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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挑战资产阶级的伪善，《恶之花》使他饱受世人攻讦之苦，也使他声名显赫。他一生动荡狂热，被歇斯底里的愤怒消耗殆尽。他备受指责，却 “像大理石一样有抗力”；他放荡不羁，却有朋友评价他是“天生的绅士”，具有“宗教一样的良知”。本书致力于从众多声音中还原诗人传奇生活的真相，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围绕波德莱尔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反叛精神、落魄生活和创作才情，旁征博引，笔触细腻，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文学大师形象。

文：邓金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说也奇怪，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向国人引介波德莱尔了，但是近百年下来，国内却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位诗人的中文传记。新近出版的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撰的《波德莱尔传》，算是填补了这个天大的空白。

　　在“诗人传”中，皮舒瓦的这本《波德莱尔传》算是写得比较老实的了。皮舒瓦是个学院派，在为《恶之花》的作者作传时，并没有使用“花的语言”，写得天花乱坠，而是采用“书信与生平”的方式，秉诚实录。这部传记有六十多万字的庞大篇幅，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比起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它也许失之浅显，也没有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那样写得有趣，但它贵在真实。从为《恶之花》打官司到参加街头暴动，从感染性病到试图自杀，从文艺生涯到经济状况，只要是关于波德莱尔的，这部传记都事无巨细，一一录下，是一部颇能当文献用的“信史”。比如，冈特的书中说，波德莱尔和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创造者)在巴黎初次会面是在1849年，但据《波德莱尔传》看，早在1845年，俩人就相识了，因为在那年的一本杂志上波德莱尔曾经描述过戈蒂耶。

　　谁都知道，传记的乐趣在于细节。我读《波德莱尔传》时，最感兴味的，是书前附的几张波德莱尔的肖像照和画像。这些照片中的波德莱尔，无一例外穿着他的那件“剪裁得像一只口袋的短大衣”，打着松大的领结，“目光锐利，带着担忧的神色”，“嘴唇非常薄，……总是抿得很紧。”这是一个“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的诗人形象。有趣的是，当他站着的时候，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却探进扣好的大衣里，好像在掏什么东西。有两张照片里，他都是这个古怪的姿态。

　　掏什么呢？自然不是古典贵族的白手帕，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支票簿。波德莱尔生活在一个“浪漫主义的庙堂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已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他蔑视一切秩序。早年的波德莱尔也曾迷恋过纨绔作派，但一次变故很快使他从一个沙龙纨绔子弟变成了一个街头浪荡子。1844年，他的继父(一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曾经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未成功)和母亲找了个公证人，接管了他生父留给他的遗产，从此每月他只能拿到可怜的200法郎。这次经济变故，直接把波德莱尔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本雅明所说的“文人”。四年后，也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领导的革命爆发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参加了巴黎的街垒战斗，虽然很难说这样做是出于对继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仇恨，还是本雅明所说的“煽动的形而上学”。因此我要说，照片中的波德莱尔，他想掏出的恐怕是用于街垒战斗的猎枪，是那些让资产阶级美学震惊的“邪恶”诗篇。不管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诗歌意义上讲，这显然是一个有点诡秘的密谋暴动者的形象。本雅明就把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

　　这个诗歌革命者的形象，在《波德莱尔传》的最后被印证了。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病困中逝世，终年46岁。《波德莱尔传》写道，“事实上，他的创作活动的真实时间如果跟兰波的创作时间相比显得长些，而跟维克托·雨果比的话，它是非常短暂的：大约18年，从1841年到1859年。这些年就足以把法国诗歌与批评彻底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