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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这对文坛巨匠和手足兄弟，是永远吸引读者关注的所在。兄弟两人的成就爱好、是非荣辱、恩怨情思，在本书十几章的内容中毕现无遗。

文：赵顺宏 出处：新京报 2007年4月

　　选择即评价

    孙郁写周作人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轻松的文化氛围。周作人是一个有定谳的汉奸，对于他的任何讨论首先就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快，甚至反感，更何况你把周作人与鲁迅糅在一起呢？

　　问题在于周作人与鲁迅是兄弟俩，他们自小在一起，并且感情很深，即使后来他们因为家庭矛盾而彼此分隔不再往来，哪怕是以阴影的方式他们也仍然存在于对方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史实。当然，说是历史史实也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历史史实是一回事，对它的选择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常说“选择即评价”就是这个意思。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常的历史史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史实。鲁迅的文化、文学活动与周作人的文化、文学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除了早期在日本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探讨文学以外，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也是相互奥援，同气连理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仅从史料上说他们彼此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然而，这还不是孙郁先生把鲁迅与周作人放在一起进行叙述的充分理由。除了这些显在的事实之外，作者把鲁迅与周作人统合起来加以叙说来自于一个基本思路的推动，那就是探索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人生道路。

　　孙郁的困惑

　　在孙郁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人生选择与归宿，对那个特殊的大转变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种典型意义一方面联系着鲁迅与周作人他们不同的性格秉性、人生道路以及不同的交往圈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格形式所含的文化意蕴。尽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充满着矛盾，但周作人的那种静观的、睿智的、自我化的人生选择，与鲁迅那种既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与怀疑精神，又充满生命热力与大悲悯情怀相比还是显示出鲜明的差异。这样两种矛盾在孙郁看来是迟早要各奔东西的，八道湾的冲突只是两人分裂的一个导火索而已。在作者看来，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大转变的时代，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纠葛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所可能具有的两种极为深刻的人格形式。它既来自传统文化的孕育，也吸取了新文明的滋养。

　　也许，作者一开始就是困惑于此吧？因此，把周作人与鲁迅放在一起进行探索、叙述，首先并不基缘于周作人与鲁迅之间本来的史实性的兄弟关系，而主要是由于他们作为现代知识人格所显示出的内在丰富性的魅力。这种困惑以及对这困惑的求解成了贯穿全书的动力与线索。在这种疑问下作者追索了鲁迅与周作人不同的外部世界、内部世界，对比之中解答和验证着自己的疑问。

　　作者努力接近着人物的心灵世界，人物内心的热切、困惑、矛盾、挣扎、荒凉、孤独等体验成为作者重点体会与接近的目标，这种体验本身所激起的情感体验洋溢在字里行间。尝一瓢而知鼎味，不妨看看书中对鲁迅与周作人不同的精神世界的描绘：“读鲁迅的书，心要跳出来，把你的意志从这里点燃，你会在读书的瞬间，萌生一种求索的冲动和抗争的情绪。那是怎样磅礴昂扬的世界呀……而读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安谧……鲁迅让你去做些什么，周作人却告诉你什么也别乱做。”

苍凉的回眸 沉郁的体味

文：刘恩波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6月

　　辽宁人民出版社最近再版了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鲁迅和周作人是现代文化史中人们回避不开的两位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生前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分别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分析、梳理和比较过两人的功德是非恩怨瓜葛。但是像孙郁这么孜孜以求用沉甸甸的大书来探索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轨迹、人文理想和精神渊源的著述，并不多见。

　　孙郁的总体思路是这样的，“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公正还原历史。鲁迅使我们知晓反抗绝望的意义，而周作人则让我们明白文化多元的价值。”记得巴金先生在晚年《随想录》的题记上有过这样的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平实明了的道理，再朴素不过，却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精神磨难历经沧桑的见证。

　　在孙郁笔下，我们读到：“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和俗界间的苦渡者”。这种把握和捕捉，是有精神深度和文化含量的。而围绕着上述内核展开的周氏兄弟的命运遭遇、爱恨交织所构成的剖面图，就成了孙郁走进他们丰富芜杂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本历史人物评传，基本做到了心平气和地去看待已逝者的往事和旧迹，以还原历史原态的面貌出现，但同时又不乏诗意的笔触。在对周氏兄弟童年生活的咀嚼和寻觅中，可以看出作者沿着他们精神最早萌芽的开端搜求心灵底蕴的最初征兆的迹象。那是一个人认知的起点，生命活力的源头，灵魂赖以栖居的后花园。接着作者又着重写了周家的一场变故以及日后兄弟二人到异邦寻找新梦的上下求索的历程。《初梦》和《域外》两个章节构成了孙郁心灵交响乐的两个鲜明跃动的旋律声部，它们和后来若干章节的旋律声部交织成了沉郁苍凉的对位和变奏，从而将鲁迅与周作人一生的起伏沉落、波折扭曲、辉煌惨淡的形迹和线条勾勒出来，绘声绘色，别开生面。

　　通读《鲁迅与周作人》，不难看出，作者孙郁在比较详细的史料基础上，将新知和旧学、掌故和神韵、历史与精神难能可贵地融为一炉，从而在生命本体和文化意识上对两位大师一生行止、道德文章、气质风采做了某些独特的领悟和开掘。虽然与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前辈学人如李长之、曹聚仁、李欧梵等相比，作者的若干见识难免敦厚宽容，或者说有待更敏锐辛辣一些，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全书在总体质量上的高品位和一以贯之的浑然气魄。正如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所说，该书简直就是一本读书笔记。在那里，也深深寄寓着孙郁本人对人生世界的若干会心的发现与思辨。

文：王得后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8期

　　十年以后，孙郁先生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再版了，真是“不亦快哉”。
　　这一次，作者增加了两章内容，出版社又换了开本，变成了图文版。
　　作为一本读者感兴趣的好书，其根本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一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的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庸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
　　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厉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地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日：“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绝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了这部专著。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列出的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日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绘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鲁迅与周作人的追求

文：廖仁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鲁迅与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们的影响泽被后世，他们的作品惠及中外，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永远的话题。两人生前死后、反正开合和恩怨荣辱中的人生轨迹，堪称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心灵简史。

新时期以来，一个颇有影响的论断对于我们把握周氏兄弟的精神世界，至为关键。五四新文学传统有两支绵延的力量，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前者重点是启蒙，后者矢志在文学。鲁迅是启蒙的旗手，周作人是文学的代表。立足如是基点，会发现兄弟二人同异的源与流。

北京鲁迅博物馆孙郁先生在《鲁迅与周作人》中，与两位灵魂交流，拂去历史光影的遮蔽，触摸光环笼罩的棱角，让原有的形态和姿容与自己对视，继而展示于人。选择书斋可进可退的弟弟，不断地寻找着精神的灯火；放逐自己流放风雨之中搏击不计后路的兄长，用生命之躯燃烧着自己，冲荡着别人。周氏兄弟本来在一只船上，后来各自东西。思考与改造，求稳与变化，战士与隐士，一里一外之中，追求代价的权衡，总结归纳起来，并不轻松。经验与教训双方皆有，后来者也难超脱免俗。

本书时刻执著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其中的深长意味，牵系着读者的目光。按照作者的说法，我们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实践着他的基准判断。为此，他告诫我们，只注重“干路”，而消灭“支路”，造成的必然是文化的悲剧，合理的文学生态环境拒绝如此的简单和绝对。

周作人曾把“读书不忘救国”看成知识的“干路”，而将“为学术而学术”，视作“支路”。１９３０年，北京大学成立３２周年，他在文章《北大的支路》中坦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且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周作人愿意重复地说：“北大该走他自己的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要奋勇前去开辟荒地，着手于独特的研究。”他呼唤的学风是迂阔一点，而切忌太聪明，太漂亮。孙郁言及周作人的存在，可以校正文化上的偏激运动，可以看到一种反正。截然对立并非秉承成熟文化品路的人所操之事，浑然融合倒恰似大家的豁达风范。

孙郁先生正是缘于这样的见识，界定周作人的世界始终是历史悖论的清醒提示者。周作人虽为“支路”上的人，其文化多元的价值，既有意味，又富深意，于“干路”大有益处，说其为“干路”的支撑者，不为过誉。

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王得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很是看重作者的学术良知和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孙郁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是“被亵渎的鲁迅”。没有完备的事实做坚强的铺垫，如此出新的观点，难免空穴来风，只会沦于过眼云烟。１９２０年底到１９２１年９月，周作人曾大病一场。鲁迅在１０个月的苦寂中，辛苦护理弟弟，在送作人去西山疗养归来的一天，“停饮，大醉”。一人独自饮至大醉，心境之苦，手足恩重，其情毕现。孙郁在书中通过鲁迅和周作人大量的日记、书信和作品等，为我们再现了兄弟二人咀嚼苦难的历程和深重的生存困境。述之有据，言之凿凿。舍此，六经注我的孙郁又将自我的心意和思绪与周氏兄弟荟萃一处，情思使学理灵动起来，见的把论析连缀成篇，不用春秋笔法，去除隐晦曲折，原来如此，相视一笑。我们阅读学人的比较传记，获得的新鲜感受犹如胸有成竹的老师在课堂上的越界侃谈，神韵绕梁。

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为我们营造的独特意象，是他的独创，也是他与两颗灵魂交接的瞬间写实，更是他徘徊兄弟间，落稳脚跟后追踪到的大师身影。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上述句子散见于书中各章，好像用画笔描摹出精气神兼备的两位长者和智人，走到我们中间，一起娓娓道来。弥散在文字里的，信念焦虑也好，希望苦诉也罢，都裹挟着对人生的挚爱。

大师的复杂和其时生存的无奈，诱使着孙郁在书中为我们复原他们的真面目。探索和研究人的本真，确乎是难。鲁迅逝世１２年后，钟敬文在回忆战士的鲁迅时，说先生是“攻击”的战士，也是“保育”的战士。而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将两人的思想、人生及作品纵深比较，更是遭遇着许多未曾料及的学术暗礁险滩。以十几个专题专章论述，化繁难于简易，引人在欣赏性阅读中反思理论的沉重，这正是本书兼及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可人之处。

周氏兄弟刚刚开始译介域外小说时，日本报刊就注意到了两人的工作。国内对他们二人最早注意的，是钱玄同与刘半农。朱光潜先生１９２６年时借用周作人的自况，将两人的风格如此对比过，“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谭正璧先生专题性比较周氏兄弟的文章是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事隔整整８０年。当时还仅限于从创作和译著两方面来分析兄弟二人，而今学术阈界的拓宽，使得鲁迅与周作人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孙郁先生创作的３５万字的《鲁迅与周作人》，无疑当居其中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