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德祥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洗衣机”的第一位主人
虽然都是德语国家首都的市民，柏林人与维也纳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首先必须表现在语言上。维也纳人说话很柔软，带有浓重的鼻音，舌头似乎有些短，听起来就像小孩子向大人撒娇。这或许是当年老百姓对皇族与官员说话的腔调，是哈布斯堡王朝几百年权力统治对皇城百姓在语言表达上造成的扭曲。而柏林人却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柏林充当普鲁士与德国首都的时间还不够长，柏林人骨子里还有着一种对权力的逆反与鄙视，他们说话不仅语气与用词都很“冲”，而且喜欢给当权者及其建筑起外号。例如，他们把１８世纪著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为“老弗（里茨）”，把东德国家主席埃里希·昂内克引以为豪的“共和国宫”呼为“埃里希的灯泡店”（因为里边装满了电灯）。１９９０年西德统一了东德，首都从莱茵河畔的波恩迁到柏林。２００１年春，由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新总理府刚刚建成，柏林人一看，四四方方的，外号就敲定了——“洗衣机”！一个对现代国家机器不无新意的别号。
第一位住进“洗衣机”的联邦总理是格哈德·施罗德。他在里边待了四年多，于２００５年９月搬了出来，一年以后，回忆录便问世了：《抉择：我的政治生涯》，写的是他的成长与从政经历，主要是在新总理府度过的执政岁月。柏林人或许会给它另起书名：在“洗衣机”里的日子。
德国总理的不眠之夜
在该书的第２１１～２１２页，施罗德写道：“在我执政期间，曾有过三件事使我彻夜不眠。前两件事关乎科索沃和阿富汗，当时的形势意味着我将作出的决策是要把年轻的士兵送到一个他们难以把握命运的地方。我反复思考着，如果这些士兵命丧他乡，我将作何解释。这些特殊的情况，即对人的生死负有高度责任的意识是司职国家总理最大的精神负担。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２日北威州选举失利后我再度失眠。那几天里我和明特费林作出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
让施罗德彻夜难眠的三件事，也就是他执政德国七年的主要作为。概括起来，实际上也就是外交与内政方面的两件大事。在外交方面：１９９８年９月上台的左翼红绿政府本应比科尔的保守政府更注重吸取历史的教训，更加注重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然而，１９９９年科索沃问题迫使北约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德国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不能“临阵逃脱”。其他北约国家已经把德国看成一个平常国家，德国人本身却因自己的历史畏缩不前。虽然最后红绿联盟以“绝不允许再有奥斯维辛”的理由在思想上转了弯，但作为二战后首位让德国士兵开赴战争地带，而且自己的父亲阵亡于二战战场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必然要面临精神上的煎熬。９·１１事件后，德国更是难以挣脱与其他北约国家一起全力支持美国的阿富汗反控战争的义务，而这次出兵对德国士兵的危险更大。其实，施罗德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的不眠之夜已经预示了他对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反控行动的不情愿，难怪到２００２年他就公开地拒绝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很显然，施罗德为当年及时识破华盛顿的骗局，没让德国与美国一起陷入伊拉克泥潭而感到自得。
然而，谈到让他度过失眠之夜的第二件、最后导致自己下台的事情，施罗德的心情就很复杂了。
在２００２年９月以微弱多数连任以后，施罗德决意推行第一任期内耽误的全面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解决经济萧条与大众失业问题。为此，他推出了所谓的《２０１０年行动纲领》，该纲领大幅度削减了社会福利，提高了对失业者的就业压力，放松了企业主解雇员工的限制。但是，良药苦口，改革纲领受到了社民党左翼、工会以及社会下层的大力抵制。工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甚至不给他面子，拒绝他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社民党连续在几个州选举中失去政权，在野党把持参议院多数，牵制改革立法的进度与力度。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２日，社民党也失去了连续执政近４０年的北威州。感到四面楚歌的施罗德铤而走险，当日宣布将向众议院提出信任案，在失去信任案以后向总统提出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要求。然而，提前大选并不是总理一人能够拍板决定的，“我最担忧的是提前进行大选能否行得通，宪法法院是否会成为这次大选的障碍。最后的决策权在联邦总统和宪法法院手里”（第２１２页）。于是又有了“洗衣机”里的不眠之夜。
当时许多人以为施罗德正胸有成竹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其实施罗德正处在煎熬之中。“我一生都难以忘记在这以后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时间上的等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为此菲舍尔也曾提醒我。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远远超过我对外所承认的程度。在八个星期之久的等待中，我成了自己的决定的囚徒，因为决定权已经交到了别人手中。”（第２１５～２１６页）“在焦躁不安的等待期间，我脾气坏得让人难以忍受。”（第２１２页）
虽然后来提前大选的要求如愿以偿，总统与宪法法院都给施罗德开了绿灯，而且竞选开始后联盟党连连失误，施罗德得以奋起直追，让社民党取得了选票只少于联盟党一个百分点的好成绩。但是，最终联盟党还是以“最大党”的角色在大联盟谈判中取得了出任总理的权利。“洗衣机”有了一位女主人。社民党可以作为小伙伴继续执政，但施罗德不能在女主人下面做副手，只有退出。
现在想起来，当年给柏林人给新总理府起的外号，对包括施罗德在内的德国男政治家来说似乎就有些“不吉利”。
太多太急的“抉择”？
施罗德为其回忆录起名为“抉择：我的政治生涯”。“抉择”在德文版原书名中是“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ｅｎ”是“抉择”、“决策”或“决定”的复数，指他在政治生涯中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与决定。无疑，不管是在个人生活领域，还是在政治生涯中，施罗德是一个喜欢作出“抉择”、“决定”的人。每当遇到困境，他偏向于当机立断、“长痛不如短痛”。这与他的前任科尔截然相反。科尔一个著名的既被讥讽又被赞叹的才能就是“坐得住”，也就是“拖”，许多棘手的问题都被他“坐掉了”。因此他能够执政１７年之久，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而施罗德则缺乏耐性，在困难面前中喜欢铤而走险，甚至孤注一掷。
现在看来，施罗德在执政七年后就下台，并非偶然。在其在台上的七年里，有三次下台的危险，第二次是２００２年９月大选，这是法定的考验，不可避免（红绿政府以微弱多数险胜）。然而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第一次与２００５年９月的第三次都是他自己制造的。第一次侥幸度过，而第三次则不幸“牺牲”了。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当红绿政府向国会提出向科索沃派兵的法案的时候，为了迫使反对出兵、但又不愿失去议席与参政权的绿党议员支持政府提案，施罗德特地把该提案与信任案捆绑在一起。如果国会拒绝了该法案，那么施罗德也失去了信任案，也等于是下了台，接下来的只能是解散国会、提前大选。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除了执政联盟中绝大多数议员以外，在野的联盟党与自民党也是支持出兵科索沃的。但因为施罗德将出兵问题与信任案结合在一起，在野党就不愿放弃一个让现任总理下台的机会，故意投了反对票。结果出兵法案与信任案仅以两票的多数通过，施罗德险些在上台一年后便告老还乡。２００５年５月，身陷困境的施罗德不能像科尔那样，把危机“坐掉”，等到２００６年秋如期举行大选，而是迫不及待地摁下了“快洗键”，最后被飞速运转的“洗衣机”“甩”了出来。
那么施罗德决定提前大选时，是否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甚至完全放弃了呢？看来不见得。如果是完全放弃了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在大选中“假戏真做”起来，为什么又在大选之夜气恼地坚持“洗衣机”“非我莫属”？德国媒体与公众都觉得，施罗德那天的表现明显“失态”了，他自那天才真正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失去了继续留任总理的可能。他又是什么时候放弃留任总理的要求的？是不是社民党主席明特费林破灭了他最后的幻想？对此施罗德闭口不谈。看来，施罗德还没有完全摆脱“洗衣机”里蒙受的晕眩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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