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梁 出处：文汇报 2007年6月
拿到名家笔下的俪居主人《奇人王世襄》一书，有一份亲切感。几年前，香港阳光卫视拍摄王世襄的访谈节目，我受邀做文案。找来了王先生的材料，当时完整地了解了先生的故事。文案完成后，先生留在我心底的是一份敬意。
王世襄先生今天是中国的文化明星，他的蒙冤受屈，他的收藏，他的获奖，他的捐款，他的著说，从明清家具到鸽哨、葫芦器、蟋蟀古盆，总之他的点点滴滴，都吸引眼球，都被媒体事无巨细一一放大。
变动的社会需要爆竹似的声响，生活才显出走马灯般的奇妙。于是，天皇、歌后、超新星、大师、著名专家等一起爆发。无数个点相加才成一条线，无数的“各领风骚三五天”，组成了今日让人目眩的文化景观。
王世襄先生突然走红，受到人们的注目，有点另类；特别是他的亮色十多年来始终不褪。与主流意识形态、与汹涌奔腾的时尚潮流显得那样格格不入的八十老叟“夕阳红”，有人称它是怀旧复古思潮、收藏经济双向作用力的结果。显然，此说未免颠倒因果。如果一定要说王世襄先生与前二者的关系，应该这样说，王世襄先生的著作与故事，让人们看到了历史风尘中的清风明月，那里蕴涵着华夏民族独有的雅致、妍秀、柔婉、空灵、劲挺与凝重。大到一床一几，一桌一椅，小到一只葫芦器，一只蟋蟀罐，一只鸽哨，当年民族文化的那份神奇，瑰丽，经无数巧夺天工而又无名无姓的工艺匠之手创造出了一片灿烂云彩，当人们抹去岁月尘土，它们经历磨难，依然那样光彩照人。它们是民族的、历史的艺术之宝。是生生不息民族文化创造力的见证，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这些艺术文化瑰宝与前辈先贤诗圣的“子曰”和“诗云”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风景。可以这样说，忽视了物器的价值，只从典籍中去梳理与说明历史与文化，往往是不完整的。百年前王国维就提出的地上地下互证说，因为古典的器物不仅仅是历史的注释，它们也是当时文化与思想、审美与时尚的综合体。
但是，几十年来，厚今薄古之风盛行，当我们泼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时，文化观念匮乏，艺术眼光失散，审美趣味低下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陈丹青在《退步集》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他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参观，看到许多我们古代画家的艺术真品。面对祖宗的这份伟大的创造，前人的艺术成就让他感到惊讶时，他同时不解的是国内有一批同行，他们没有看过这些前人的真迹真艺，却高举批判传统的大旗。其实，陈丹青所讲的在我们周围相当普遍。
王世襄先生几十年来，虽然历经磨难与坎坷，但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尽一己之力收藏与保留一批祖宗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人性扭曲，审美眼光变形时，他保持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健全的常识立场”。在他眼中，无论明清家具、唐宋古琴、竹木牙雕、民间漆器、葫芦器、蟋蟀罐，都是文雅、精致、诗意的文化珍宝。国门打开后，人们反思昨天，寻回健全的文化与艺术常识时，突然发现，王世襄先生所作所为，所著所说，是对祖宗遗产的珍重，是传统文化的布道，是古典审美趣味的授业。诗人车前子用诗一样的语言称，王世襄先生是将“趣味与知识如同救济粮发给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的审美趣味太低下，历史文化知识太贫穷，穷得像衣衫褴褛的乞丐。
对于王世襄先生的一生，冯其庸写了这样两句诗“平生百炼成钢杵，到底修成大维摩”。保持健全的社会文化良知与常识，坚守纯真的高尚的艺术趣味，需像维摩和尚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发生于昨日的这让人惊诧的往事，对于我们社会，对于王世襄先生来讲，是幸事，还是不幸？但他的“夕阳红”，确与此“修”字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在评价王国维时说，他的死是一种文化的担当。今天，王世襄先生的“夕阳红”，同样是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担当。抢救明清家具，挽救传统文化的记忆，让竹刻、葫芦器、鸽哨被社会遗弃之物再现光彩。他在用一己之力抗衡愚昧，传递传统文化的星火。当然，几十年风雨岁月，我们社会有此担当的并非王世襄先生一人，但他是一个代表，由此而受到世人的尊敬。
王世襄先生的“夕阳红”，在今天的社会文化思潮上，让人总觉得有点拧巴。太新太快的时尚，变幻莫测的浪潮，与传统的古典文化，总难和谐与协调。但是，我们的社会在正常回归，人们审美趣味在正常回归，这仿佛在新的楼堂馆所里陈设一套琥珀色老硬木的家具一样，它独有的典雅、沉稳、娟秀、大气，东方式的神奇与瑰丽，能给每一个心神疲惫与浮躁不安者带来一份精神上、心灵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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