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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亚文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7期

　　《为精英主义辩护》是美国著名报人威廉·亨利写的,正如书名所彰,作者的意图是为精英主义正名,而其背景则是美国社会中的反精英主义潮流。做不做精英、反不反精英,以前我没有多想,不过既然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而且仔细想想,其实这个问题在哪一种社会都有存在,心里面也就止不住嘀咕:为精英主义辩护?!

　　亨利先生当然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重要,因为在他看来这已威胁到美国特性和美国文化,甚至可能会改写美国历史。这无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关切,传统被解构了,以往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土崩瓦解了,那些信守传统、以往日的历史和文化为心灵依归的人,不可避免会产生出失落感,也不可避免要站出来说些过去的东西如何如何美好之类的话儿。

　　还是直接谈谈精英主义吧。什么是“精英主义”?译者在序言中给出了一个通俗的解释:说白了,精英主义就是在各行各业里提倡我们过去常说的“向高标准看齐。”什么才叫“高标准”呢?且看亨利先生的回答:“尊重乃至敬服上级领导;崇尚成就,尤其是经过艰苦奋斗和刻苦攻读取得的成就;崇敬先人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文化遗产;服膺理性思想和科学调查;捍卫客观标准。最重要的是,要乐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下见解:思想有优劣之分,贡献有大小之分,成就有高低之分。”(P3)亨利觉得这些东西代表了“先进文化”,而文化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别的,“我们中间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出色,也就是说,更聪明,更勤奋,更博学,更能干,更难取代。一些观念比其它观念更深刻。一些价值观比其它价值观更有生命力。一些艺术作品比其它艺术作品更具有普遍价值。一些文化比其它文化更完善,因而更值得学习研究,虽然我们不敢明说。”(P14)但是,亨利笔锋一转,所有这些可称得上是“常识”的东西现在都在经受着劫难,“美国社会现在已经丧失了信奉客观标准和世间万物有好坏优劣之分的信心和共识”,“在追求平等主义的过程中,美国的建国先辈们追求的平等理想如今已经严重变形。我们故意对贤哲们充分理解却令我们不快的事实视而不见。”(P13-14)在亨利看来,教育的平等化、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日益兴旺的文化批判热等等,都在一步步消解着美国社会传统的精英价值观,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亨利因此在书中对美国社会流行的工作和受教育机会配额制、反对竞争、多元文化主义、非洲中心论等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完全改写了美国历史,长此以往,美国将真正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为对历史的基本共识不存在了,人们也就不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历史。

　　记得大名鼎鼎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他的那本曾备惹争议的大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表面来看是在谈国际政治问题,其实深层关切乃美国本土政治问题,不过有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一些话语不好在美国国内明说罢了。亨氏所难以启口的乃是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美国人口中白人所占比重的下降,将使美国失去自己的特性,“一个多种族的美国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亨廷顿还是在一篇《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的文章里道出了他的忧虑。其实亨利先生的《为精英主义辩护》,与亨廷顿的关怀乃同出一辙,对他们来说,美国历史及由历史支撑的美国特性的散失,将是一场无法释怀的恶梦。那么,他们眼中的美国特性体现在哪里呢?亨利在上面所谈到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当然是其构成,不过,这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关键的是,这些价值观又是由谁所创造、并一直由谁所承载?亨利先生比起亨廷顿博士,可就快人快语、直接了当多了,蒙着那么多面纱干什么,羞羞答答,反让人误解良苦用心!在他眼里,美国特性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种族上,美国人口长期以来白色人种占据着多数,美国社会,因此一直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二是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从欧洲移居到美洲来的白人,白人文化传统上在美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所有的精英主义价值观,都是白人文化的反映。亨利故而对“由众而一”还是“抑一扬众”的问题耿耿于怀,对白人人口比重下降及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中心地位的可能丧失深怀恐惧,他借小阿瑟·施莱辛格之口说:“美国不再是一个在变动中始终保持自己特性的国家,而是越来越把自己看做是种种旧特征的维护者。美国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由进行自由选择的个人组成的国家,而是越来越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由种族特性近乎不可磨灭的不同种族组成的整体。由众而一(epluribus unnm�犜�是美国人的理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抑一�焨nnm�犙镏冢焢lurimus�犇�?中心能否继续存在?或者是大熔炉要让给巴别塔?”(P57)

　　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亨利先生心中对老式的白人种族和文化优越论仍挥之不去。不过,据他的看法,往日的好时光已经不再,美国文化的所有优越之处都快要“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就如在“由众而一”和“抑一扬众”的问题上,亨利所津道的“大熔炉”文化特色,如今因为其它族裔的拒绝同化和多元主义兴起,正成为过去,而那个时代是有中心的,所有其它种族和文化都自觉不自觉地“熔”进主流的白人文化,而“一个多民族的美国同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会大不相同。”亨利所谈毋庸置疑多是事实,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主体性近些年来在美国已遭到不小冲击,虽然他笔下的精英主义价值观是不是真的在美国社会已退避三舍则还需作商榷。兹举两例:

　　先讲讲“太阳人”和黑色素的故事。美国纽约市立学院黑人学系的主任列奥纳德·杰弗里斯曾提出一个理论,说黑人因为皮肤里含有黑色素,因而智力上优于其他人,而且他们作为“太阳人”待人更热情,更友善。这一“太阳人”和“黑色素”之说一经提出,立即迎来很多人的附和,他们组织各种会议,大力宣扬黑色素的优越性。有人说神经黑色素具有将光和磁场转化为声的能力,它可以成为超导体,可以捕捉捕捉阳光,然后存入“记忆型”里。有人称黑色素颗粒是微型电脑,可以无需大脑进行反应或分析。还有一位叫帕特里西亚·牛顿的精神病学家声称,黑色素是“宇宙中最强的电磁场力之一”,可以使黑人的智力超过任何其他种族,而且黑色素能剌激人跳舞,“人跳舞是因为黑色素的缘故。鼓声一响,人身上的黑色素马上剧增,释放到体内,从而诱发了内啡肽和脑啡肽系统的麻醉效应,给人带来快感。”

　　从遗传学和人种学来说,黑色并不会比其他人种为劣,当然也不会比其它种族为优,但饶有意思的“太阳人”、“黑色素”之说还是提出来了,这应当是源于黑人的自卑心,因为在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话语里,黑色代表着的是低下,所以现在要“拔乱反正”,为“黑”正名。这仅仅是从生理层面进行的,从人类学和文化学上,美国社会近年又兴起一种声音:人类这种物种起源于非洲,人类文明亦起源于非洲。有人给它取了个学术化的称呼,叫做“非洲(种族、文化)中心论”。此论一出,人类历史马上被全面改写了,据“最新的研究”,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其实都是黑人文明,因为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的主体都是黑人。

　　向白人文化要回文化发言权的并不止于黑人社团,印第安人社团也加入了同样的行列。这突出表现在教材改革上。纽约州硬性规定,中小学必须告诉孩子,美国宪法的两大思想源泉之一是北美易洛魁人的组织形式;对于“最早的美国人”,现行的教材则已改为“西伯利亚—美国人”,即美洲印第安人,而昔日所大加宣扬的“天定命运论”已被逐出了历史课本之外。另外,在课堂之外,印第安人也在大力推动改变传统的叙事方式,根据国会法案,美国卡斯特国家战场遗址现已更名为一位印第安英雄——小比格霍恩纪念碑,以示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尊重。

　　美国少数族裔对伸张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不断强调,使其文化认同与主流的白人文化传统越走越远,而近年愈来愈热的文化研究,则不断为这种潮流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且明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当然使亨廷顿、亨利这样的白人精英主义者内心难平,去年,美国左派哲学家罗蒂终于也按捺不住焦虑,大张旗鼓向美国所谓以文化批评为主旨的“文化左派”们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所作的浪漫主义文化批判正在使美国社会失去民族理想,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致命内伤,因此他大声呼吁:知识分子应有民族情怀。呼吁归呼吁,以批判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闻名的哲学大腕詹姆逊等人却并不理他的碴儿,仍在有滋有味地展开着他们的“总体批判”。这就使得传统的白人文化在美国的处境,日益变得微妙,也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文：刘　芳  
出处：博览群书 2001.2

　　译林出版社的朋友新编了一本由美国已故文化评论家、《时代》周刊编辑威廉·亨利撰写的《为精英主义辩护》,说有点意思。我读后第一感觉是痛快淋漓,以往读外国作品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荡然无存。这本写于1994年的书不到二百页,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充分展现了亨利先生爱憎分明、不趋时俗,直陈时弊的坦诚与勇气,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暌违已久的思辨的深刻,行文的犀利及由此带来的阅读上的酣畅淋漓。

　　《为精英主义辩护》是针对美国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论、少数族裔同化、平权措施和公立学校教育等极为敏感的热点问题而写作的,这些问题很多早已超过了理论之争,并对美国的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而现实的影响。我们一向以为讲政治是中国的“国粹”,没想到美国也有众多“政治上正确”的戒律。例如,华盛顿因为是奴隶主出身,以他命名的小学被迫改名、故居不得修缮;童话《小红帽》因为没有展现妇女依靠自身的力量战胜邪恶而被改掉情节;纽约州规定必须告诉孩子美国宪法两大思想源泉之一是土著易洛魁人的组织形式;说到美国内战必须先说黑人部队……这使得美国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战战兢兢,课本商们如履薄冰。再如配额制(即在升学、招聘、提升各方面制定两重标准,优先照顾黑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是平权措施的现实操作)问题、移民政策(欧裔白人四十多年后将成为少数族裔)问题、多元文化论的盛行以及多种语言与英语并存等现象,均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忧思,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将会国将不国。为此《时代》周刊封面曾刊出了一幅棕黄两色的美国国旗,颇具代表意义。

　　顾名思义,本书作者亨利先生是以精英主义的立场来参与这场讨论的。精英主义在太平洋彼岸命运不济,几乎等于贬义词。《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不加思索地骂对手为“精英分子”;美国几个州的教育局想找几个诺贝尔获奖者参编几本中小学物理书,却因担心这样做精英味太浓而最终作罢。那么究竟何为精英主义又为何沦落到如此田地?作者亨利没有直接下定义,译者胡利平倒是正本清源的明确指出,精英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大白话,即我们所熟知的:“向高标准看齐”。它源于欧洲文化,它的原则是首先承认并尊重高标准,承认并尊重那些靠自己才智和奋斗达到这一标准的社会成员。因为是佼佼者,精英分子在人数上注定是少数,然而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常识,然而就因为现代社会是后工业或准后工业社会,物质和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大众成为生活的主角,站到了生活舞台的前排,现代社会的大众色彩便决定了它必然崇尚平等和民主。少数社会精英便成了孤独的群体,精英主义这个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便只好遭受冷遇。

　　其实,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完全没有必要把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对立起来,民主不等于牺牲标准,平等不等于否定差异,如果一定要抹煞人在社会上的差异,做到悉数平等,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教训尤其惨痛,几千年来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历次农民起义高举“均贫富”的大旗,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乌托邦,循环式演进的历史屡次三番走进绝对平等的死胡同。也正因此,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倡导才那么深入人心,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反过来也就是说,只要精英集团能够源源不断吸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鲜血液,不是作为一个狭隘封闭的特权集团,精英主义同民主平等的精神就没有必然的冲突。照亨利先生的话说,一个令人不快但显然的事实是,“一个社会是否生机勃勃不仅在于每个社会成员能否人尽其才,更取决于我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人是否能人尽其才!”

　　美国历任总统近的如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顿,还有刚赢得胜利的小布什等,亨利认为无一不是靠自己的才智和奋斗脱颖而出的精英,区别只在于布什和肯尼迪出身于豪门家族一开始就利用了先天的优势;而尼克松和克林顿出身寒微更多凭借了在美国现实存在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尽管他们唯恐与精英一词有染,在公众面前号称爱吃肉皮爱吹萨克斯以“一般人”样作秀,其实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可以代表普通人说话但他们决不是普通人,美国社会仍然是由精英统治!

　　亨利先生在书中大量列举了降低标准、趋时媚俗之风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在学校、新闻媒体、文化娱乐和政界。然而他也有趣地指出,体育界和科学界平等主义影响最少,这大概是因为在此领域来不得平等和含糊吧。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欠佳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美国教育部对20个工业化国家9—13岁的孩子测验结果表明,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两项排名最后。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出的药方是:对大多数普通学生,重要的是帮助其完成角色的社会化,培养适应不可知未来的能力;对少数才华出众的学生则是“更加重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批学生将决定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仍是世界上头号大国”。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教育上的反差更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育的灵魂是教书育人,而不是让学生的命运屈从于成年人的政治抱负。否则,真正的牺牲品是学生自己的前途,是整个社会的效率。

　　对美国新闻媒体娱乐界随波逐流迎合大众胃口的行为,亨利先生作为圈内人给予了更加强烈的抨击。他把美国今天媒体上严肃新闻含量大为下降,而关于社会名流、犯罪、娱乐和丑闻的报道连篇累牍的根本原因,视为是新闻界“一头扎进了平等主义的泥淖”。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的普及和技术的进步,使广大的平民百姓可以为自己虚拟空间,让人们找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方式(最典型的是卡拉OK),这种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又反过来助长了人们平等主义思想,以为人人都没有差别,或者可以做到没有差别。另一方面,新闻媒介根据平等主义对新闻的定义,即公众感兴趣的事,也就是街谈巷议的事,热衷于报道、制作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能听懂和赏析的事,所以“没有人关心五角大楼预算毫无必要地膨胀,而卡车爆炸、体育明星暗算对手却连篇累牍地见之报道。”

　　这股思潮反映在文艺上,便是否认技巧和本领,在时髦和优秀间划等号。人们无需学习或是思考什么是美,而只需寻找自我即可。人们看文艺作品不是为了获得教益而是为了玩赏自己的敏锐。亨利作为一名严肃的资产阶级批评人,毫不含糊地直指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一、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文化商总是迎合最多观众直至把标准降到最低水平;二、当人们觉得出名或获得财富与个人天赋和埋头苦干无关时,人们当然就成了艺术上的懒汉。“人们欢迎娱乐明星,只因为他们带领我们玩,逗我们开心”。

　　虽然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新闻媒介、文化娱乐的任务和职责也各有千秋,但都责无旁贷地承担有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素质的义务。如果我们的新闻和艺术不再具有激励人、鼓舞人、教育人、塑造人的作用,而只是一味的满足人们低层次消遣的愿望,很可能就会像亨利先生所担心的那样:社会失去赞美能力进而缺乏凝聚力,文化艺术节节倒退,甚至还会导致伪科学反理性的东西肆虐横行。一度在中国危害甚重的FLG,就是此言一个极好的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亨利先生作为民主党人从未否认平等和民主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民主既是受压迫民族奋斗的目标,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在民主环境下,经济自由和知识的创造才会有最蓬勃的发展。正如克林顿在1990年作为民主党主席在大会上所宣称的那样:我们认为,美国允诺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亨利先生之所以要为精英主义辩护,是因为他认为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大源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相互竞争的信条之间,失去了张力平衡,他所做的不过是恢复这种平衡。当然书中有些观点如对女性主义的观点失之偏颇,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清醒与理智,对民族、国家未来的道义承担却是相当可贵的。书中还有一些闪光点如他严厉反对彩票的泛滥,认为这种政治家的筹款捷径传递的是“一切成功皆属偶然,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之类投机心理,会使整个社会输掉!

　　最后让我们来领略亨利先生火辣的深刻洞察,哪怕只能是在自己家里为他拍案叫绝:“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把穷人的命运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话,显然是有缺陷的。同样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敦促其成员尽其所能改善自己命运的话,也是有缺陷的。精英主义待人以严,平等主义待人以宽。在两者之间做取舍时,精英主义应当优先受到考虑。理由有二:第一,精英主义有助于社会资源流向最可能促进增长,推动变革,从而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地方;第二,精英主义促使每一个有能力改善自己的人不断进步,更多考虑如何提高自己,而不是老想着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比自己过得好。”易卜生曾在《野鸭》中说过,人靠必要的谎言活着。归根到底,亨利先生通篇所言不过是冷静得不太近人情的大实话,他为精英主义辩护其实不过是为常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