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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曾于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高票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是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学家。然而，吴敬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境界、品格、学识、良知和勇气源自何处？
    在本书中，吴敬琏长女吴晓莲从“家人”的角度，用真实坦诚、简洁生动的笔触，采用相同年龄、不同时代对比的独特手法和几十幅珍贵老照片，讲述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从出生、成长和成熟，到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而倾注全部精力的经历，并首次向读者揭示了对吴敬琏一生品质和人格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人物——母亲邓季惺，以及她和一份名报的艰辛发展史。
    本书通过吴家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环境、意识和观念下所选择的不同生活道路，再现了他们质朴的生活态度、严谨的学术追求、求真务实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民族精神，展现了一个名门家族鲜为人知的家史和传奇故事，读来亲切自然，引人入胜。

记者：黄长怡 实习生：匡小敏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吴晓莲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长女，不过她对经济学一窍不通，是一位心理学家。吴晓莲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杭州大学心理学系，而后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自1980年代起，她长居美国，一直从事与心理学有关的工作。
　　《我和爸爸吴敬琏》这本书，是吴晓莲写作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育儿书。吴晓莲在书里写她的父亲，也写她自己，用双线并行的方式，将父亲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作对比。在吴晓莲笔下，吴敬琏不只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备受母亲宠爱的独子、和老伴相濡以沫的丈夫、严谨育儿的父亲。吴晓莲还写到了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与继父陈铭德，两人都是著名的报人、《新民报》的创办者。”
　　　　
　　写书的过程就是了解他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呢？

　　吴晓莲：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大概十一二年前吧。后来我爸爸的助手柳红出过一本《吴敬琏传》。其实在《吴敬琏传》还没有动笔之前，我爸爸就想把他手头的工作像写文章、讲演啊稍微推掉一些，系统整理一下他的工作和作品，写一本像传记一样的东西，但不是他自己写的大传。他这个人很严谨，不喜欢别人摘他一两句话，而想系统地看他在改革以来都做了哪些工作。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他的采访，录了好几盘录音带。但是后来我发现，一来我对经济不感兴趣，二来我长期在美国，分不出这个时间。写我爸爸经济学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是最好的人选。

　　后来我看《吴敬琏传》的时候，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在比较我和我父亲的成长经历。我看那本书的时候41岁，而我爸爸41岁开始自学英文，到现在他的英语水平写东西和交流都没问题。我很受鼓舞，觉得在41岁的时候还可以尝试新的领域，比如写作。我一直在比较，我们都是受我爷爷奶奶的影响，家庭环境差不多，为什么就不同呢？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和我这一代(“文革”出生的，改革开始后成年的)是不是有时代的区别？这样有没有代表性？这样一比较之后，我就忽然有一种灵感，想系统地比较一下，是什么促使吴敬琏成为吴敬琏的？又是什么使吴晓莲成为吴晓莲的？大的构思形成了，打算这样写。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之前看过爷爷奶奶的传记和父亲的传记，给你的感触很大，甚至还流过眼泪，这是什么原因呢？

　　吴晓莲：我有很多时间和我爷爷奶奶在一起，又那么亲近。可是书里的故事为什么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那个说的真的是我的爷爷奶奶吗？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有过《新民报》？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爷爷还曾经有过理想，他们年轻过、爱过、热情过、不屈不挠过，为什么在他们有生之年我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真正了解你的家族、你的父亲吗？

　　吴晓莲：这次写书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的过程。写书之前我了解他的，是从“他是我爸爸”这个方面，不是从独立的角度。写过书之后，我可以说，即便他不是我爸爸，我对他也有一定的概念。我以一个独立的人，学习了一遍他成长的过程。他是一个成人，我也是一个成人，我以成熟的眼光来看他。我觉得理解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写这本书本身也是让我更理解他们。但理解不一定是同意。我明白他们的出发点，我能够跟他交换角色：如果我是他，如果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我也会这样想。这可以说是我写这本书的意外收获。
　　
　　父与女是两个不同时代里成长的人

　　南方都市报：在书里，你用了这样的写法，一段写父亲，一段写同样年龄段的自己。你觉得这两个时代成长的人有什么对比性？

　　吴晓莲：我想，两个时代里成长的人应该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说，像我爸爸那一代知识分子，他出生在十分落后的中国，而他的家庭又是民族资产阶级，他的父母是受过五四洗礼的年轻人，非常的超时代，特别是我的奶奶，从这本书里就能看出来。从他生出来，他周围的人都是在讲救国这件事。救国好像是生来就有的责任，只是说有的人是实业救国，有的人是科学救国，还有的用民主、革命的方式。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在救国。对他们那一代人说，救国是推卸不掉的责任，像脱不掉的红舞鞋。

　　而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个时代的小孩特别多，是高产期。有的小孩是直接接触到“文革”，而我可以说是家里把我隔离开了，一方面是保护了我们，一方面大人真的是自顾不暇。所以我就很自由，一种放羊的感觉。现在的小孩上学、弹琴等都有父母陪着，我小时候到河里游泳，没有被淹死真是侥幸。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说到救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家里，大人从不在我们面前谈政治、谈家史。我在学校里受什么样的教育就是什么样，学校里批林批孔，我就批林批孔。我是改革开放后成年的，尤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也算是后现代的，我最希望的是“返璞”。我爸爸绝对是科技发烧友，但我对科技的发展总抱有怀疑。

　　南方都市报：在这本书里，很多人最感兴趣的是吴敬琏的故事。他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报道说，他心脏不是很好。

　　吴晓莲：他和我妈妈现在在上海。他心脏没有什么问题，有一次他讲课晕倒，其实那是因为严重颈椎病。他工作时间非常长，夜以继日，看不出他有周末。

　　南方都市报：他这么拼命干活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莲：我在书里说要找到他的开关，就是想找到之后给关了，让他歇一歇，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理解了他之后，我有改变。我对他的最大希望是什么呢？是希望他幸福。和外孙在一起，也会让他觉得幸福，可是你要他24小时这样，他不幸福。我前面说过，他穿上了红舞鞋，脱不下来，你要硬是从他脚上脱下来，他不幸福啊。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身体也还好，脑子也非常尖锐，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还能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劝他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他脱不下他的红舞鞋？

　　吴晓莲：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的责任感放不下来。他现在年纪大了嘛，稍微能看得开一点。但基本上还是看不开。有时候他也想歇一歇，但那鞋也是跷起来放一放，就又起来了。我在书里和他有一段对话，问他怕不怕死，想不想得开这件事。他说好像还不能很想得开。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怕，他说也不是。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什么事没做完，心有不甘。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就是手里这件事。这事我在书里没有写，后来我向他求证，他就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他一直以这个为己任。
　　
　　关键词除了“人民”，还有“长远”

　　南方都市报：其实一个学者能做的事情可能只是提出建议，那吴老他心里怎么认识自己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吴晓莲：这个他心里非常明确，就是他能提建议。他的建议有的能被采纳，有的不被采纳。但我觉得他不屈不挠。他觉得他能做这些事，就一定要做下去。不管他受到多少次打击，或者在风口浪尖，他觉得只要他知道、他认为这样是更正确的路，他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他的一些建议没被接纳，还是他自己和我说的。我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学者，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些老百姓不清楚，以为他是决策者。但他很明确，就是要把经济理论搞清楚后，给决策者提建议。

　　南方都市报：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很多公众、媒体的抨击，尤其是他对股市的影响，甚至有“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说法。

　　吴晓莲：“一言毁市”我是很后来才听说的。中国股市的情况我一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爸爸。有这么一次两次我劝过他，我劝他不要说那么多，特别是口头的时候，你说十句，可能人家给你摘一两句话。有时候断章取义就造成了误会。他当时说好啊好啊，但我觉得他还是那样，没改，至少从媒体的反映来看是这样，对他言论的报道还是那么多，也有很多争议。

　　南方都市报：今年政协会议上，吴敬琏提出“春运不应该不涨价”、“公众假期应该减少”等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他不止一次说过，提出这些观点的前提是为了人民长远的利益。但恰恰就是广大的人民不理解他，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晓莲：就我个人理解，除了“人民”是关键词，还有“长远”这两个字。从我爸爸来说，他做的事就是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富强起来，就像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一样，他继承了这种责任感。我爸爸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明白有的事情不是一做就能立竿见影，有的立竿见影的现象其实还是表面现象。但长远的东西往往大众看不清楚。

　　南方都市报：网上对吴敬琏的否定声音很多。你的书稿贴到网上两三天时间，就有300多条回复，80％都是否定、攻击、谩骂，你怎么看待？

　　吴晓莲：我觉得这种局面是很正常的。言论自由是有代价的。好话和坏话都要允许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他的想法。至少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但我不能代表我爸爸。
　　
　　他说他改革之前做的事情都不是很成功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你父亲“心怀天下”，关心穷人的利益，这种性格是一直就有的吗？

　　吴晓莲：应该说是吧。像他的前辈，我的爷爷奶奶，他舅舅啊，都是这样的。救国不就是要救整个中华民族嘛，不是说我自己成功、成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他很像我奶奶，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人，都是很严谨、理性、理智，也很有勇气的人。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管吴敬琏叫“吴市场”，他怎么评价自己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贡献？

　　吴晓莲：我直接问过他，“此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这要看阶段，改革之前做的事情都不是很成功。我说“吴市场”算不算？他说这对市场经济改革有一定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评价你父亲的？

　　吴晓莲：我认为我父亲有这么几个大的特点：第一是学而不厌，这是我最欣赏的。如果我不是他的女儿，冷眼看他的话，我也非常敬佩他。他的求知欲很强。他从来都不会说“到了这把年纪还学这个”这样的话。他的求知欲像儿童一般。他吸收知识，一方面是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他的能力和智商。不管在经济学里还是在经济学外，他都永远对新知识保持很高的兴奋度，活到老，学到老。第二是做事认真、严谨、一丝不苟。这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好的方面，但也有我不太认同的地方。比如在育儿方面我父亲很教条化，就有点钻牛角尖。第三是执着。执着与认真有一点不一样。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不放弃是执着。他是个对很多事情都很执着的人，即使和经济学无关的事情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着迷于自己做收音机，执着到连吃饭都不耐烦，要我妈妈塞到他嘴巴里，这是很鲜明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他的知识面和兴趣非常广泛，像音乐、历史、文学、机械等等，他都很感兴趣也很懂行。我觉得，这种知识面的广泛，可能对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也有间接的帮助。

　　南方都市报：最后问一个八卦的问题，有报道说，黄圣依是吴老的亲戚，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晓莲：黄圣依确实是我们家的亲戚。她是我爸爸表妹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姑妈的女儿。我的表姑妈是上海人，我叫她做嬢嬢。我们和嬢嬢很熟，一直保持联系。但黄圣依很小，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她，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

——《我和爸爸吴敬琏》的“双程的探索”

文：虞非子 出处：文汇报 2007年8月
   
    《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用作者吴晓莲的话来说，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一个卓越的人”的探寻。她希望通过对父亲吴敬琏的个人成长史，而不是对经济学家吴敬琏学术理论的了解，在探寻“他为什么是他”的同时“认识我自己”。而正是这种吴晓莲所谓的“双程的探索”，使得该书在当下“我的父亲母亲”类纪实作品中独具一格。
   
    吴晓莲的“双程的探索”决定了本书主体的复线式结构，即在每一个章节中，对应叙述父女俩在某一相同人生阶段的生活。从“爸之初”“我之初”一直到“吴敬琏纵横观”“吴晓莲纵横观”整整十个章节，父女俩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生，走过童年、学生时代，步入社会，走向成熟……显然，作者是希望通过透视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人的各个成长阶段的影响，来探寻“他为什么是他？而我为什么是我？”
   
    于是，历史一幕幕拉开。吴敬琏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火中度过的，能干的母亲邓季惺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很小的时候起，‘救国’便是我所受的理想教育，我周围的人好像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救国派——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而吴晓莲的童年，则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放羊”过来的——“我小的时候，爸爸不跟我交流他的思想，家里所有的大人都不跟我交流他们的思想。他们只是把我当一个小孩来照顾和管教（还时管时不管），他们没有让我分享过他们的理想、抱负、忧虑和困扰。”回首既往，吴晓莲分析说，那是因为吴敬琏“他们身上背负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自身的使命感混合而成的沉重的十字架，于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缄默不言”……
   
    1980年代中期，吴晓莲留学美国攻读心理学，迄今在大洋彼岸已生活了二十余年。为探寻父亲和自己的成长史，作者从十一年前即开始收集资料，并采访了诸多相关人士，但其中最能显现其职业特点的则是她就顾准之死对父亲的“追问”。
   
    顾准是吴敬琏的恩师、挚友。吴敬琏曾四次对女儿谈起顾准。2005年春，吴敬琏第三次谈起顾准，女儿特别让他讲述顾准去世当晚的情景，但当父亲讲到顾准死后，“我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这时顾准的妹妹赶来了”时，“我在心底里对着我不会显露感情的爸爸摇头。他刚刚回忆到怎样目睹好友的离世，又怎样亲自推着他的尸体去太平间，接下来就只会说一些什么什么不相干的事？”2006年秋，当父亲又一次谈到顾准之死，然后又转向“不相干的事”时，吴晓莲打断了他的话，追问道——
   
    “那你把他推到太平间以后，你干什么了呢？”爸说：“我骑车回家。”我问：“你当时什么感觉。”爸说：“我当然难过。”……“难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次我爸爸回答说：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诞辰八十周年时，吴敬琏曾撰文《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并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这位“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但只有在身为心理学工作者的女儿的“追问”下，他才第一次真实地还原出那个“冰冷的世界”和留存在他心中、至今不灭的“一点点温暖的光亮”。
   
    “救国”的理想，顾准从“冰冷的世界”中传递出的“一点点温暖的光亮”，还有母亲邓季惺崇尚“到了迷信的程度”的法治理想等等，深远地影响着吴敬琏。在年逾古稀仍“不思养老”认真撰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一书中，吴敬琏在压轴位置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针对这种情况，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吴敬琏关注的从来不只是“市场”和“经济”，他着眼的是一场注定影响深远的改革。
   
    “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接着吴晓莲的这一提问，父女俩有过这样一段极简单的对话：
   
    爸：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够达观。达观之下，乐观、悲观都随其自然了。
   
    吴晓莲的这一“希望”，当然是出于对父亲的深爱，但细细琢磨这段对话，其中确实也是隐约有“隔”的。其实，在吴晓莲整个的“双程的探索”过程中，这种“隔”时有出现——毕竟，这书是“以修生养性为追求”的她在太平洋彼岸、过着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写就的。
   
    “他为什么是他？而我为什么是我？”隔着太平洋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