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火 源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3月
胡适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自序中说：“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是中国妇女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查一查胡适的传记、年谱和日记，胡适身边有过联系的女性虽然多，但是和胡适有共同语言，并且有着频繁书信联系的，大概只有冯沅君、林徽因、凌淑华、苏雪林、毛彦文、冰心、袁昌英、陈衡哲和曹诚英等几人。苏雪林和冰心是胡适的学生辈；其他几位除曹诚英以外，都是胡适朋友的妻子，虽然也有较为亲密的如凌淑华和林徽因，但都是相当传统的女人，缺乏写自传的环境和心态（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尽管受到胡适的敦促，都迟迟不肯动笔，最终留下遗憾）；只有陈衡哲还同时是亲密的朋友；曹诚英则是恋人（也可以称为朋友）。有可能写作自传的大概只有袁昌英、陈衡哲和曹诚英，但是袁昌英对胡适相当客气，谈不上亲密。这样剩下的就只有陈衡哲和曹诚英了。
她们两人都有写自传的可能性。曹诚英有婚姻方面的不幸，在寂寞的时候或许会写作自传，以表示对命运的不满，古代写作自传者往往如此。自传写作在中国一直仅仅是这样一种传统：它或是学有所成的人总结人生，给自己的家人（如罗振玉等），或是因为在世时命运不佳，怀才不遇，故而自己立传，想要存之名山，遗于后人，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理解（如陆文学、葛洪、王韬等）。中国人谦虚的做人传统不允许一个年轻的“正常人”写作自传。陈衡哲因为怀才而又因为是女性而不能施展，深以为恨，一时心念所之，化为自传之文也是可能的。
两者又都能得到胡适相当的尊敬。当然胡适为人是讲究绅士气的，对女人尤其显得尊重。但是对这两个女人，应该还有些不同。曹诚英是胡适真心爱过的女人；而陈衡哲则是胡适所谓“我们三个朋友”中的一个，研究过两个人交往历史的人都会认为，莎菲可以算是胡适的密友加畏友。
胡适想要给她的自传留副本，显然由他提出过，但是遭到她的反对。说起来，两人都有拒绝传世的理由：曹氏可能不愿意被外人看到，她的思想开放程度一定是赶不上陈衡哲的，连陈氏都因为在中国缺乏这种女人写自传的传统，而不愿意流传出去（从陈衡哲这本自传是用英文发表的也可以作为证据），就更别提曹诚英了。
两人都可能采取“烧毁”的办法对待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但是胡适还说那人在“精神病态”中把自传烧了，不管“精神病态”这个词在胡适那里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贬义词，但是他都不能把这个词用在因为他而受苦的曹诚英身上，因为这个词有一种对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意味在里面，缺乏的正是一种应有的同情。对曹诚英的“异常”举动，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引咎自责的。关于曹诚英的性格缺乏很直接的证据，据说也是个刚烈的人，楚汛先生说曹氏曾有两次反抗，但是似乎都不是歇斯底里式的。就陈衡哲的性格判断，则绝对有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陈衡哲追忆任叔永时说过，他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大概陈氏是有天才的脾气的，从这本早年的自传中也能看到她是一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有时会表现出相当的叛逆性，这可以作为印证。
除此之外，陈衡哲也有一些独特的条件。她是受过西洋文化熏陶的，较易于认同自传的写作；她有写作能力，写过《来因女士传》等传记作品；她有与西洋自传模式中相似的自我观念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而曹氏的经历要单薄得多，而且曹氏１９２５年以后就不在胡适身边，仅仅是鸿雁传书，大概不会割出宝贵的篇幅，向她传授写作自传的思想。
不过这里也有疑点，那就是胡适为什么在１９３３年要用含混的话，而不肯直接标出作者的姓名呢？这或许可以从关于胡适和陈衡哲之间的流言得到解释：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４日第２６期《十日谈》上发表了“象恭”的文章《陈衡哲与胡适》传言两人的感情纠葛。这时距离胡适写《四十自述》自序的时间过了不到一年，似乎这样说，是果在前而因在后吗？并不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十日谈》是邵洵美办的杂志，邵氏为胡适所属的圈内人，在这种说法写在刊物上公之于众之前，一定在他们那个圈内有了一个暗中的传播期，或许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了，胡适不可能没有听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自序中故意回避其名是避嫌之举。或许她在追忆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能“同情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 并且特别提到“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这场论争中支持他的原因”（《陈衡哲早年自传》 ｐ５２，下同）时也是对这种传闻的回应，但是这本早年自传的实际出版时间是１９３５年，这部分内容是早就有了，还是１９３４年以后加上去的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到目前为止，可以判定胡适所谓在他写作《四十自述》之“前几年”写作的自传作品就是陈衡哲写的。至于究竟目前这本《陈衡哲早年自传》是不是那一本原稿，也就是说并没有真的“烧”了，还是作者后来又重新写了，就没有直接的证据了。但是至少可以说那个稿本是这本的原型（几乎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稿本）。不过１９３５年１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片段并没有当作自传发表（而那时自传写作的风气非常兴盛），还有她采用的英文形式，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她一定有充足的个人理由逃避在国人面前写作自传，那么她在自传风气尚未开的时候不愿意自己的自传存世，也就可以理解了。只是她躲在异国文字中，要躲避什么呢？这一点无法得知。
据笔者的研究（另有专文论述），１９３０年代一时兴盛的自传写作，几乎全是在书局的推动和怂恿之下才得以出现的。如果这篇自传真的是１９３３年的“几年”前写成的话，也许会是早于郭沫若的《童年时代》的自传，并且几乎是那时唯一一部自己立意写作的自传。甚至可能是胡适效法和回避的对象，因为这本早年自传，与胡适的结构何其相像，只是更多个人奋斗的色彩（因此我觉得更多西洋色彩）；那么胡适要创造“小说式”的自传写作方式也有一点超越陈衡哲的意味了。
还要补充一点，关于对胡适的恋情的传闻。尽管后来胡适发函向《十日谈》发出抗议，也不能证明是空穴来风，研究者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推断出一些事实，如易竹贤、沈卫威等老师。实际上这本自传中也给这些推断做出了一些旁证。在书中，她对于中国的婚姻制度有着批评，她说：“中国的婚姻总是更像家族事务而不是个人问题。因此，如果一个年轻女人得到了她婆婆的欢心，即使她丈夫不喜欢她，她也有了强大的保护，而夫妻关系也就能像古往今来一贯如此地那样维持下去。”（ｐ１４７）这至少是根据胡适的经验做出的批判，就算不是怨情，也可以说是出于对胡适的同情吧。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她和江冬秀之间的差距正是她最觉得自豪的地方，那就是她的才学和能力。她“最不欣赏的女性，便是那种自己没什么能力，和有钱有势或很有能力的丈夫结婚以后，却仗着先生的名声、地位，自鸣得意、骄气凌人的女性。”（ｐ２４５）江冬秀有没有对陈衡哲流露出类似的态度，我们无法知道了，但是江冬秀如果听说陈热恋过自己的老公，为此有点自鸣得意在她那样的性格也是可能的。自己有才学和能力，于是也以之骄人，是陈衡哲的报复吗？
尽管她有才学，还是不能不成为一个被家庭消耗的可怜女人，和江冬秀一样，虽然她在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算是兼顾得比较好的了，那又怎样？又有多大的成就呢？如果没有胡适，以及两女一男，甚至可能是一男三女的绯闻故事，人们不是更少关心陈衡哲这个人的成就吗？面对这种结果，陈衡哲本人一定还是时时会觉得辛酸吧。我们后人也会发出感喟，不必一定是女性主义者。
在自传中，陈衡哲是作为一个“人”来回忆过去，虽然她也时时提起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那只是因为那是个事实而已。她给我们提供的是事实真相（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写实”），没有站在女性的一边“控诉”什么。她既写出了婚姻风俗的不人道，又不忘写出种种“人情味”和变通（ｐ４１）。指出未婚寡妇并不普遍而且可以选择，但是士大夫家已婚女子就只有一条命运了，就是在这时她也没有表现出一个批判的姿态，而是像开玩笑似的说：“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一定活不长久。对于她，早死是一种快乐的解脱。”（ｐ４２）这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看，一定不会满意她这种不明朗的态度。难怪冯进在译者前言中说，她“虽然吸收了西方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观念，但又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自我实现的模式情有独钟，甚至对其一贯主张的社会等级观念和对于女性的行为规范心有戚戚。”
我觉得这正是她的可贵之处，没有让自己的身份压倒对事情本身的展现，这种特色完全得益于作者对那些回忆的感情。虽然陈衡哲在作者的《前言》中开出了写作这本自传的两个高尚的目的，但那不过是她发表自传的一个借口。真正的观念——不，是作为一个恰巧显现为女性身份的“人”的情感——只有在自传文本之中才能找到。如果她不幸而按照“女性主义”的要求创作的话，世上不过是多了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却失去了一位感性的创作家，而她的魅力就在于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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