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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陈明远先生继《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之后推出的又一本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经济生活的著作。
    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真如我们想象中那般清贫吗？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他们怎么养活一家老小？
    这些看似无关重要的问题，却是保证了他们在那个时期思想独立、创作自由的坚实基础。

文：高建军 逍遥游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知识分子真的很穷吗？

　　逍遥游：陈明远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这本书跟他过去的《文化人与钱》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两本书一脉相承，谈的都是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如此密切相关。过去一直有个误区，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上，一谈到知识分子，似乎就会联想到清贫。

　　高建军：这绝对是错的，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并不清贫，是因为古代社会，有了知识才可以进入主流社会，当然也就不清贫。有个别的知识分子是清贫的，他们也就被人为放大成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清贫。再有，古代知识分子有哭穷的习惯，是一种风雅的表现。

　　逍遥游：是，就拿陈明远书中涉及的一些人物的经济状况来说，也不是这样。拿民国来说，当时知识分子的薪俸是很高的，比如说胡适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是300块大洋，而当时一些保持了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林纾、严复，当时的稿酬也相当的高，能够保证他们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

　　高建军：即使在新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也要好于普通工农。

　　逍遥游：是，其实这才是一些人拼命往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挤的原因。你刚才说“即使在新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也要好于普通工农”，让我很受启发，知识分子的清贫问题，其实还存在一个跟谁比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知识分子耻言利，其实不是，他们总是想跟权势或者财阀比较，当然也就清贫。

　　高建军：所以，应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穷是怎样造成的？是体制造成的，还是他自己哭出来的。

　　逍遥游：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出来过，或者是心里明白，嘴上不说。

　　经济条件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高建军：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上的为人所制，其实实质上还是一种政治权谋的体现：用经济方法，把文化人纳入到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内。基本上我是这个判断。

　　逍遥游：你说的这是一个层面，而我想从知识分子内部来做一下反省。就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独立的传统？

　　高建军：这要从一大一小两方面看：从大的中国历史看，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的传统的；但从微观、从某个具体的，或某些个体的知识分子看，又有一点独立的痕迹。特别是在乱世，这个特征更明显。

　　逍遥游：对，我也是这样判断。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高建军：是，我想这似乎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的来源更加多元。要是文化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则他们在精神思想上一定是独立的。我说的这个独立不是简单的富裕或富足，而是其经济来源不受政治体制的粗暴干涉。这样，他们即便钱挣得少一点，吃得坏一点，住得差一点，穿得破一点，他们也不会有来自灵魂深处的窘迫与自卑。钱挣得少就少花，挣得多就多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何等的自由舒展。所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刚性的体现。经济也是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具体体现化。所以，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的好与坏不在其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否不受别的因素影响。否则，你的钱再多，生活过得再舒服，在别人眼里也不过一只无毛两脚的低等动物而已。

　　逍遥游：但是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又非常少，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否可单单从经济这个切口进入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好谈。

　　高建军：不是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经济问题，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所反映的还是政治集团的治术。

　　逍遥游：权力、利益、学理，这是一个三角架。

　　高建军：在权力和政治利益面前，学理是微不足道的。从古代知识分子的情况考察，他们的独立的程度主要看统治者为他们所提供的退路。退路越少，独立的程度越低；退路越多，独立的程度就高些。经济可以看作是一种退路。社会地位也是可以看作一种退路。虽然是一种夹缝中的自由。

　　逍遥游：是，这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具有弹性，在弹性的制度之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相对容易保持，在刚性制度下，知识分子就很难保持独立性。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逍遥游：从古到今，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一切问题往政治上靠。结果是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敢通过正当的渠道去争取，把一切归咎在政治上。

　　高建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惟一选择。政治在古代已经变成一种前提，所有的原因都来自它，所有的后果也来自它。所以，不是归咎不归咎的问题，是根本就是这样。古人说“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你不货会怎么样？

　　逍遥游：“不货”会怎样？这就像“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那个问题一样，现在我们来谈论这个问题，还应该有一种更宽广的思路。就像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在抱怨大学出了问题，但是还是待在大学里不出来。其实他们出来的话，也未必不能生存，起码，还可以靠版税生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们给自己设计的底线，跟他们的言说不相符。我想说的是，其实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应该落到个体实践的层面上。

　　高建军：现实并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可能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出来？他们是能够靠版税生存，但你要知道，他们出了大学就独立了吗？拿版税就意味着独立吗？我们既然在讨论独立问题，那么就应该看清楚，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与其过一种大学外的相对没有保障的非独立生活。不如在大学里过一种相对有保障的非独立生活。

文：黄亚明 出处：京华时报 2007年7月

　　陈明远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版），研究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的经济生活，包括鲁迅、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闻一多、顾颉刚、吴晗等。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陈明远偏偏要一心钻“钱眼”，目的是还一段明明白白的历史，以经济视角解读文化名人的生活质量，进而弄清各自的精神质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在他的笔下落到了实处。

　　就鲁迅而言，陈明远认为他在五四运动的先知先觉中，第一个透彻地阐明了“钱”的意义。陈明远援引《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名言为佐证：“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参与了北京教育界向北洋政府索取欠薪（简称“索薪”）的坚韧斗争。对此陈明远发出感慨：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的确，较好的经济状况，保障了鲁迅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之所以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与他脱离教育部“公务员”身份，依靠稿酬、版税自食其力不无关系。

　　至于周作人，民众历来耻于其“文化汉奸”之卑劣，可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到最后，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但评述其前半生，究竟是何等致命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使得周作人泯昧良知就任伪职“督办”、甘愿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呢？陈明远亦用一“钱”字作结：“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在这里，所有的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总之，依托经济视角，《何以为生》刻画出文化名人“百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文化名人的精神质量报告。比如蔡元培自1907到1915年间，先后旅欧留学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又如胡适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400美金，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还款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等等。我们能从文化名人的经济来源、用途了解其人生原貌，从一个侧面窥见他们生活与精神或和谐对接或灵肉割裂的事实。毫无疑问，对于历史、今天、将来，即使跳出文化圈，陈明远的“算账”工作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一泓秋水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文化人也是人，也要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如果在现代社会，孔子也大抵不会倡导弟子们“一箪食，一瓢饮”。不管从哪方面看，贫穷都是一种罪恶。在我看来，托斯陀耶夫斯基所谓“穷人的美德”极其可疑。反倒是中国的俗语“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更为可靠。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且走投无路时，他更可能违背道德和伦理的界线，而做出一些他自己也认为错误的事情来。道德上的圣人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刻意掩饰和夸大其词，而儒家文化所提出的过高的道德要求所造就的伪君子和小人，显然比真君子和大丈夫要多出很多。

　　因此，陈明远给文化人算账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此前，他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已经获得好评。这本《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同样是谈文化名人的收入和支出。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文化人尽管也有拮据的时候，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其职务收入和稿费足以使自己和家人维持在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比拟。虽然陈明远没有就此进行对比和分析，但我以为，个中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他们所获得的稿费、版税收入远远高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胡适对待钱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虽然每月收入丰厚，但胡适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而帮助汪静之、林语堂却不遗余力。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胡适公私分明，廉洁奉公。

　　就实际情况来看，文化人的收入在大多数时候远远高于一般的工薪族，更不必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了。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刚出现一批数量不多的倒爷、个体户，农村出现了所谓“万元户”，知识分子就坐不住了，抱怨“搞五线谱的不如卖豆芽菜的”。其实就那时的情形说，真正算得上富裕的个体户和农民只是极少数。时至今日，大部分农民仍然是相对贫困的群体。而知识分子已明显处于社会上层。

　　北大副教授阿忆曾在网上将自己在北大的所得收入一一列出，每月共计4786元。扣除各种支出之后，最后竟然是负数。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阿忆养车每月就要支出一千多元，此外，他的儿子在上高中，女儿上幼儿园，多养一个孩子，费用支出显然也会增加。换言之，阿忆维持着较高的生活质量，他的入不敷出，显然不完全是收入低所造成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穷与富以什么为参照标准，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和陈天桥、黄光裕相比，他们永远是穷人。

文：陈远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民国文人经济账　　
　　
　　现代人说起知识分子，常常用到一个词就是“清高”。不知道其他朝代的情况如何，反正就我比较熟悉的民国史来看，过去的知识分子是一点也不清高的。比如说鲁迅就曾经因为稿费拖欠与北新书局的大老板李小峰对簿公堂。李小峰毕竟是商人，所以才会因为“阿堵物”与鲁迅大伤和气。换个角色，也许就是美谈。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张元济在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严复答张院长之邀稿，就提出待遇不优则无法专心翻译。”恃才傲物的严又陵还说，“如果每月能给四百大洋”则就可以“抛弃其他，专事翻译”。好在张元济是明白人，对这些要求一概答应。1921年4月8日，八大高校的教授因为政府欠薪，通电全国集体辞职表示抗议，这一事件在当时颇为轰动，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对于此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懒得翻书，只好略述大概，胡适的看法是，教授们不识大体，只顾关心个人利益。事例先放在这里，随后再说。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看了陈明远先生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一书，这本书跟他过去的《文化人与钱》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两本书一脉相承，谈的都是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从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谈下去，可以谈出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本文想抛开这本书的内容，粗疏地谈三个问题，一个是文章开头说到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再一个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清贫”，最后来说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从文章开头举的例子来看，民国的知识分子不清高，鲁迅如此，严复如此，张元济也如此。胡适的表现，可以说是“清高”，不过，对于我一向喜欢的胡适，关于欠薪事件的看法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1917年，26岁的胡适学成回国，进入北大，当时的月薪是260元大洋，而其每个月的花费只有40元左右，按这个比例，读者可以把自己的工资与胡适进行比较一下，260元大洋的概念也就明了。而对于一般的教授，则没有这么高的月薪，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胡适的经济压力并不大，对于家庭的义务也无非是赡养寡居多年的老母，不似其他教授，多为拖家带口。另外一点则是，在胡适的长远打算里，他显然没有想过长期做一个教授，其眼光自然也就与一般教授不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清高”里面，既包含了自己的打算，同时还需要资本。

　　下面再来说“清贫”，限于篇幅，在这里不打算多说，翻翻陈明远先生的书就可以知道，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清贫，比如说胡适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是300块大洋，而当时一些保持了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林纾、严复，当时的稿酬也相当的高，能够保证他们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就是拿战乱频仍的西南联大时期来说，教授们的生活仍然要比一般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好一些。如果一定要说“清贫”，那就只好选择权势者或者财阀作为对比的目标。尖刻一点说，知识分子表面的“清高”和“清贫”，其实都显示了内在的对于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的企求，“书中自有千斤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说得多明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何止没有什么不好，简直是正当得无法再正当。不过，直截了当的表达不好吗？干嘛要遮遮掩掩，假借“清贫”和“清高”的外衣？

　　接下来再说“独立性”。我有个比较悲观的论调，那就是知识分子从古至今，一直都缺少独立性。但恰恰在最缺少独立性的这个群体里，对于独立性的呼吁声音是最高的。从古到今，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一切问题往政治上靠。结果是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敢通过正当的渠道去争取，把一切归咎在政治上。一方面以“清高”立世，一方面用“清贫”哭穷。而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想做到独立，就首先要摆脱这种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因为在这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支使之下，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一切——无论是赞同或者反对的声音——都不过是政治的合谋。而摆脱的前提，就是先从“清贫”里脱离出来，从“清高”里脱离出来。

　　一百多年前，龚自珍有感于知识分子面对客观存在的政治高压表现出来的犬儒，写下了“读书只为稻粮谋”的诗句，其实，在全球化多元格局正在形成的今天，“读书只为稻粮谋”，倒不乏是知识分子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