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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有一个半夜读书的习惯。这一习惯是从哪年形成的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这个不知是好是坏的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也没有改掉。有时候，照例半夜醒来，没书可读了，便读一些平常并不想读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杂书，乃至产品广告等等。当然，最好是有一本像绍国先生新著的《林斤澜说》这样的书来读，并在白天就事先放在床头准备好。

　　坦率地说，这些年来，很少有书让我读起来放不下的。对于这种令人担心的状态，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我的心态起了什么变化了呢？对什么都厌倦了呢？但是，绍国先生这本《林斤澜说》拯救了我，使我恢复了一种自信，看来，只要是真正好看的书仍然会让我放不下的。为此我感到非常幸福，觉得自己是充满活力的。充满活力，对一个阅读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绍国在《林斤澜说》这本书中，介绍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镜头、人事细节，以及种种的因人而异、因个性而异、因立场而异、因遭遇而异、因地位而异的情感波动，姿态变化，友谊变异等等。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很怪的“结论”，我觉得这几乎是一本别样的、近乎于文学史似的著作。说心里话，我不大喜欢读文学史，觉得写得太呆板，太武断又太胆怯。但是，我喜欢程绍国先生写的这一类“准文学史”。在这本书中，他是以林斤澜先生为出发点，或者说为基点，在介绍与感喟他的生活，他的个人经历，他的创作，他的情感，他的立场，乃至他的政治面貌的同时，还辐射到了那些与他有过交往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大家，像茅盾、端木蕻良、沈从文、老舍、驼宾基、萧军、叶至诚，等等。其中，特别以大量的篇幅和浓厚的笔墨介绍了汪曾祺先生。这让人一饱眼福。过去，我曾自认为对这样的一些名家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就不想再了解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对这些人的介绍也好，朋友之间的回忆文章也好，乃至文史上的定论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么就是赞扬，要么就是批判。我觉得介绍者们好像都在避免谈这些人的不足与弱点。但是，在《林斤澜说》这本书中，我却“意外地”看到了程绍国先生还相当鲜活地介绍这些名家的一些有趣的“缺点”、有趣的“弱点”、有趣的“天真”，等等，据实而说，亲切诚恳，并不隐讳。更为有趣的是，当我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别人避讳不写的“细节”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对这些名家更加地尊敬，更加地敬仰了。觉得他们是可爱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是活生生的人。正惟如此，他们才成为了当代的大家。

　　读书的时候，我甚至在想，我们从绍国先生的这本书中能够借鉴到什么呢？后来我认为，那应该是真诚、真情、真实、客观，并保持作者本身的自尊、权力和判断。

　　林斤澜先生和汪曾祺先生是我最为崇敬的两位前辈。如果说，我在创作上果然有了一点进步的话，说完全没有受到这两个人的影响，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将会成为自家灵魂上的一个污点。在我看，正确的自我认识是一次自我升华的过程。不过，坦率地说，过去我对林斤澜先生了解得并不多，仅仅是从他的《矮凳桥》系列走进了他的精神领域，而且也就是知道那么多。别人对他有怎样的评价，也所知寥寥。当我读到书中的一些人对林斤澜作品的评价时，如释重负，常常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像这些人所说的那样，林斤澜先生的小说读一遍不行，要读两到三遍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来。如此说来，林斤澜先生的确是中国文坛上非常独特的一个。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掩卷沉思，我觉得从绍国先生的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一点解读的道理。比如，林斤澜先生竟然是193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甚至连杨沫那样的老作家都不知道林斤澜是一个老党员。这个笑呵呵的老头居然在台湾还蹲过监狱，而且还差一点被送到火烧岛去。过去，我不太知道，林斤澜曾与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交往，有过那么多有益的、有趣的、有节制的文化行为与私人友情。或许，正因为林斤澜先生有这样一些丰富的、饱满的、复杂曲折的经历、经验，所以，看他的小说，读一遍是不行的，是草率的，因为林斤澜先生把想要说的话，想表达的意思，想阐述的立场，所追求的美学境界，所状写的人生滋味，不愿意像汪曾祺那样写得如此的明白如话，温馨高雅。这生动地表明他们对人生，对政治，对社会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想，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朋友的道理。有人说，道不同，不相谋。其实是相谋的，事实上是相谋的。“道不同，不相谋”不仅是愚蠢的人生姿态，也是愚蠢的政治姿态。虽然林斤澜和汪曾祺是挚交，虽然他们无话不说，但是，林斤澜先生似乎比汪曾祺先生在政治上更成熟、更老辣、更深沉，他的“哈哈哈”在我看，是有一种禅家味道的。而汪曾祺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好老头儿，他所有的个性，甚至所有的言谈举止都是可爱的，甚至包括他的严肃，包括他的冷漠，包括他的尖刻，都是可爱的，有温度的。但是，林斤澜先生则不同，他的可爱与可敬在于深思熟虑，在于洞察世事，在于潜伏着对人对事的诸多批判。应当说，在勘察社会这一点上，他比汪曾祺走得更远，更深。如果说，汪曾祺在文章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奈与无所谓，能够深情地拥抱生活就足够了，那么，林斤澜在他的作品中则表现的是一种压抑，一种改变的美好梦想。

　　这样认识的意外获得，我得感谢程绍国先生新著的《林斤澜说》这本书。

（文：阿成 出处：温州晚报 2007年1月）

　　我认识林斤澜在1979年秋。林斤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温州之后。

　　他的九妹林抗获了莫名其妙的罪，妹夫潘大平被打成右派，1957年双双落到市郊——我的村庄双溪。他们的不幸反成了我的福分，潘大平是我的老师，我后来即便是大专毕业了，工作了，仍然挨近他学习；林抗师母的修养和性格酷似她的二哥，我自懂事至今，没发现过她有什么错，她都是对的，真的。在我们一拨之前，在双溪这个盘古开天只出过一个大学生的村庄里，他们那个破屋实际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林斤澜到了双溪之前，我早已读了他的《春雷》、《山里红》，我已有朦胧的写作的萌意。林斤澜便对我的老师说：“叫绍国抬一缸酒来，我们慢斟慢酌，恐怕还说不好写作的事。”这成了林斤澜1979年故乡之行，让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我还记得第一眼，那天黄昏，他坐在灶下递柴，满脸通红地微笑。这之后的许多年，在他的推荐之下，我发表了多篇小说和散文，并且得奖。但我像一个忙于睡觉的船夫，并没有扬帆破浪的意思。到了今天，看来我想破浪也已艰难了。然而这事并不要紧。

　　二十多年来，我读了林斤澜除剧本之外所有的著作，不少篇章读了不止三次四次。可以说，我是林斤澜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最扎实、最坚定的读者。虽然我说不出评论家鲜花一般的语言，但是我的体会有着石头一般的可靠。二十多年来，我得林斤澜信近百封，电话无数。林斤澜隔年都要回乡，我每次都能接近他，同他喝酒，听他谈话。近年来在温州一住就是数月，非常愉快，我有幸在侧，快乐听差，一同游山玩水。

　　这是个完美的老头。我用了“完美”一词，或可用“金无足赤”来驳诘。但我不会再反驳别人，是啊，人怎么会完美呢？我有些心慌。但我实在找不出林斤澜有什么缺点！他严己宽人，与人为善，豁达通脱，宽厚灿烂，思想新进，道德高卓。选择作家这一职业，便涅槃于艺术。他一直携手青年，稳站人民立场。我钦佩炫技型的作家（如马原），我钦佩陶醉型的作家（如汪曾祺），而我更加景仰如林斤澜这般介入型的作家，艺术地解剖社会，关怀民生，警世警人……

　　能够为林斤澜做传，是我个人的荣幸。

　　而写缺憾的人容易，写完美的人非常艰难。我多凭我的记忆写作，少有采撷他零星的散文。我用散文的笔调写传记，而且写了不少别的作家。写了不少别的作家，用意还在林斤澜身上。传记选择这种写法，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对林斤澜，或对别的作家，我会把以为真的当真的写了，但我决不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来写。我不会美化林斤澜。更不会用故意贬人来拔高林斤澜的办法。倘有讹处，敬乞海涵。但倘若读者看出我的作品中，有溢美的意味，那原由肯定是我对林斤澜的感情。请相信我是无意的。——我在写作这本书时，老人家就告诫我必须真实，或者可以戏说他。

　　我的散文能靠近史诗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程绍国 出处：温州日报 2007年1月）

    一坛一坛的老酒，勾出林斤澜一段一段的文坛往事。
    谈笑间，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轮番登场，将文坛外史演绎得如此惊心又富于意趣。林斤澜在看文坛，我们在看一个中国传统的士是怎样在历史的刀尖上行走。
    细品这部“儒林外史”，你可以领悟什么是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文！

　　绍国新书《林斤澜说》未出先红。其中章节陆续在《当代》、《江南》等大型刊物转载，载一章轰动一时。为什么？写法新颖，扇型结构，牵涉人多，信息量大，简直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刘庆邦著文《读史·读人·读心》，说是“一部厚重独特的林斤澜传记”，“从书中读到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这话我很赞同。赞同之余，也想插嘴说上两句。

　　林先生与人为善，慈善为怀我是深有体会的。别人就有不好，他人前人后总不说别人坏话。而别人有一点好处，他就说人家的好话多了。我最早见到林先生，就碰到这样的事，却因此遇到尴尬。

　　1983年我还在乐清县文化局当办事员时，接待过斤澜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他。和他同来的有高晓声夫妇和福建的散文作家曾毓秋先生。是不是绍国说的当时正值“清除精神污染”，温州文联打发外地作家走人呢？我印象中吴树乔是没有陪同来乐清的。当时乐清还没有文联，只有文化局接待。当时乐清文化局的条件差，经费也紧张，接待由我一个人负责。我那时刚从温师专毕业，没有经验加上没有经费，接待肯定很差劲。我只记得陪他们几位去柳市（好像没有去雁荡），看市场、看几位个体户的房子。林斤澜、高晓声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没有听到他们对温州模式有什么议论。记得较深的是喝酒。那时住在柳市唯一一个招待所，叫柳市旅馆。11月了，旅馆里没有空调，房间里灯也不亮。因为喝酒时间长，就将菜送到房间里吃。喝的是老酒，烫热了放洗脸盆里舀碗里喝。喝得有兴致时，议论就多了。先是曾毓秋说浙江省左得很，高晓声就说，左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不去杭州。（后来果然做到。他给树乔的信里，说自己到这里到那里，就是没到杭州。）林斤澜没说什么，那时的“哈哈哈哈”笑声好像也不明显，只是喝酒。喝着喝着又说一个某某某，苗头很好。林斤澜就说好好好，他若写下去，定能胜过乃师。当时我孤陋寡闻，不知这个某某某是谁，后来才知是汪曾祺。从时间上看，这时离林斤澜推荐、高晓声写“编者按”在《雨花》上发表小说《异秉》不久，汪曾祺还没成气候。绍国说1983年高晓声在温州对夫人粗暴，拍合影照时，夫人坐他旁边被他一声嚷“你懂文学吗？”嚷得烫了般站起来。这在乐清，我倒看不出来。高晓声夫人比较识相，吃完饭早早地离席了，只听他们介绍说高夫人是高晓声表妹什么的。

　　我陪三位作家几天，看起来他们对我还满意。临别时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字。高晓声题写了家庭地址，嘱我去常州找他。曾毓秋的题字是：“文起于雁荡之秀”。林斤澜的题字是：“文起同志：乐清山清水清，当有文风起飞”。当时乐清文学创作基本上还没什么动静，林先生是寄予厚望，只是“文起同志”的称呼，现在看来滑稽。

　　离开乐清时，文化局局长饯行。席间，林先生大概想帮帮我，让局长重视培养我吧，就大夸我服务周到，接待热情，工作能力强等等。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说着说着话便过了头。不知是高晓声还是谁居然说“文起八代之衰”，而对局长的热情，居然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我刚从学校出来，涉世不深，被三位先生一阵称赞，晕头转向、忘乎所以了，一点也没想到一切都要归功于领导归功于党。于是，当欢送他们三位走后，局长沉着脸对我说：“以后这种事不要做了。”

　　这话让我反省了一辈子，同时也记住了林先生的好处。
  
（文：刘文起 出处：温州晚报 2007年1月）

　　林斤澜八十大寿那年，绍国从温州到北京来，在西便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请林老喝酒，为林老祝寿。说是祝寿，事情并不隆重，只是几个晚辈，陪林老喝点小酒，聊聊天而已。那晚灯火璀璨，林老喝酒喝得兴致很高。记得我拿满杯敬林老，请林老喝一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林老见我把一杯酒喝干了，说那不行，他也要喝干，说罢一饮而尽，颇有些不减当年的豪气。酒酣之际，我悄悄对绍国说，他应该写一部林老的传记。他与林老同是温州人，交往比较多，对林老比较熟悉，由他来写林老的传记是最合适的。不记得绍国当时说了什么。事后我想，或许绍国早有此念，并做着准备工作，我的建议完全是多余的。大约过了一两年，便看见绍国写林老的文章开始在《当代》连载。载一篇，我读一篇。有时林老还没看见，我先看见了，就打电话告诉林老。之后绍国把所有文章都集中起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林斤澜说》，构成了一部厚重独特的林斤澜传记。绍国得到样书，我在第一时间追着绍国要了一本，还要再读。

　　我在书中读到了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坛的历史。这些历史虽然都与林斤澜有关，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但它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或许正是以人带史，以传写史，才使史料更生动，更富有细节性，更翔实，也更符合文史资料的性质。这段历史的跨度不是很长，我们与林斤澜那代人的经历相距也不是太远，但隔代如隔天，他们所饱受的患难实在让人惊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一时期的文人所遭遇到的大面积的严酷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每每读到沈从文、老舍、高晓声等作家的不幸，感叹之余，常常庆幸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对目前的境遇和时光倍加珍惜。

　　我从书中读到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这个人就是林斤澜。善良不是什么新鲜和有力度的词，可我想不出更好更恰当的词来推崇林老。林老修德养善，慈善为怀，与人为善，善至至境。善，贯彻在林斤澜起伏跌宕的人生过程当中，仿佛已溶进他的血液，成为他血液因素的一部分，只要血液搏动，谁想让他不善都不行。在那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的荒唐岁月，林斤澜从没有揭发过谁，批斗过谁。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然而却有人揭发批斗过林斤澜，也有人以很严重的罪名陷害过林斤澜。林斤澜不但原谅了他们，还说他们都是值得同情的人。这需要多么大的慈悲和多么宽广的胸怀！

　　我在书中读到了作家的心。前面说到林斤澜是一位至善的仁者，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好好先生。恰恰相反，林斤澜是一位坚韧顽强、极有原则立场和极具批判锋芒的作家，这在他的每一篇风骨独特的作品里都能体现出来。林老对我说过，当一个作家没什么，重要的一条，必须做到独立思考，独立表达。如果不能“独立”，宁可不写。在“文革”中，林斤澜什么都没写。别人劝他写，他也不写。他说他不会写。直到可以独立表达了，他才重新开始写。他严肃而深刻地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谓字字闪耀着毫不妥协的光辉。在有的人看来，林斤澜宽厚的为人和犀利的为文好像有些矛盾，其实两者互相超越，并相辅相成，在精神高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心，一个真正作家的良心。

　　为写这部传记，绍国付出了很多心血。倘是让我来写，我是不敢的，我怕我的心理解不了林老的心。绍国知难而进，勇敢地把这项事情承担下来。绍国尽量以自己的心理解林老的心，写得诚恳而有分寸。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这部书我也看到了绍国的心。借此机会向绍国表示敬意。

　　（文：刘庆邦<北京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电影《盲井》原作者> 出处：温州日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