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马华老作家温梓川曾经写过一部长篇文学传记《郁达夫别传》。该作1964年9月在黄崖主编的《蕉风》月刊第一四三期开始连载，直至1966年5月的一六三期载完，前后共载二十一期，时间长达将近两年之久，在当时海内外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传记无论作者温梓川或是对郁达夫研究，都是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传主郁达夫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名将，他曾以自己惊世骇俗的反封建思想和杰出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30年代后期，他又南下马来亚半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竭尽才智，最后又洒血于彼，再也没有能回返自己的祖国。为这样一位人物作传，其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而温梓川与郁达夫有着不一般的友谊。早在20年代，两人便相识于上海。郁达夫到南洋后，他俩又颇有过往，郁达夫与南洋文学青年那一场著名的论争就是由温梓川的提问而引起的。郁达夫生前对温梓川的创作给予了许多指点，他去世后，温梓川则深铭友情，用力搜集故人在南洋的遗作出版过《郁达夫南游记》一书。显然，在南洋文坛为郁达夫写传，温梓川可谓非常理想的人选，他能写出此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是之故，温梓川的这部《郁达夫别传》(以下简作《别传》)刊出后，很快便引起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台湾的《自立晚报》竟用了一百天时间(1967年11月4日至12月26日、1968年1月1日至2月13日)全文转载了这部作品。据温梓川本人回忆:出版界当时也颇看好此作，曾有人前来接洽出版单行本。可惜的是，直至温梓川病逝，其书也未见面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开始恢复对郁达夫的研究，温梓川的这部《别传》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然而那时大陆与海外的交流渠道尚未通畅，《别传》虽然也被列入了陈子善、王自立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1982年)的目录索引，而且被认为是“海外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郁达夫传记”(见陈子善《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温梓川先生周年祭》)，但大陆的读者仍然没有机会看到《别传》的原文。
1992年8月和1996年末，我曾两度应邀赴马来西亚访问，并去槟城拜访了温梓川的遗孀梁秀英。在此前后，又通过马华作家姚拓、李锦宗、叶蕾等文友的协助，终于将温梓川在《蕉风》月刊上连载的《别传》的复印件以及全份手稿收集到手。
检视这部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收集齐全的《别传》，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这显然是一部与众不同的郁达夫传记，它与中国大陆作家所写的同类传记有着显著的区别，作者的写作重点在于郁达夫到南洋以后的活动，恰是过去出版的所有的郁传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作为马华作家的温梓川在资料掌握上最为有利的部分。如果加上“从北京到上海”等章里写到温、郁两人交往的情况，那么这部《别传》中作者亲见、亲闻的材料之多，更为其他郁传所不能相比的了。虽然，此书也不可避免有某些错讹之处，但它的重要资料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我在研究这部《别传》时，却发现它并不是作者的定稿，即此作在《蕉风》月刊连载之后，作者不仅作过修订，而且完成了修订，准备很快付梓出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温梓川不久之后(1986年10月20日)便因病去世。《别传》的出版因此半途夭折，使人更为遗憾的，是温梓川晚年费了很多心血修订完成的《别传》定稿本，却从此再也找不到了。
那么，温梓川晚年究竟对《别传》作过哪些修订和补充呢？我曾通过日本的郁达夫研究专家铃木正夫的帮助，找到了温梓川发表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文星》副刊上的《关于〈郁达夫别传〉》一文。此文刊登的时间为1985年7月28日，正是他完成《别传》修订工作的那一时期。可能这就是一篇为《别传》一书所作的序跋类的文字，我们正可以藉此了解他的写作和修订的有关情况。
温梓川在该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与郁达夫“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这正说明了他撰写《别传》的思想感情基础。也许他自觉身处海外为郁达夫编辑全集或纪念集有些难度，因此避其短而扬其长，准备为故友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决定撰写这部《别传》。据他自述，“我本来想写他的评传，但我发现过去有许多人写过他的评传或传记，所以我不想架床垒屋，写同样性质的东西。我写人家所不知道的事迹，以补充不足。”这一撰写原则，便决定了这部《别传》的独特视角、独特材料和独特价值。事实证明，他在写作中的确是实践了这一原则的，所以尽管海内外已经出版了众多郁达夫传或评传，他的这一部《别传》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出版价值。
关于《别传》的修订和补充，温梓川交待说:“近年来，我添了几篇续稿先后在《南洋商报》发表，现在一并编入本书内以成完璧”。根据这个线索，我几经努力，又得到在马来西亚的陈政欣、宋凤春等几位朋友的帮助，终于从二十余年前的《南洋商报》上找到了《郁达夫与“左联”的恩怨》、《郁达夫对徐之音的一段情》、《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等数篇“续稿”。加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从台北《自立晚报》复印下来的《郁达夫的几个朋友》，虽然肯定还有所遗漏，但《别传》修订本的基本面貌，已大致清晰了。因此，这本《郁达夫别传》，即便不是作者手定的最理想的版本，也大体近似，将它付梓出版，应该是对作者的最好的纪念了。
总之，温梓川晚年所写的《郁达夫别传》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传记，他为此书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心血，却因病早逝而没有来得及出版问世，实在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将它整理出来付诸出版，不但偿了他的遗愿，成为对他的最好的纪念，也是为马华社会和马华文坛保存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更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他本人写的《关于〈郁达夫别传〉》一文的最后一句话:作者“死而有知，亦当在九泉之下含笑了吧”！
（文：钦鸿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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