奥秘”的内容几乎没有。我们所能看到的无非就是身为一个编辑或出版人所不能不面对的选题、作者之类的日常工作，至于经营也无非就是收购、股权分配等常规，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绝活妙招可言。
   
    再一细想，无论是编辑还是出版人，要将自己的出版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事业做好做强，除去掌握并拥有一流的出版资源和人才资源，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奇招，贝内特·瑟夫不就是牢牢地把住了这条看似朴素却又是颠扑不破的出版之道才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的吗？这就无怪乎我们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能看到他如数家珍般地记叙着与一位又一位作者打交道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选题产生的历程，偶尔冒出几句总结的话也看似平淡无奇。比如，说到编辑，瑟夫说：“优秀的编辑就像优秀的作家一样，必须天生就有某种不可或缺的才能，譬如良好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但他也应当拥有广泛的兴趣，流畅的语言应用能力，还要对综合知识有一定储备——越多越好——这样他才能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帮助他实现。编辑得广泛阅读，才能在看到书稿时鉴别、欣赏写作的好坏，但他也必须有一定的市场感觉，知道大众可能买什么样的书，因为书即使定得再好，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生存。”如此大白话加大实话，既无深奥的哲理，也没有灵动的智慧。但琢磨下来，一个优秀编辑或出版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只不过是这些大白话大实话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更难。贝内特·瑟夫慢慢地做到了，而且持之以恒地做了下来，也就有了兰登书屋的今天。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出版业，又有多少是真正认同并践行着这句大白话呢？于是嚷嚷了半天的做大做强却总是做不到点子上；于是出书的人可以读书越来越少甚至可以不读书；于是选题可以你跟我来我跟你；于是可以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而全然不顾市场的需求；于是……如此这般，我们的出版业就永远做不大也做不强；如此这般，读《我与兰登书屋》自然就会感到失望：原来如此，不过如此。殊不知这如此就是一种能力，一种本事，一种境界，也正是我们出版业所短缺的啊。

文：彭伦
   
    两年多以前，我在上海外文书店原版书区域的历史传记书架最下一层意外发现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这本书。抽出来翻看，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十多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的那本《我与兰登书屋》吗？
   
    《我与兰登书屋》是美国出版史上的一部经典性回忆录，其作者贝内特·瑟夫（1898-1971）也是美国现代出版业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一九二五年，他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两人合伙从正在走下坡路的前辈出版家利弗莱特手中买下"现代文库"丛书，开始独立创业，两年后将出版社正式命名"兰登书屋"。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很多作家如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德莱塞等人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轶事与经验谈。
   
    然而，贝内特·瑟夫本人没能亲眼看到这部回忆录的诞生，虽然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准备。从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合作，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这些访谈均有录音和文字整理，经他初步校订后又重新打字。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对口述历史的内容作了更新。可惜同年八月，他心脏病突发猝死，留下了未完的书稿。时任兰登书屋总编辑的阿尔伯特·厄斯金在瑟夫遗孀菲丽丝·瑟夫的帮助下，根据这些口述历史材料和贝内特·瑟夫留下的大量日记、剪报，编辑整理成完整的书稿，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也就是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推出精装版。二〇〇二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作序，推出平装版。
   
    一九九一年，三联书店出版首次《我与兰登书屋》（陈瑞兰、杨淮生译），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它为尚未进入商业化时代的中国出版界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现代出版业风云际会的窗户，为国内不少立志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出版业。不过时至今日，当年首印三千册的《我与兰登书屋》已经很难寻觅。
   
    当时我没有读过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但是在一口气读了两遍英文版后，心头豁然开朗，从此告别工作近三年的报社，投身书业，并且着手联系《我与兰登书屋》的国际版权。
   
    没想到落实这本书的版权还颇费周折。尽管该书版权为兰登书屋所有，但由于初版时间久远，独家代理兰登书屋翻译版权的版权代理公司数据库中并没有这本书的资料。幸运的是，不久我即随同黄育海先生参加了二〇〇四年法兰克福书展。我心有不甘，径直跑到兰登书屋的展台询问。可是一般的年轻工作人员怎会了解这样一本近三十年前老书的版权状况呢？这时，兰登书屋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帮了我的忙。她颇为兴奋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并热情地介绍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去找他们负责国际版权的一位小姐妮科尔谈。"书展结束后我会回公司查这本书，你回去等候版代公司的消息吧。"妮科尔把书名记下来，笑着对我说。接下来的事就十分简单了，一切如愿。
   
    一个朋友获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欣然将他收藏的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借给我作参考。我这才发现，这并不是全译本。
   
    在被三联版译者删略的开头两万多字内容里，作者从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说起，写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在华尔街的荒唐工作，乃至一脚踏进出版业、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这些生活经历均与作者日后创立兰登书屋以及他的整个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的删略只能令读者看不到作者性格、人生观的发展历程，难以理解他与许多朋友、事件之间的渊源和联系。而在作者创立兰登书屋之后的内容中，也有个别章节、段落被删略，最明显的是在某个章节中，作者讲述他身为自由派出版人，与两位极有争议的极端保守派惠克特·钱伯斯与乔治·索克斯的交往以及出版《联邦调查局故事》的过程。这整个章节的删除影响了读者深入认识作者在政治立场、交友标准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
   
    距离一九九一年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的诞生已经超过十五年，中国出版业在这十五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版权贸易空前活跃，出版集团的裂变整合已不算新鲜事，图书俱乐部（书友会）也出现了。我重新翻译这部美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经典作品，固然是出于自身对贝内特·瑟夫由衷的敬佩和对这本书的热爱，希望能尽量弥补过去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遗憾，也希望它有助于国内出版同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新的启迪，对国际出版业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