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林翁曾以《人间犹有未烧书》为题，评论《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一书。——所谓“周作人早年佚简”，其实是他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间致江绍原的一百一十封信。现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出版，计作者二十，信件一百五十九，其中周作人有一百零八通之多，俱为《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已收录者。此外蔡元培、鲁迅、钱玄同、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郑振铎、郭沫若、孙伏园、俞平伯、赵景深等人所作，多为首次披露。《手札》原色影印，装帧精美，实非《佚简》可以比拟；我们对此“人间犹有未烧”之“书”，印象更为具体，连带而生的感慨也就更多。此句出自清人陈恭尹《读秦纪》一诗:“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谷林说:“踏实说，焚书令下，哪里便会顷刻间片策无剩？有疏脱走漏殆所难免。更何况似醉如痴的书迷，任何时地总可找到那么三两个，舍得赔上身家性命，也要千方百计豁出去抢救护藏。”所论与陈诗原旨相合，多着眼于“秦法”之“疏”；我却难忘其“严”。举个例子，读周黎庵、张中行、邓云乡、张铁铮、孙旭升等人文章，均讲所藏知堂信札少则数十，多至二百，“文革”时不约而同烧掉了。文化浩劫，毁弃无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所言，似当与陈诗谷文合而观之。
回到《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即如书名所示，写信收信者俱非等闲之辈，内容形式，均颇可观，其极致者，兼得书法之美，信笺之美，印章之美和格式之美，真当以王勃《滕王阁序》之“四美具，二难并”来形容了。好像惟有先前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一书，堪与媲美。有朋友说，计算机兴而文字死，E－mail 行而书信亡。面对前辈这批手札，或许最有今昔之慨。不过我却觉得，形式之美是可能复制的；倒是相关内容，连带着写信人与收信人的那份生活、修养、见识、情趣、爱好、交谊等，恐怕已成绝响。前述谷林文章引《周作人书信·序信》的话说:“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然后说:“此‘特色’今乃于‘佚简’见之。我们本来无由得‘窥’的‘私书’，这一回却因‘焚书未尽’，‘复壁犹存’，抑且作者长往，无从删改，侥天之幸，得诸望外，果真‘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弥耐咀含，亦足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助。”此语可以一并形容整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然而所说那点意思，后人恰恰摹仿不来。这里讲个笑话，有当编辑的朋友收到投稿，作者附信说:“今再赐一稿……”我想大概只好答以“受宠若惊”了罢。前几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也许重又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可弥补。但是政治清明、经济振兴之后，又必以弥补文化为要务，结果往往只制造出一大批伪文物、假古迹而已。此无他，不是那些人了，也不是那码事了。
《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包括“手札留真”和“录文与注释”两部分。两相对照，似乎录文、注释以及系年，不无可议之处。譬如周作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信，“你倘不很熟，当让川岛去问他一声，他当知道。”“让”字原件作“托”；“《大清律例》上当有关于这类案件记录，似亦可一翻。”“录”字原件作“着”。俞平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明信片，“顷接到《发须爪》一册，谢谢。”“接到”后原件有“所赠”二字。俞平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信，“我自己也在被拉之列，我问他‘钱’，他说有cask，您来不来？”“cask”原件作“cash”，即现金，若“cask”(木桶)则莫名其妙矣。我说这些并非存心挑毛病，乃是强调“留真”之必要，而这正足以说明这部《手札》的特殊价值。至于错谬脱漏，倒是在所难免。文献搜集，以书信为最不易，然而对了解作者生活、思想等又最重要，若写传记则是不可或缺的材料。限于条件，书信多半排印出版，其间传讹之处，他人难以发现。《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的面世，实在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止庵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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