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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文学大师王蒙的自述，讲述了他一生中的成长历史。内容包括：故乡、父亲、母亲、精彩与荒谬、慈祥与温暖等。

文：胡堂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表示失望：“通读这部《半生多事》，我实在很难看出所谓‘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也很难将其视为所谓‘一个人的国家日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故老人的感叹唏嘘，只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混沌晚景。一句话：半生多事，毕竟如烟。”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反右时王蒙有‘童子功’护身，下放劳动反倒锻炼了身体；‘文革’时王蒙远在新疆旁观，不无小乐，甚至为边城‘文革’的窝囊样子而不禁为毛主席叫屈。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其轻如此，夫复何待！”现在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又出来了，我看了部分章节，结果继续失望，或者也可以说更加失望。

　　《大块文章》记述的是王蒙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的历程。这十年正是传说中的八十年代，大众媒体曾集体怀念过一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为比较少见的“专著”也一度受到追捧。只是这种怀念和回顾毕竟失之零散和随意，离人们期待中的“1980年代的中国史”还远得很，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就想看到更多的回忆和怀念，特别是像王蒙这样的“时代风云人物”的记述更值得期望。80年代可以说是王蒙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显赫头衔，《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的煌煌巨著，名与利，权与位，一时间都落在头上，来到掌心，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从名利场中趟过来的王蒙对那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独得之见呢？且让我们看看他对“反对精神污染”的看法，看看他对晚年周扬的看法。

　　他说：“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现在停一停，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哪次政治运动不从消灭几个作家开始？……现在的批评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他说：“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

　　坦白地说，这样的看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清楚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指向，也已经明白“社会主义异化”的实质。王蒙真是太聪明了，但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悲剧感，没有宗教感，甚至也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是个有归属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能独立的人；他是个有羁绊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得自由的人。

　　带着这份失望，我又在张者的小说《桃花》那里撞见了一片迷茫。前几年看过张者的小说《桃李》，那是一本让杨绛先生感到惊奇的小说(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也是一本让人对如今的大学感到迷茫的小说。《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继续着大学校园中令人感到迷茫的人与事，并在迷茫之外又平添了几许怅惘。作者把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置于卷首。曾经的纯情，曾经的真爱，曾经的豪情，曾经的理想，都已经不知到何处去了，只有桃花还在，春风还在，但却不是我们全部的真正的期待。

　　还是从愤青式的失望和“文青”式的迷惘中解脱出来吧。许纪霖先生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继续推出新作，《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都值得一读。甘阳和刘小枫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问世已有段时间了，但似乎未见有大众媒体留意。当然从现有的书目来看，如果不是行家里手怕是难明所以，自然也就无从置评。此外邓广铭先生的“宋史人物书系”(包括《岳飞传》)也颇为可观，虽然属于再版。

文：葛芸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看了王蒙的自我介绍:“我在《王蒙自传》第二部是有不少‘干货’的”，特意去买了一本《大块文章》，通读一遍，了解了王蒙笔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往事，也发现了不少“硬伤”，略引如下:

    一、年代错误。

    本书第1页第1行:“都说一九七八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一九七八年”应为“一九七六年”。本书第148页倒数第13行，曹禺向王蒙“请教”应“如何参加(北京)市委召集的纪念建党五十周年座谈会”，“五十周年”(一九七一年)应为“六十周年”(一九八一年)，一九七一年时王蒙还在新疆。本书第249页第13行:“一九八六年清明节追悼周总理的事件”，“一九八六年”应为“一九七六年”。

    二、事实错误。

    本书第30页倒数第2行:“代表人物姚文元一直当到了政治局常委”；144页第7行:“批成了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据查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姚文元的职务均为“政治局委员”，未当过“政治局常委”。

    三、姓名错误。

    王蒙在当文化部长时曾和许多名人打交道，在书中回忆时把其中不少人的姓名写错了，如把著名作家楼适夷错成“楼适宜”(本书第68页第5行)，把著名歌唱家郑绪岚错成“郑绪兰”(第40页第12行)，把国家一级演员瞿弦和错成“瞿贤和”(第44页倒数第3行)，把著名京剧演员李世济错成“李世骥”(第303页第9行)。甚至把和王蒙一起访问意大利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原名邝健亷，错写成“邝建联”(第307页第11行)，错了两个字。在本书的第313页倒数第1行，王蒙写道:“头一年，正在拍摄《末代皇帝》，我与女演员陈村与贝导演，都通了电话，是陈村建议我打这个电话的……”陈村是男性作家，陈冲才是参与拍摄《末代皇帝》的女演员，这些地方错得更加离谱了。

    王蒙错写名人的姓名，不但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读者的不负责。况且，这些错误，只要稍加核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此联想到名人写书，除了自己要力戒粗疏以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决不能碍于名人的面子，放松了自己的“责任”，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