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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全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有些大部头著作，声称要讲“经济发展”，实际上谈的却是经济落后和停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拙著和他们也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发展，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发展有所偏爱。同样，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俾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人均国民总产值，是大家相当熟悉并能接受的。政治秩序，抑或因暴力、政变、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动荡而没有政治秩序，也是有其指数的，且这些指数还相当清晰可睹，甚至可以有量的规定。正如经济学家们可以以学者身份就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政策进行分析和辩论一样，政治学家们也可以以学术的方式对能够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辩论，尽管政治学家们在促成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合法而可取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正如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少，这是我在本书中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于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本书的写作经费部分来自中心本身，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研究国际问题的资助，部分来自卡内基文明基金会对中心从事“政治制度化和社会变革”研究项目的资助。耶鲁大学国际天系研究学会和罗伯特·达尔教授曾于1966年邀请本人去该校亨利·史汀生讲座发表系列讲演，这就推动我全面发挥自己的论点，从而形成本书的主旨。拙著第一、二、三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国际政治》和《代达罗斯》上登载过，此次承蒙这两家杂志出版人惠允，重新收入本书。克利斯托弗·米切尔、琼·纳尔逊、埃里克·诺德林格和斯蒂文·里维金或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可贵的意见。过去四年中，我有幸参加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两校教授举办的政治发展专题长谈会，与会同仁的远见卓识使我在思考政治秩序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不少学生曾帮我荟集和分析有关现代化中国家的材料。他们当中，直接对本书写作做出重大贡献的有理查德·阿尔珀特、玛加丽特·巴茨、理查德·伯茨、罗伯特·布鲁斯、艾伦·E·古德曼、罗伯特·哈特、克里斯托费·米切尔和威廉·施奈德。最后，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雪莉·约翰尼森·莱文不仅充当了能干的助研、编辑、打字员和校稿员，最重要的，她还是个总管，将所有参与这些辅助工作的人拧成了一股绳。对上述各单位和个人给予我的支持、指点和帮助，我谨借此深致谢忱。不言而喻，对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自应归咎作者本人。

塞缪尔·P·亨廷顿
1969年4月识于麻萨诸塞州剑桥

---评亨廷顿的三部著作 文：梁玉国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近年来，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叁部着作，每一部都引起学术界的震动。这叁部着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叁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叁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十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最重要的着作，却是他最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间中国学术界的反响与亨廷顿自身学术取向的变化都是耐人寻味的。

    亨廷顿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他的成名巨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反对认为在第叁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叁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的观点，他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故而，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法，是他否认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一直坚持以所谓「自由世界」和「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民主或集权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有效能，要能够正常地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秩序。所以，他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家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类比，并不认为其区别是所谓的民主或独裁，而只是强调其国家机器的效能。这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无异于是晴天的一声霹雳，使整个世界的政界和学术界都为之震惊。亨廷顿这部着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显示他对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变化有着实事求是的深刻见解。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年代里，能具有这种敏锐眼光和胆识的学者是不多的，这也正是他后来能获得世界级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理论核心是政治稳定，而西方世界一贯标榜的民主理念却放到了十分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但在他的第二本具有广泛影响的《第叁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则重新将民主化作为了中心的议题。亨廷顿以民主化这个概念来架构二十世纪的历史，从而将历史分成叁次民主化的浪潮。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以葡萄牙民主化为标志的第叁次浪潮，迄今正是方兴未艾。《第叁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精微地分析了两种不同概念的民主，并详细地探讨了民主化的内容、原因、过程、特征等，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将民主化这一概念作了详细的梳理。而其中关于民主与经济。民主与文化等等地分析尤为精深。然而，这本书如果只是一本探讨民主的学术着作，其影响决不会有如此之大，因为西方在民主理论方面有重要建树的学者实在是太多了。他的这一本书之所以具有重要影响，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因为结合当时的形势，前苏联的解体使得冷战最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获得了胜利，于是，曾经被亨廷顿遗忘在一旁的民主，此时却是作为西方胜利的旗帜而再次被高高举了起来。而在此时再细细地品味《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能让人品尝出一种过去未曾体会的滋味。当美苏在六十年代激烈竞争时，美国为了战胜对手，与当时世界上许多臭名昭着的独裁政权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当时一些争取进步的民主势力，由于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胃口，则被美国势力颠覆或遏制。因此，如果当时亨廷顿不是强调政权的有效性，而是强调什么自由民主的话，可能使美国自己的形象也会变得不那么光彩吧。由此，亨廷顿的前一本书，也就不那么「纯学术」了。而将两本书联系起来，这位大师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身份，具有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政治出谋划策的特征，也就一目了然了。

    而亨廷顿最引起争议的着作无疑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自一九九叁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来，这一观点便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很大反响。而一九九六年亨廷顿又将上文的思想成书出版，更是争议纷纷。如果不带偏见的话，这本书的确有许多独到之处。

    这部书的独到之处是因为人们必须将它与亨廷顿的前两本书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阅读，才可能真正意会到那种「尽在不言中」的味道。如果单独就亨廷顿的一部着作而言，都可以说理论严谨，结构完整，论证有力，但是，如果将亨廷顿的叁部着作作一理论逻辑上的考察，就会发现亨廷顿的着作有一种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的基调可以说是排斥民主的，他认为民主并不能一定发展经济，而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却肯定不能发展经济，而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却不一定通过民主的途径获得。由此，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个人独裁、传统政治等有什么罪恶，只要它们能够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就是值得称道的政府。但是在《第叁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却完全否定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理论基调，重新祭起民主的法宝，极力鼓吹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先导，认为第叁世界只有遵循民主化的道路，才能最终为主流社会（西方社第叁世界只有遵循民主化的道路，才能最终为主流社会（西方社会）所接收。并苦心构建了民主化的一系列阶段理论前提。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则给人被愚弄的感觉，就是说，当第叁世界循着民主化的理论前进，希望能融入主流社会时，亨廷顿却告诉你，世界上不存在着一个普世的文明，即使你发展得和西方一样，也不可能融人西方社会中去，相反，发展起来的非西方文明却因为其强大而日益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

    亨廷顿的叁部着作，从理论的逻辑构建梳理而言是后一部总是对前一部的否定。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也可以说，是美国学术日益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必然产物。长期以来，美国国内的各种机构和政府的资助，基本上集中在美国的政治和决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上，非主流的研究很少得到真正的支持。而亨廷顿作为这一主流中崛起的代表人物，身上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着这种政治文化的深深的烙印。

    这一点，从亨廷顿叁部着作出版时的国际背景集中地反映了出来。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于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国际环境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在战后恢复并重建国际民主秩序，却由于冷战而发生了改变，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倾向于遏制共产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就与美国一贯坚持的民主理想发生了冲突。由于在冷战中为了遏制苏联而支持臭名昭着的反民主的独裁者，如蒋介石政权、南越政权等独裁政权，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十分尴尬。亨廷顿的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解决了一大难题。换言之，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效能，就是好的政府，原来美国的一些价值判断在这种理论下即己失去作用。因此，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这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这种赤裸裸的马基雅维里逻辑，被亨廷顿巧妙地转载到了国际政治的领域，的确使美国的决策人物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一致还有些偶然的话，那么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倾向在《第叁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则表露无遗。《第叁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出版于一九九一年，在理论逻辑上完全推翻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理论基调，这就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国际环境正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时候，亨廷顿作为美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自然要在西方阵营获胜后，为这一新的国际环境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作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重新挥舞其民主的大棒，作为其干涉潜在对手的工具。亨廷顿一反过去宣扬重视第叁世界实际状况的做法，而高唱民主战歌，甚至以民主化这一概念进行历史分期。于是，民主在失宠二十多年后，重新得到了亨廷顿的青睐。

    如果真正地坚持民主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亨廷顿倒也不失其可爱之处。毕竟民主不是世界上哪一家的专利，第叁世界国家当然也应该具有享受民主的权利和愿望。问题是亨廷顿再次以震动世界的惊人之作，又一次否认了自己刚刚鼓吹不久的原则。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民主已经不再具有重要的位置，而文明成为了新的学术中心。世界上当然只有一个西方文明，即使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得和西方一样强大，仍然是「异」，仍然不会被西方所接纳。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在本质上讲是冲突的。这种文明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人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无法愈合的。于是，第叁世界的人们，或是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从此不应该再幻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平等地被西方的优越人种对待了。他们的理论中心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但变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却是不会变的，即必须对西方有利。

    最终，在这种学术的圈子里转了一圈后，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这是否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无论在学术的世界还是在现实的世界，谁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是一个永远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的权利。

文：岳峰

此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亨廷顿。
此书是亨廷顿的政治学专著，在西方很有影响力。此人曾是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热津斯基的访华团的成员。解释卡特政府基本对苏战略。
亨廷顿理论的核心，即强大政府论、政治秩序论。认为从政治学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
其二、亨氏认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他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速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调。
亨廷顿的理论是为美国和欧洲富国制定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政策效劳的。其基本论点强大政府论，基本上说到了点子上。这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衡量利弊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基础。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政体的民族国家，如果是一个有效率的较强大的政府，美国政府就将采取慎重的政策与其打交道，以期达到利用和控制的目的。
亨廷顿认为新兴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社会的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不高。其论点显然荒谬的，是在掩饰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活动。古老的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没有致富和发展的欲望，问题是在西方观念的渗透和刺激下，才被迫改变传统统治方式，以求致富和发展。而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激进派往往完全不顾民族大义，丢掉了本民族最宝贵的淳朴的民族精神，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奴仆。把自己的一切幻想寄托在西方民族身上，使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民族精神丧失怡尽，民族精神殖民化，文化艺术殖民化……
其实，亨廷顿说错了，正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加上西方的渗透，才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衰朽。试问，如果新兴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是经济上富裕和发达的，动荡和政治衰朽又从何而来？事实证明，在没有西方国家侵略和观念渗透的一些较封闭的君主制王国，如本世纪初的阿富汗、摩洛哥、尼泊尔等王国，就不存在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的现象，反而君主国王在政治上都相当开明，支持政治改革，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还政于民，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是良好的。中国清代若不是英国人挑起鸦片战争，朝廷耗尽了国库，中国的清代政治也还是稳定的。是西方的侵略和观念的渗透，才使大清朝动乱和不稳定，最终垮台。
破坏当代君主王国政治稳定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观念渗透。其实君主政体或君主立宪，用不用这种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廉洁和有效率。事实上，在现代日本和英国等君主制国家，君主是统而不治，只是一个民族象征。而且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民族象征，这些国家的民族凝聚力非同小可，胜过许多非君主制国家。
采取一党制、多党制还是君主制这只能由本国人民来选择。首要的前提必须开放党禁，让人民有热情广泛地参与政事。在党派的和平竞争中，由人民全民投票选择。
笔者看到一个资料，1960年，马来亚民族传统领袖曾经把全国各个不同种族集团编织在一个单一的政党构架之内，在这个统一的框架内，各派互相竞争。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我觉得我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尝试和借鉴这种方式。所有党派统一在民族传统的佛、儒、道、伊斯兰宗教旗帜之下。然后各党派去自由竞争，和平竞争执政地位。

亨廷顿还提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够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而要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复杂，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悬殊的国家来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各阶层都必然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集团，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和各个民族，要统一融合同化他们各自的利益谈何容易？唯一能够将所有政党捏合在一起的是民族传统和宗教、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所以，我提出关于创建华夏佛盘（盘古）国家统一党，和创建华夏佛儒道伊（宗教）联邦共和国（或王国）的构想，应该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好选择。在此旗帜下，各党派平等自由和平地竞争国家领导人席位。此体制可以永传万古千秋，永远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芒！

2000年7月7日

－－略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党国印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这部著作出版已经跨越30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某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不少观点在时间老人面前显示出破绽。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

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的上述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至少有提出问题的好处。但是，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以后，一系列的实际变化没有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在本书的写作时曾把埃塞俄比亚归于政体稳定的一类，但埃塞俄比亚在前几年曾陷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之中，至今仍不平静。他还认为原苏联社会应该是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判断埃及、阿根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但事实上却比较稳定。一个理论如此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实际，甚至连短时期的预测也不可能，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

亨廷顿相关模型失败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使用了“政治参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什么叫政治参与？亨廷顿没有作认真交代。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了分析政治参与，他事实上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可能是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亨廷顿不大重视前辈政治学家的某些“老生常谈”，而这些老生常谈恰恰被证明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大卫·休谟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国会的独立性》的最后几行写道：“政论家们已经把这确立为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决定宪法的一些控制和平衡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一个恶棍，并且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除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利用这个利益，我们能够统治他，并且利用这个统治，不管他的无穷的贪婪和野心如何，使他能和公共利益合作”。美国早期政治家汉密尔顿也指出：“每个政府的最安全的靠山就是人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个原则，公平地说，所有政治思想都必须建立在它上面”。实际上，与汉密尔顿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人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会具有稳定的、没有动乱的特征。

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对早期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凯恩斯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宣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在一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凯恩斯的这番话给我们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设计或运行一种政治制度，不可以使政治活动领域成为一种唯一最吸引社会人力资源的领域，换句话说，不可以使政治控制成为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力量，而必须在社会领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通过竞争展示人的能力差异的机会。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安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