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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先生撰写的《丁文江图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有纪念意义的是，2007年4月13日，也就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那一天，恰好是《丁文江图传》出印厂的日子。作者用大量挖掘出来的第一手史料，轻松、活泼的文笔，描绘了丁文江先生——这位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发表了大量作者多年搜集到的鲜为人见的丁先生的照片，这些照片不独家属未见过，有很多也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所未见的。

文：宋文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８日晚上，湖南衡阳，风狂雨骤，寒意袭人。受铁道部委托勘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情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登山、下矿之后，备感疲倦，遂将门窗全部封闭。谁知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致使他竟遭煤气中毒。几经抢救，中间虽曾有起色，但终于一病不起，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撒手人寰。按照他在身故地安葬的遗嘱，他被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的左家垅。

丁文江殉职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震动，《独立评论》杂志先后刊登了２７篇纪念文章，《地质论评》杂志出版了纪念丁文江的专号。１９５６年丁文江去世２０周年之际，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专刊纪念这位任职时间不长，却功勋卓著的“故总干事”。在这两次大规模纪念活动中，写纪念文章的除了他的亲属和地质学界、中央研究院的同仁以外，还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蒋廷黻、陶孟和、李济等人文社科学界的领袖学者。从字里行间看，这些人不仅与丁文江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交情，而且对他评价极高。比如霸气十足、眼里没有几个人的傅斯年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还认为丁文江 “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可惜由于时局不靖以及英年早逝等原因，傅斯年为丁文江立传的愿望未能实现。胡适称赞丁文江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在１９５６年丁文江去世２０周年之际，他身在海外，在材料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写成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

丁文江是当得起这些知识界的名流的赞颂的。在地质学领域，他是中国第一批在茫茫野外实地考察的专业学者，创建了声誉卓著的地质调查所，在１９１０年代和１９３０年代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培养了不止一代地质学英才，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优生学领域，他在１９１９年发表长文，介绍西方的优生学思想以及在中国结合家谱研究的可能，也不失为国内研究优生学的先驱者；１９２３年发表论文，借鉴西方科学家的相关经验研究，探讨中国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在思想文化领域，他挑起了１９２３年著名的“科玄论战”，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真正开端；１９３０年代，他与胡适、蒋廷黻等著名自由主义者热烈地讨论“民主与独裁”，展现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１９２９年梁启超去世，不是与其关系密切的许多人文学者，居然是丁文江这个地质学家，梁启超的挚友承担起为梁编“年谱长编”的任务。

丁文江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型”人物，他还是“行动的巨人”。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５年，他任北票煤矿总经理，为这个煤矿的现代化生产奠定了基础；１９２６年５月至１２月，他应孙传芳之邀，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在任８个月，收回会审公廨，奠定大上海现代化统一市政的基础；１９３４年５月至逝世，１年半的时间内，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设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订章修则，完善基金保管和经费使用办法。

除了这些事功以外，丁文江还极具人格魅力，是朋友们人人喜欢的“丁大哥”，他能让那些与他往还的朋友永远地想念他。这样一个极具光彩和能力的人物，应该有多本优秀的传记作品来写他，而且他的传记应该是既有学术价值，又是极具可读性的。可惜，事实与应然之间差距太大。１９５６年胡适的那本传记虽然有一定理论深度，在对丁文江思想关节点的揭示上，在若干个人回忆资料上有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终因当时条件所限，史实出入和缺漏也不少。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ｌｏｔｔｅ Ｆｕｒｔｈ）１９７０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虽有不少生平的叙述，但却侧重于其思想的分析，还不是一本完整的传记，再加上译者的译笔较为“生硬”，大大影响了这本书的可读性。自从近三十年前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丁文江作为“胡适的朋友”，“科玄论战”科学派的主将，“民主与独裁”论争中的“新式独裁论者”，再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研究论著。近十余年来，内地出版过几本丁文江思想研究或传记作品，总的来说，资料还不够丰富，叙述还不够全面，不足以充分展现这位中国近代“最有光彩最有能力”的人物的风采。

对丁文江的研究与普及工作，目前还处在初步的阶段。我们甚至还没有一本较为完善的丁文江的文集，哪怕只是分类编纂的文集。丁文江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作为“胡适的朋友”，“科玄论战”科学派的主将、“民主与独裁”论争中的“新式独裁论者”的丁文江，全面深入地把握丁文江方有可能。事实将会证明，丁文江不止是作为“胡适的朋友”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他完全可以作为与胡适比肩而立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他可能稍逊于胡适，在当时知识界、文化界他的影响力丝毫不比胡适逊色。正是出于对丁文江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宋广波先生在研究“胡适与丁文江”的过程中毅然决定改变研究方向，专门研究丁文江。

三年来，宋广波勤奋地搜集有关丁文江的片言只字，用心研读，他还曾到丁文江的故居踏访，并走访了一些丁文江的学生、亲友。这本《丁文江图传》是他编写《丁文江年谱》的副产品。从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他运用的材料较前人来说，扩充了不少，相应地，叙述也较为详实、细腻。与前人的著述比较之后，这点感受分外强烈。在目前来看，这算是一本较好的丁文江传记读物了。

不能不指出的是，作者擅长史实考据，理论分析似显不足。比如丁文江在科学观影响下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仰，他在“科玄论战”中表现出来的科学观的局限性，他在“民主与独裁”论争中的观点，本书的论述似乎显得有些单薄。对丁文江在地质学之外的各学科的成就，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只能简略地写了“现代地图学”和“历史学”两节。至于丁文江的历史观，也只是点到为止，未能详加解释。也就是说，这本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１９８５年６月，湖南省有关部门在丁文江生前友好、学生、亲属的呼吁下，以三月之功修复了在岳麓山的丁文江墓。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了解丁文江事功、人格的人毕竟太少，部分亲友的热心并不能改变社会上对先贤的冷漠。丁文江的墓没有成为人们瞻仰的“圣地”，相反，由于乏人问津，不知道什么时候，墓园已经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再度埋于荒烟蔓草之中。这位胡适当年慨叹的“如此风流一代无”的人物，居然被我们冷落到这个地步，不知道他老人家九泉之下，会作何感想？

作为一介书生，我们的行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研究上更深入一步，在普及上更广泛一些。更多的人了解了丁文江，丁文江才能被人们重视。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或许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罢！

文：谷小水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去年与今年分别是民国学界领袖丁文江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从去年起，学界就开展了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位“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语)。宋广波先生躬逢其会，将丁文江研究计划中的阶段性成果《丁文江图传》即时推出，对国人重拾那段久湮不彰的历史，功莫大焉。

　　宋广波先生慧眼识珠，近年来致力于丁文江的研究。他利用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便利，奔波于京内各大图书馆，并遍访丁文江先生的故居、亲属和有关人士，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不少现在已难得一见的丁文江的照片。作者经过对照片的精心选择，并配上流畅的解说文字，解构成《丁文江图传》。该传的价值首在照片，这些近年来首次公开的视觉材料必将加深人们对丁文江的感性认识；此外，图文并茂的方式也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味。是以，笔者深信，图传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拂去历史的尘埃，还丁文江本来面目。
　　
　　“学术家的政治家”

　　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丁文江，熟悉者往往想到的仅是地质学家的头衔，而对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则不甚了了，更无论那些见仁见智的“行外”事功了。

　　丁文江，字在君，笔名宗淹(追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由此也大体可以推想他在民国时期的意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双科学士。丁文江是民国时期的一位特殊人物，北大同事温源宁教授这样描述：“他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到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你应该把丁博士看做一部百科全书。”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表现在为西方地质学引入和相关学科建设所作的奠基性工作。清末民初，新旧学术转换交接。古代中国虽也出现过徐霞客这样的大旅行家和《水经注》等地理著作，但地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始终难登中国传统学术的大雅之堂。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丁文江充分利用自身的办事才具，积极营建出一个学科发展的健康环境，直接致使地质学科的发展成就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学科。无怪乎非泛泛之交的陶孟和发出这样的感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家的政治家。”诚哉斯言，不过陶氏立言稍嫌谨持，如果不只从结果着眼，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丁氏能够为孙传芳、蔡元培先后罗致，聘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也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行政才干。

　　丁文江从专业领域获得的成就和威望，为其积极议政和关怀公共事务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他与实际政治发生瓜葛，约略可以追溯至与梁启超的交往，但二人的往还似限于“座主”与“门生”。

　　与少年时期“暴得大名”占据着中国近代思想史枢纽位置的胡适缔交，是丁文江问政生涯中决定性的一步。自经陶孟和介绍丁胡结识后，两人迅速接近交往极其频密，每每相处即讨论擘划社会政治，即使关山阻隔各居一方，也保持鸿雁往返互通声气。

　　在丁文江的政治思考中，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对其中的精英尤为属望。1922年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是其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国内政治的混乱直接归咎于“少数人”责任心与能力的匮缺。这种在不求于人但求诸己的使命感影响下的判断虽不无偏颇，但绝非一般人等所能企及。自此，“少数人”的责任心及起而用世，就成为丁文江对当时政治、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并在日寇虎视鹰瞵等外缘条件的促发下进一步发展为新式独裁论，呈现出与胡适等众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的独特思考。
　　
　　问政生涯

　　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是最为世人及后起研究者非议的一段经历。这当然与同情理解被主观臆测所取代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平情而论，“军阀”作为一个概念在国人观念中已包含了极强的价值判断，所有与其相关的人事均有被“染黑”的可能性。在丁文江看来，军阀间的差异性实远远大于其同一性，直系与奉系不同，奉系之“新”、“旧”殊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部分促成了他汇流于“救援江苏运动”，接受孙传芳的邀请。当然，丁文江步入政界，孜孜于外交、市政等日常事务，与其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笃于行的实干家性格分不开，他一直试图将其科学方法和实干精神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丁出任督办公署总办时间不过半年，兢兢业业，有守有持，其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奠定了大上海的规模，完成了久拖不决的会审公廨的交涉，使1860年代开始丧失的相关主权部分得以收回。

　　北伐胜利后，丁文江因此职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但这段经历并未使他有所“收敛”变得“世故”起来，在日人侵略烽烟四起的国难时刻，他畅所欲言，用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简单地说，即是以有效率的政体为核心(从国民政府开放政权、容纳异己，到新式独裁体制)，国共息争，在最为有利的时机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且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以延缓并最终消除日益深重的国难危机。丁文江这些配合着时势逐渐彰显的政治、军事主张因颇有乖违于时论之处，一直遭人曲解，其实只要我们尽可能摒弃成见，就不难理清其发言立论的基本理路。
　　
　　丁文江的传记

　　1936年1月，丁文江应政府征召往湖南进行煤矿勘察，为抗战作准备，不幸死于煤气中毒，得年仅49岁。丁氏处世态度通达，决不以个人得失为念，胸襟磊落毫无媚世之习。将黄庭坚评价周敦颐之“光风霁月”、程颐评价张载之“元气淋漓”衡诸丁氏，庶乎近之。

　　丁文江去世后，好友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国民政府从大陆败退台湾后，傅英年早逝，一贯倡导传记史学的胡适遂担当重任，于1956年在资料搜集极不易措手的状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该传由于作者与传主十数年的患难相交，对后者言行与诸多事功的理解自有外人难及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传已超越了单纯的研究范畴，而兼具史料层域的一般功能。胡著之后，台湾地区陆续有若干简传出现。

　　由于与孙传芳、蒋介石等人的关联，丁文江研究在大陆学术界长期无人问津。近年来虽有若干论文及传记出现，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海外惟一一部以丁文江为本题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夏洛蒂·弗思(中文名费侠莉)的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作者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丁文江西学背景的理解较一般研究为深透，这也是该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根本原因。但该著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作者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大陆及港台方面的材料，致使在丁文江一生某些重大关节的处理上或是略而不述或是借重“合理”的推演来补缀，错漏舛谬在所难免。

　　结合海峡两岸和海外相关的学术史，可以看出对丁文江的研究虽已广为铺展，在不同的论题上也有程度不一的推进，但总体上观察，无论是在拓展还是深化的维度上，均有进一步与力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