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丁玲，我有着太复杂的感受。对于她的文字，我有喜欢的，尤其她的爽直率真，有一种近乎透明的清澈；对于她为之献身的信仰，我是尊重的；对于她坎坷的遭际，我是同情的；对于她一生当中，因各种原因而起的人事纠葛，有些，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我也自有看法。但是，我总认为，每一个人在当时的行为，必然由当时的条件所支持或制约。因此，后来人可以评说解析，却应尽可能把自己也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这样的理解和批评，才不会偏狭，才有建设性。
读《丁玲自述》之前，我读过湖北人民的《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相比之下，《始末》集中在某一事件上，更多是利用已有资料，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给予梳理，观点性的东西是隐含在资料的呈现过程中的；而《自述》，则尽可能用当事人自己的文字，对其一生有所阐述，涉及到人，涉及到事，当然也涉及到态度。因此，写作角度的不同，带来的阅读感受也有所不同。
《丁玲自述》从遥远的故乡和蒋姓人家说起，等于交代了自己的根柢。说起来，蒋家在当地曾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不过蒋家各分枝的光景却不一样。丁玲在三岁半死了父亲，等到母亲变卖家财田地还清父亲的欠债，也就所剩无几。所以丁玲说:“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然而，丁玲母亲是个奇女子，有知识，有理想，有决断，离开了蒋家，带着女儿去读书，自谋生路，和当时的女界精英交谊往来，比如著名的向警予。因此丁玲的个性和气质，便有了最初的渊源——在这样的母亲养育下，她“天然地”反抗权威、追求理想，独立，并且对政治有一种敏感和执着。
对丁玲的写作和生活方向，有意无意施加了影响的，还有许多著名人士。了解丁玲，这些人士是回避不了的。我喜欢《自述》中《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在近半个世纪后的八十年代初，丁玲渐渐从人生最低谷走出来，冤案却未彻底解决，想起年轻时代的挚友王剑虹，于是，将她美丽、智慧、如火却短暂的一生，以及和她有着亲密关系的瞿秋白，还有那个中篇《韦护》，以及自己和这两位过去老朋友的信息，都一一收拢在文字里。也许和多年坎坷遭际有关，她笔下是沉郁的，真的如目录小标题所言——“爱情与革命”，在这个命题里，剑虹、秋白和“我”，映衬着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迷惘和浪漫情怀。在那时，将瞿秋白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应该说，丁玲算早的。当然，文章里有许多纷纭的信息，有的地方闪烁其词，对于不了解前后事件的人，就有点如坠云雾。显然，她是偏向好友的，在同情瞿秋白的身不由己时，也能隐约见出对他的责备。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阅读中，我依然能感受到她对逝者的伤悼，叙述中已少见波澜，可是情深意切，这才是真功夫。
我印象深刻的是，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对丁玲的劝告。“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如果丁玲听从了他的劝说呢？她的文字自有特点，观察世界和人生的视角，也有敏锐处，随着阅世的深入，也许会在文学上更有作为？但是，人生难以假设，如果那样，恐怕也就不是丁玲了。她的出身背景，以及接触深厚、崇敬的人士，多和左翼有关；更因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经有过深入的交往，也许就左右、至少影响了她对人生方向的选择。
《魍魉世界》文后没有日期，从行文中看，当是在南京囚居解脱以后。这是丁玲一生中的“污点”。这个“污点”，几乎让她付出后半生的心力和代价。文章从她被捕前谈起，到被挟持到南京的经过，在囚居中经历的人事，以及如何逃脱监视。其中，她说到冯达、沈从文、李达、王昆仑、冯雪峰、母亲、姚蓬子等人。尤其冯达，这里透露出一些信息，有鲜明的厌弃，然而叙述中也让人引起联想，感觉:这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残酷的政治面前，“一失足顿成千古恨”，遁于消沉。所以，面对他，丁玲的态度就有些复杂，恐怕，这也是后来她被人抓住辫子而百口莫辩的原因吧。在党的旗帜下，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不“玉碎”就是“瓦全”，就有问题，没有第三条道路。除了“政治正确”的影子，我仿佛还看到封建时代“烈妇”、“贞洁牌坊”的影子。所以在中国，做女人不易，做女革命者尤其不易！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是一篇怀念文章。应该说，她的本意是歌颂和感念，可是，其中的一些信息，在我看来却意味深长。1937年她到延安，因为活泼开朗，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化人。有意无意的，毛泽东一次说她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还有一次说她“有名士气派”。她意识到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警醒着自己。毛泽东反感的是什么呢？“名士气派”，大概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与事无补的习气吧。她说:“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她的认识应该说相当清醒。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那时我听他(毛泽东)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旧文学是修养，新文艺是工具，是宣传，但知识分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要整风了。
我注意到，在《自述》中，丁玲的记述多是回忆性的，“文革”结束后，重新有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于是，人到晚年，想对自己一生做个交代；对一些事件，希望以当事人的身份，说说清楚。所以，这些写作于八十年代的文字，大概原是为“自传”做铺垫的。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自传终未完成，只留下这些零星的记录，做了历史的存照。
（文：汪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月）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