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读后 文：杨雁斌 史乃新 《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本文作者:杨雁斌,男,1954 年生,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100732;史乃新,男, 1959 年生, 北京广播学院社科学院,100022)
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 “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在许多读者的眼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也莫过于全球化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化本身又是最具争议的词汇。毋庸置疑,澄清全球化的概念、挑战以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是《全球大变革》系列丛书的第三部(其他两部分别是《全球大变革: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大变革指南:介入全球化争论》) ,该书也是继《全球大变革》之后较有影响的大部头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编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 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 恰恰也是《全球大变革》一书的作者。两位知名学者指出,全球化已然形成了(有人说是起因于) 一张越来越厚的网,它由各种多边协议、全球和区域机构与体制、跨政府政策网络和峰会所构成。这张仍在演进中的全球治理大网,实际上在调节着和干预着全球事务的方方面面。它远不是一个初生的世界政府,而是一个有限的政府间合作体系。尽管与全球问题的规模相比,全球治理的成就确实还少得可怜,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事实,即国际机构已经成为由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本质所带来的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所收集的这些文章,对这张新出现的全球治理大网作了全面的评估和批判,其中特别关注的是它对全球化所具有的含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著作的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克尔·W. 多伊尔(Michael W.Doyle) 认为,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的这部第一流的著作,探讨了全球治理的意义、范围和起因。全书收集的文章就有关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治理,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的争论提供了指南。全球公共政策协会的著名学者沃尔夫冈·H. 赖尼克(Wolfgang H.Reinicke) 也认为,不管在概念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本书都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有关全球治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它对于一场复杂的争论,作出了及时的、十分有用的贡献。
本书编者、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和南安普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东尼·麦克格鲁则指出,本书对当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形式和政治意义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入门的契机。它收集了许多著名的全球政治理论家和分析家的原创著作,探讨了全球治理概念的现实含义,解释了全球行动在当前是如何得到治理的。除此之外,它还对各种现存的理论作了说明,对许多关键领域的治理的政治学和局限性作了系统分析——这些领域,从人道主义干预一直到全球金融的管制。因此,对于从国家政府到多边全球治理的变迁,本书给出了一个全面的理论与经验评估。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是一部论文集,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全球治理论丛》论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以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治理全球问题》论及与全球治理相关的金融、知识产权和数字通讯等问题;第三部分《全球治理的理论》则阐释了有关全球治理的各种理论和观点。依笔者之见,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
二
在第一部分当中,恩盖尔·伍兹教授撰写了“全球治理与制度角色”一文。恩盖尔·伍兹认为,全球化给决策者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新机遇和巨大的新风险。随着数以万计的美元被用于投资,资本开始流动,商品和劳务在世界经济中纵横驰骋,人口、观念、消费时尚和反全球化活动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往来于国境。这些强有力的原因促使决策者就如何应对全球化及其影响感到忧心忡忡。
何谓全球化? 它是国际化、政治经济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统一。随着各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国际机构之间为了寻求共同目标而结成更多联系,国际化就出现了。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的速度加快,由于经常面临着双边援助国和国际机构的强大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一体化的政策。冷战结束后,政治自由化也紧随着经济自由化开始蔓延,接踵而至的还有对人权的国际关注和人道主义干预。技术和通信革命更是加深了经济与政治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这使得市场实体、公司、难民、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更不用说犯罪团伙——的跨国活动更为便捷。其结果,产生了一个让身处其中的决策者及其支持者对管理对象和管理方式更加不确定的国际体系。
在21 世纪,人们开始反思更加高效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开始反问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去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毫无疑问,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包括丰富多样的实体和程式的混合体。这些实体包括各个强大的国家和实力稍弱的国家、专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以及其他主体。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马蒂亚斯·科尼格-阿尔基布吉在“绘制全球治理”一文中指出,审视全球治理需求方面的最佳出发点仍然是国家。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类型,是以不同政治权威组织模式之间长期竞争的获胜者的面目出现的。国家活动的扩张伴随着对其期望值的增加:当今世界的人们期望国家对其民众的福利承担一系列职责,如果未能如此,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职责中的某些部分是强制的,而不论其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一些条件性因素。
无论对它们寄予何种期待,各国政府时常未能履行这些职责。这种失效可能源于三个一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现外部效应。由于产生于它们权限之外的因素的干扰,政府无法充分履行职责。因为在许多情形下,外部效应是相互作用的(即使不对称) ,所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是很恰当的。第二个原因是资源缺乏。政府失效是因为其物资、组织和资源不足以充分履行某些特定的职责。第三个原因是不情愿(unwillingness) 。政府对为民众和重要部门履行某些具体职责不感兴趣,或无法察觉问题的存在。相互依赖和资源缺乏是能力问题,而不情愿是动力问题。当然,特定场合的国家失效可能源自于各种原因的组合。
毋庸置疑,各种类型的治理安排是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被加以考察的。这种方法有助于阐明当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多样性,但是忽略了它的相互交织模式。实际上,治理安排很少在一个连续体中运作:更多时候它们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的。马蒂亚斯·科尼格-阿尔基布吉在文章中还详尽阐释了以下5 种制度安排,即嵌入性安排、嵌套性安排、集群性安排、重叠性安排和竞争性安排。
马蒂亚斯·科尼格- 阿尔基布吉最后总结说,当代全球治理是以高度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治理安排可能采取公共、私营或混合类型,它们可能包括相当大的职能授权性,也可能反映了不愿创建和授权给独立机构的意愿。它们可能旨在包括更多的处于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者,也可能旨在转让部分优势权力。除此之外,不同治理安排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变化多样的,互动形式的范围也从互利合作变为敌对竞争。全球治理的多样性以及有时相互矛盾的特征,对任何依照理论术语理解其运行和发展的企图提出了挑战。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关注其改进的条件与可能性。有些人注重治理安排的能力,关注何种制度设计更有益于效率。其他一些人则关注全球决策中的参与和责任机制,探究提高全球治理输入与输出两端之间,也就是那些有权参与决策的人与那些受到所采用决策影响的人之间“一致性”的方法。把握现有制度安排多维和相互交织的特征,尤其是私人权威难以捉摸的角色,是迈向能够同时获得这些至关重要的目标的制度构思和建构的重要步骤:增进全球治理绩效并增强其公共责任。
伦敦皇家学院应用卫生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政策项目负责人佩里·希克斯的文章“全球数字通讯和跨国管制前景”在第二章中尤为令人瞩目。佩里·希克斯认为,关于全球数字网络跨国治理的未来前景,我们既可以描绘出一幅悲观的画面,也可以描绘出一幅乐观的画面,其根据是从最近趋势中出现的苗头。这里强调的一个关键趋势是,在跨国管制秩序的制度发展中,水平系统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要。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效果问题。有必要先反思一下以往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历史,以及为什么这些历史相对来说较为短暂。美国的“狂热西部”的无法律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那些生活在那里的、开创和拓展管制区域的人们的商业利益,以及铁路巨头所强加的私人霸权力量和警察与军队所强加的公共霸权力量结合在一起,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有效的管制。与无法无天的19 世纪的西部历史一样,由于相同的原因,因特网时代的历史(即无法无天的历史) 也可能即将结束。
其次,跨国管制效果的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到合理的期望是什么。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或需要得到严格的管制,也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能或需要绝对地执行。将管制归因于风险是不对的,因为总会存在一些搭便车的地方。现实政治往往不允许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达到完全合理的、前后一致的管制。同理,国家之间完全的和谐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一种数量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至少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最后必须问一下,按照标准化的要求,为了确保跨国秩序,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同时达到既有水平过程,又有层次过程的范围? 通过这些过程形成的管制内容是否合理? 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然而,那些反对数字网络管制的泛泛之谈也是我们需要加以反对的。毫无疑问,就如同国家内部一样,跨国的管制也总会出现过度和不足两种情况。在全球政治方面就像在地方政治方面一样,一般而言,设计出使事情大致正确的决策制度,总比设计出要么使事情绝对正确,要么使事情绝对错误的决策制度要好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那些缺少更广泛的责任感的制度恰恰属于后者。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塞尔女士在其“知识产权”一文中指出,在最近的20 年间,全球在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版权、商标、商业秘密) 方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直到最近,国家在国内知识产权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与它们在模仿或者创新上的相对优势相一致——的通过和执行方面享有巨大的行动自由。过去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多边协定(如《巴黎保护工业产权条约》和《伯尔尼版权协定》) 仅仅确定了签约国不得不赞成的最低标准。与之相比,1994 年的《知识产权贸易协定》(TRIPS) 宣告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将知识产权的规则扩展到全球范围。与早期协定不同的是, 《知识产权贸易协定》不仅限定了政府可以推行政策的范围,而且也需要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这些产权。塞尔认为, 《知识产权贸易协定》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制订规则的范例。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在一个多边环境中, 《知识产权贸易协定》代表了知识产权商业化进程中“硬性法律”所能达到的高标准。与此同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对知识产权贸易的抗议浪潮,已经为该行业营造了一个较之以往困难得多的政治环境。
总而言之,后《知识产权贸易协定》时代的画面是混合多变的。《知识产权贸易协定》推动了各个行业进一步适应国外相关协定的政策变化。与此同时, 《知识产权贸易协定》也激励了公民社会运动积极抵制某些行业对知识产权议程不受限制的操纵。至少可以这么说,后知识产权时代的格局已经开拓了新的争议领域,并预示着对许多行业来说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环境。
第三部分主要论及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和观点,是全书的重点章节。美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的论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概念开始盛行的150 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了它的出现,现在人们对这种说法已经耳熟能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推动力和革命性特征,“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马克思还描述了资本主义通过世界范围的原料输入和成品输出对“民族工业”产生的破坏。这种统一的全球性生产体系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使文化本身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很少谈到这些经济与文化变革过程的直接政治含义,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主题的些许论述将使他成为当代争论中的一名“超全球化者”,而后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黯然失色。一般来说,将《共产党宣言》看做是马克思观点的确定性表述是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将它看做是马克思的一系列卓越直觉,随着其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又发展了这些直觉,而在某些情况下他还修改甚至抛弃了它们。然而,就经济全球化及其政治后果而言,马克思后期著作的重点并没有明显偏离《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些著名论断。因此,一方面他继续坚持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研究结果是“将整个贸易世界看成是一个国家”。不管这种假设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必要,它都会成为马克思力图将国家和国际体系现实化的障碍,更不用说考察可能会产生这种体系的全球治理形式了。
本书的编者之一、著名学者戴维·赫尔德在“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一文中详尽阐释了全球化的概念。戴维·赫尔德认为,虽然在使用中缺少明确的定义,但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热门话题”。另外,在政治争论中如此频繁地使用全球化一词很可能使其失去分析的价值。尽管如此,如果这一名词能够拥有适当的定义,它的确吸收了当今世界(能够被进一步有效解释的世界)变化的重要因素。
如果把全球化当做空间现象来理解,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它,它有赖于以“地方”为一极,以“全球”为另一极的谱系。全球化意味着人类组织和活动以空间的形式向跨大陆或区域的活动、交往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如今,全球化至少包含着4 种截然不同的变化:第一,全球化是跨越政治边界和区域与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延伸,但是,如果这些只是偶然的和无意识的,那么,它就意味着另外一种东西——强化;第二,全球化是以日渐发展的网络和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等的流动为其标志的;第三,全球化能够与加速发展的全球交往和影响联系起来,因为世界范围的运输和通信体系的不断发展加快了观念、商品、信息、资金和人口的流动速度;第四,它涉及到对全球交往和联系的不断加深的影响,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其他地区仍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仅仅一个区域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全球效应。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简而言之,全球化可以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的不断扩展、不断加强、不断加速发展以及影响不断加深的过程。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未产生于政治真空之中,政治组织的性质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主权国家正处于大量全方位治理跨国活动(贸易、金融活动、风险治理等等) 和集体政策问题的国际机构与组织的交叉点上。跨国问题的迅速发展使政治疆界内外都产生了多层治理,这就导致了涉及领土的政治决策方面的转变、区域与全球组织和机构的发展,以及区域和全球法律的出现。除此之外,一种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模式也开始盛行起来,这就是移民方式、通信、环境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变化的结果。虽然这些发展仍远不能建立一体化的世界秩序,但它们却有着重大的政治和民主意义。
依笔者之见,上述文字虽然不长,却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概念及其治理最完美的阐述。本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三
通读全书,似乎可以作出以下简短的结论:
首先,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令人信服地向世人表明,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人们完全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对全球化所引发的混乱局面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其原因在于,人们不仅能够构建适宜的制度安排,而且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
其次,纵观全书,作者思路宽泛,文章结构合理。除此之外,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显现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因此,其结论也往往是令人信服的。顺便说一句,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不厌其烦地一一注明。应当说,这种治学精神是令人称道的。
再者,本书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早已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时至今日,人们几乎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因此,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亦即采取有效的治理方式)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第四,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而且几乎触及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全球化及其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这也是该书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本书是一部论文集。较之于专著,论文集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更何况本书的17 名作者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除此之外,本书的编辑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应当指出,个别文章的结构似乎过于松散,即便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的“跳跃”度也显得过大,这似乎是本书的一个缺憾。
即便如此,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一书仍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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