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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介绍了作家老舍曲折生活经历、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并且分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

    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的“历史的真实”。
    “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我曾为此迷惑不解，现在则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傅光明

文：徐峙立

　　傅光明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扉页用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作题词：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书中也多处重复引用了这句话，应该说，这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
　　老舍的死，是在1966年8月，“文革”开始不久，老舍被批斗被殴打，之后投身北京西郊太平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书，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想了些什么。这本书中专章论述了从老舍的“非正常死亡”来看待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老舍在回国之初的几年里创作热情高涨，深入农村创作，删改旧作如《骆驼祥子》中不合时宜的内容等以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分清敌我阵营。然而不管怎样，老舍还是没有能合得上那个时代的“拍”，革命的火势很快就蔓延到自己身上来了，老舍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在“八二三”事件被殴打侮辱之后，老舍选择了他小说中人物的死法——投水自尽。
　　戏剧性的是，当作者对老舍尸体的打捞者进行采访时，历史出现了《罗生门》式的场景，几个互不相干的人都说“是我”打捞起的老舍尸体；关于老舍尸身所穿的衣服，也有“灰裤子白衬衫”、“浅色的大褂儿”、“灰色便服”、“西服上衣”多种说法；甚至关于是谁替老舍合上的双眼也都是自说自话。历史，在口述的形式下呈现了多声部。
　　多年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一件事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也就说我们老想着要有一个到底是“西服”还是“大褂儿”这样的“定论”，一旦什么事情有了定论之后，似乎也就不必再作思考了，没有谁去理会“定论”其实只是少了和声的独唱或独奏。而历史的本出却并非是我们所看到的被修正过的“标准答案”。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记录了作者同阿城之间的一段谈话，讲得很棒，大意是说，“即便在所谓‘五四’时代，当时的文学主流也是鸳鸯蝴蝶派”。“但是当初庸常稳定的主流在后来的文学史里都被回避了”。“史与其说是后人写的，不如说是后来的权力者写的，后来的文学史，像新文学大系，谁写的？是后来掌了权的左翼文人嘛”。“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讲法就不一样，我以前在旧书店看过，从来没见重印过”。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说“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闻或任何观点，都被禁止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或者，如胡博士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浓妆上场歌舞升平。口述史，也许是我们多角度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虽然口述史亦未必是信史。
　　做口述史是一件很艰辛的事，需要坚持不懈地实地调查，很多时候需要说服当事人讲出他所看到的真相。至于说该书作者在采访当事人的时候，当事人或是遮遮掩掩，或是文过饰非，或是故意的语焉不详，避重就轻，这些都给做口述史本身带来了很大困难。实录当事人所提供的资料，努力还原老舍之死的多个侧面，努力呈现历史的多声部，努力呈现事件的原生态，摆事实而不讲道理，让读者见仁见智，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的初衷。不管怎么说，傅光明锲而不舍坚持十年之久做了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基本上还原了老舍之死的多个侧面。
　　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又看了一遍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众人口述下的老舍之死，很类似《罗生门》中那个武士的死，反正死者已矣，一个故事有了多种讲法，真相似乎是永远揭示不清的，是混乱的。然而我们也正似乎从多种叙述中看到了真相。历史本来就是口述下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侧面，一个影子，也不过就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当然，倘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那算得上是神仙高人了，我们不是，我们是凡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在傅先生的引导下“多窥了几斑”。只能说，对“老舍之死”这只历史的豹子，略知了一二。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

文：吴永平 出处：北京日报2007年7月

　　傅光明的新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初版)是老舍研究界期待已久的一部著作。
　　
　　众所周知，在作家老舍的诸多个案研究中，“老舍之死”是最有社会影响的一个；而在“老舍之死”个案的研究者中，傅光明肯定是用力最勤者。

　　他自1993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以社会学、人类学倡导的“田野作业”方式，走访了数以百计的“历史在场者”，耗时长达8年，已经出版了两部“口述实录”作品:

　　《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2001年7月初版。

　　这两本书，尤其是第二本，出版后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学者谢泳在《文学研究新三家——邢小群与陈徒手和傅光明》中曾这样写道:

　　“他的新著《太平湖的记忆》，不但是对作家研究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为现代文学研究开出了新路，他几乎找到了所有与老舍之死相关的线索和人员，而且以一种平等客观的视角，叙述出了他们所见的情景。傅光明的学术激情，来源于他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怀疑和另一种理解，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他的工作也是有开创性的。”

　　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傅光明终于拿出了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三本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以下简为“新著”)。这是他攻读博士3年来学术生活的结晶。
　　
　　笔者以为，新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无可观之处:

　　第一，作者的“老舍之死”个案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具体地说，新著已不再是“1966年8月23日:一个‘罗生门’式的历史圈套”的复述，作者注目的也不仅仅是自己多年“田野作业”而获得的“口述实录”资料，而扩大为对老舍研究现有成果的重新审视，扩大为对所有文献资料(包括作家自述、友人回忆、书信日记等)的认真甄别。新著第一章“历史的谜团——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可以见出作者的这种努力。
　　
　　第二，作者对曾献身于的“口述史”征辑工作进行了理论清理和提升。具体地说，他不再留连于“圈套”或“神话”之类的无奈的慨叹，凭借着近几年的苦读，于中西史学发展状态及后现代史学理论有所沾溉，他已能站在新的理论基点上重新审视、评估自己多年“田野作业”的史学意义。新著第二章“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就鲜明地呈现出了他的这一收获。该章第一节“口述史的发生”，谈及从西方史学家对“荷马史诗”疑案的最新理论诠释“歌手们的演唱”中得到启示，用以反观“老舍之死”个案的历史在场者众口纷纭的说法，便不再诉诸对叙述者的“道德价值和伦理评判”，而给出其为“艺术文本”的比较通达的解释。不仅如此，他还从美国战史作家约翰·托兰“捕影历史”的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启示，消除了长期盘桓于心的对于“田野作业”历史价值的疑虑，而坦然于“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即足矣的新的态度。其他各节也大致如此，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历史与诗”、“史亦小说”、“历史与哲学”的区别与连接，也无论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总结自己十余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田野作业”的“历史认知”，都体现出了这种通达或坦然的新态度。得益于新理论的“支撑”及态度的从容，便自然地导出了“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而只是“活着的历史”，或曰“一代人的心灵史”的结论。

　　第三，作者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更多学科方法融汇的新景观。具体地说，5年前他曾表白他的“口述史”研究仅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些特征；而在新著中，我们惊异地发现挈领纲目的却是后现代史学及历史心理学理论。借助于更多学科方法的融汇，他不再满足于把解读该个案的枢机统统挂在“8月23日”(老舍忌日)这一个“挂钩”上，进而认识到，作家亲历的每一历史事件及作家的每一文本也有可能成为解读该个案的佐证和契机。新著第三章“老舍的文学地图——从老舍作品及性格看‘老舍之死’”，便处处流露出这种新的努力。

　　笔者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曾涉猎过“老舍之死”的个案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非常传统的“考据”法及曾一度流行的“文本细读”法，所欲达到的也无非是人们常说的“求真”、“还原”之类的境界。以笔者目前所滞留于的研究状态，阅读傅光明的这部新著，所感受到的震撼——实话实说——远远大于所得到的愉悦。

　　简略地说，笔者以为，这部新著的“震撼”处在于:作者试图在西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框架内重新诠释“求真”的文史研究传统。作者不止一次地郑重表示，赞同“把历史分为历史1和历史2”，所谓“历史1”，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真相”，所谓“历史2”，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1的叙述”，前者是历史本体，后者是历史叙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作者进而论证道，文史研究者的对象只能是各种形式的“历史叙事”，而并非“历史本体”，这样，他们所求的“真”也只能是历史叙事的“真”(历史2)，而绝非历史本体的“真”(历史1)。作者的科研追求也明晰了，他并不企望为“老舍之死”(历史1)做出结论，因为“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他所欲达到的只是“写出自己的叙事来”(历史2)。从一方面看，此说动摇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文史研究者力求“求真”、“还原”的学术自信；从另一方面看，此说又给包括“口述史”在内的“私人化”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更多的生存空间。

文：于文秀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5期
      
　　近十年来，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学科的结构格局还是个体的学术研究定位，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和重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如此，一部分学人因各种原因，学术视点和定位发生了转向，或向上回溯到对古近代文学研究，或向下进军当代文坛。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仍有很多执著的坚守者，他们不仅致力于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寻找突破路径，而且坚执于对具体问题做深而广的挖掘和探究，傅光明博士所著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即属于这一类成果，该著述的意义在于，它选取口述史这一独特视角，以文学和史学双线并进的跨学科方法，以自己多年来潜心收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文献来重新研究“老舍之死”，此学术专著是老舍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创新性成果。
　　
　　一
　　
　　目前学术界公认文献与史料的创新是难点所在，许多人热衷于较大的或宏观的题目，并用新的理论和术语套用于对文本的解读，对具体问题的史料文献发掘和发现这样艰辛耗时的研究常常望而却步。《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最为可贵的创新之处就体现在文献与史料方面，即史料的第一手性，作者十余年来能够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一直埋头做有关现代文学史料的调查、挖掘和整理工作，尤其在老舍研究方面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田野采访调查。此前在老舍研究方面就有《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两部口述实录著作。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作者在原有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又进行扩充拓展，对围绕老舍之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文学问题都进行了独到而有意义的探究。如对“八二三”事件细节的重新多方调查考证，对老舍跳湖前后过程及见证者的口述采访，对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关系之究竟的深入调查，等等，都具有拨开迷雾切近历史真实的价值，在老舍研究乃至同时代的许多问题研究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直接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是探究老舍之死的关节点，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的作者进行了十余年的追踪采访，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考古发掘，发现在许多细节上出入很大，疑问很多。“比如，当时的现场是怎样的?老舍有没有被架到桌子上?老舍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以什么口吻或什么态度说的?挂在老舍脖子上的牌子是木头的，还是纸的?是铁丝挂的，并深嵌到了肉里，还是仅仅是用麻绳?牌子上写的字，是‘反革命黑帮分子’，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老舍’?老舍到底是怎么‘打’的红卫兵?他写没写‘认罪书’?老舍是被文联内部‘好心’保护他的人‘扭送’去的派出所，还是由吉普车拉去的?老舍到了派出所有没有再挨打?除了没有点出名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的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几乎没有一项可以统一起来。”还有，老舍跳太平湖而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跳湖前后的经过，例如何时跳的?跳湖后湖面上是否漂浮着毛主席诗词?是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甚至老舍家人何时得知噩耗以及当时的反应和言行等，都有不确定的说法。经过历时十几年对20余位与“老舍之死”相关的历史当事人的艰苦的追踪调查，《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获得了大量宝贵的关于“文革”中的“八二三”事件和“八二三”事件中的老舍以及老舍跳湖前后的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虽说难以得出唯一的结论，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许多细节问题的调查发掘，陈列了不同的历史证人及其不同的历史叙述，让人们看到了“八二三”事件和“老舍之死”这些简单的历史名词包容了纷杂喧嚷的人与事以及对人与事的叙述，也展露了诸多的历史疑点和迷团以及重新研究的必要。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备受研究界瞩目，但同时也不乏扑朔迷离的色彩。在这个问题上，《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已有的结论从口述史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追溯，呈现了自己独有的调查和考证，著者对老舍的家人、国内著名的作家等进行多方详细查访，尤其是著者2005年5月通过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对日本的藤田荣三郎调查到的独家的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是目前能够证实老舍与诺贝尔奖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证据史料，藤田荣三郎作为日本老舍研究会关西地区常任委员，他证实“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此为日本杂志——笔者注)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藤田荣三郎致冈田祥子信》，2005年5月29日，《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130页)。虽然在关于此事的细节和结论依然存有迷雾，人们期待2016年或2018年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无论最终结论是还是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所进行的调查探究的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众多鲜活的第一手口述史料与文献，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较大的挑战，一些研究成果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著者的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下变得不确定，其真实性也受到质疑，
　　为此，作者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提出两个范式，即口述史实、史诗笔法，在这史学与文学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下产生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完全不同的。以这两种范式来审视目前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现有的一些老舍的研究成果属于史诗笔触，而对此人们几乎没有过怀疑，因为对那些悲壮的甚至是由亲人亲自书写的史诗篇章，“似乎任何质疑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别有用心”。但《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所展示的口述史实却使人对已有的甚至在人们看来是定论性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作者也困惑而沉重地发出质疑：“我由此想到，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106页)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涵容了一位研究者多年的积累和相当艰苦的爬梳和思索，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对此作者在对《荷马史诗》的口述实录考证者、美国学者帕里给予极高推崇的同时，也模仿帕里的自述对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做出并无夸大的自评：“像帕里一样，我在断续进行了十余年‘老舍之死’田野作业的追踪采访，获得极其珍贵的资料之后，同样可以自信地宣称：‘我相信我手头的数十盘录音、录像带和整理出来的口述实录以及搜集到的相关档案材料，对于研究老舍之死的历史意义，单就资料上的价值而言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105页)
　　
　　二
　　
　　本书又一创新点是观点的创新，以往研究界对“老舍之死”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脆弱说”。对此，《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一书并没有急于得出确定的结论，作者认为，对“老舍之死”做出单一的结论恰恰会将这一研究框定住、限制住，实际上导致老舍自杀的原因是多元而错综复杂的，是“综合因素，或曰合力，促成了老舍之死”，这是一个貌似没有结论的结论，“老舍的自杀是由多元的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正像老舍自杀可能有他艺术文本里对死亡的描写，有他生命历程中的现实死亡观，也有它自身特定的性格的因素、母亲的因素，除此，更主要的，还有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哲学等诸多因素，用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是同在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应该说，从老舍之死的角度来研究老舍，这也许是最佳切入点，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因为从普遍意义上说，对死的探究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生的价值与意义。从具体的个案来看，从老舍之死的角度可以自然生发并延展至对老舍的文本与其生命本身关系的探析，对老舍本人心灵人格的深层解读，以至对时代社会文化与知识分子命运的透视，等等。在这样的探析中，《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中有很多闪光点和有价值的见解，比如，老舍的幽默风格与老舍之死的关系，老舍为何选择太平湖作为最后的归宿，老舍人格与心灵的深层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本土背景与特殊的生存环境。让人感触最深的是老舍人格与心灵的分裂与悖论、作为人的丰富与复杂，通过《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人们看到的是政治的老舍、文学的老舍、日常生活中的老舍、职业角色中的老舍、抵制的老舍、服从的老舍、本色的老舍、异化的老舍、批人的老舍、被批的老舍、对党无限虔诚的老舍、心灵异常困惑的老舍……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一系列历史的人事、物事，都可能会导致他的多元复杂性，既有对艺术的内在追求，有精神思想的困惑，有心灵的备受煎熬，也有人格的无端扭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08页)

　　我们在谈作家时总是把他们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这里的知识分子一词的内蕴和特质却几乎完全是西方语境下的，凸显的是其在公共空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其个人家庭出身还是社会处境，都与西方知识分子存在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前提取决于中西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巨大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出身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远非西方知识分子所能比。人总是处在并受制于文化结构与社会环境，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是中国人，难以脱离文化与社会对他的模塑和规训。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留着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批判的中国人的弱点和存在状态，即坐稳和暂时坐稳，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无奈和不得不苟且时所持有的末路生存哲学。在非人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并保持人的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非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死亡选择的原因与意义的探究尤为复杂艰难。正如《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著者在对老舍与王国维之死作了比较之后所指出的：“无论王国维的自杀，还是老舍的自杀，内在与外在的原因都是复杂的，而且可能永远说不清，除了历史的黑洞，没谁能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出来。但综观他们一生的学术生涯与文学创造的生命历程，以及深邃的精神文化世界，不难发现，无论对王国维，还是对老舍，自杀，都是他们在深思熟虑中‘默默酝酿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把这作品的思想意义，留给了‘无言’的历史，留给了‘有声’的后人。‘无言’的历史无法呈现历史的答案；而‘有声’的后人解释的历史也不可能有结论。”(《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07页)
　　一位哲学家说过，科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有时不是得出结论，而是发现问题。《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给研究者提供这样的启示，我们不应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止步不前或停止思考，有些问题不妨将已有的结论进行悬置，重新走近，很可能有新的重大的发现。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远不是对老舍研究尤其是“老舍之死”研究的终结性的著述，它的结论是开放性的，考证出的史料也是充满张力的。在研读《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过程中，读者会与作者一道陷入对历史的迷思中，比如同一事件有多个亲历者，而每个亲历者却有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叙述，仅老舍投湖的三个打捞者的叙述、“八二三”老舍挨打前后的情景及随后的情况，就有众多版本。作者不禁生发出这样的困惑：“我在一步一步走近历史的真实。但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的历史细节，彼此间却有着巨大的矛盾、对立、冲突，根本无法按照叙述的样子去还原历史的真实。”(第98页)“……我曾为此迷惑不解，现在则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第180页)
　　我们既不想像历史客观主义者那样只满足于搜集琐碎资料，穷究细枝末节，历史客观主义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事实的可能性早已被人类思想所怀疑。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只强调历史的虚构性的后现代叙事主义历史观，既要将历史与对历史的叙述区分开，但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在历史观的问题，作者的态度显然是可取的：“我是赞同把历史分成历史1和历史2的。历史1指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人、事、物，即客观的历史事实、真相；而历史2指对于历史1的叙述，即人们主观的可能包含了记忆、想象及各种口传的不同的文本叙事。以‘老舍之死’为例，历史1就是指1966年8月23日确曾发生了的‘八·二三事件’，而我通过采访所得到的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则更多来自那些可能的历史‘证人’们的叙述。这也导致我对后现代史学的质疑，即不能因为历史的文本叙事而将真实的历史遮盖起来，那将是将过去与历史割裂开来。历史是历史，叙事是叙事，不可混为一谈。”(《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08页)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但将不同的历史证人的不同历史叙述呈现出来不是终极目的，我们还应站在新高度，还应选择一种合理的历史观继续切入对老舍及之死的进一步探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在历史的回忆中，在向往事的回归中，永远有一种投身另一个世界的极特殊的感觉，而不仅是投身那个经验的现实的感觉，经验的现实像恶梦一样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之，以便站到新的高度上去。……”(［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近年来一些人流露出只有30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很难再作出新题目的看法，事实果真如此吗?当读过《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后，这种认识或许会有所改变。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