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茅海建
《中美关系史一九一一—一九五○》，作为一部完整叙述这一历史的学术著作的到来，似乎太晚。按照历史学的常规，这段历史应当到了“重写”或“三写”、“四写”的时期。但晚到也有晚到的好处。经历了“亲美”或“仇美”之后，作者和读者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和冷静。情绪冲动毕竟不利于求实求真，而求实求真的读者要求又是给作者另一种挑战。
如果说由于作者的自励，使排斥偏见、唯求真实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点的话，那么，最能反映作者识力的，就是把一部中美关系史几乎写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史。
美国人很傲慢，不太把中国放在眼里。长久以来，对华政策上不了总统、国务卿的主菜单。这一方面是在华利益不大，另一方面是美洲主义的影响。真正使美国人注重中国的是日本的扩张，美国感到了威胁——它毕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太平洋上有夏威夷，远东又有菲律宾。
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日本，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后，又有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而“七七事件”使中国陷于灭亡的边缘。中国政府不断地求助于英国、俄国、美国。表面上看，这一手法有如传统的“以夷制夷”，但在操作中，中国政府又像是列强在华利益的保护者：列强们再不干预，你们的在华利益就被日本独吞了。形势的严峻使人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被美国人视为灾祸的珍珠港事件，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的福音。
二十世纪的世界已经变得很小。两国关系受他国影响和制约的份量越来越重。单纯的两国关系史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部分。作者抓住了中、美两国之外的日本，实际上也抓住了开门的钥匙。这是作者的历史“眼”。
我不清楚美国人的全球战略的源起，但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冲突显然使之重新认识了中国。长久以来的中美关系史是美国人用帝国主义的方法对待中国，而共同的敌人又使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同盟。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他们并不喜欢国民政府，在华的美国官员尤其如此。可美国似乎并不考虑朋友本身，而似遵循着“敌人的敌人即朋友”这一古老原则。至此推至七十年代，刚刚去世的尼克松访问中国，考虑的正是对苏战略。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两次“蜜月”，靠的不是本身的“情谊”，而是敌手的推动。
作者是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侵华七十年》的合著者之一。或许这一经历使他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使他叙事时毫不费力，丝丝入扣。在本书中，中美日三角轮番出场，大量的中日、美日关系的论说，读起来有如《三国志》。
本书最为精采的部分，我以为是关于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国的盟国虽然很多，但唯一能给点东西的，也只有美国。受一分施舍就得多一分忍耐，暴戾的蒋介石似乎对美国朋友也特别亲善。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受辱甚久的中国领导人也第一次尝到世界“四强”的滋味，但心中明白这是美国的提携。这种提携及由此产生的依赖，使美国在中国扮演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之后的第三角色。而美国人一出场就常常忘记自己的身分，自以为是第一主角，戏不能不演砸。
作者的材料工夫和分析能力，使这部书的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而是将之细化，总统、国务卿、远东司……层次分明，陈纳德、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颇有个人风采。历史最基本的粒子当为个人的活动，揭示那些最活跃的个人对整个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意义重大。当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笼统的美国而是具体的决策过程时，不是完全脱离具象的抽象理论分析而是决策人的思想痕迹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和可能性赞同作者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对书中两段分别对赫尔利、马歇尔的分析特别欣赏。那些由个人而阐发的对美国外交政策最一般的评论，读起来感受很深。
相对于芮思施、赫尔利等美国人，此书中国方面的个人色彩就要淡得多。即便是袁世凯、蒋介石，给读者的印象仍很笼统，中国政府对美外交决策的具体过程更是迷雾一片。我们能看到结果，但不能知晓其中全部原因。而其他人物，除了陈光甫外，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可能是作者的用力不够，更可能是中国档案资料的分裂(很大部分在台湾)和开放程度。就引用书目来看，中方材料远不如美方材料那般全面和权威性，这对中国学者说来确是一种悲哀。这种档案不充分开放的局势若不改变，今后中国学者写的书将会跟美国学者差不多——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材料。作者在后记中对此有一番感慨，我读之因同感而亦感慨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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