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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之
出处：读书 1995年第7期

    一九九○年湖南本《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以前，日本有了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在其第一卷及补卷中收集了毛泽东的早期著作。湖南本出版以后两年，美国出了施拉姆主编的英文本毛泽东革命时期著作集(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毛通往权力的道路》的第一卷：一九一二——一九二○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著作。
    三种版本摆在读者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问题。
    从收集材料的完备和准确方面来看，湖南本较之于竹内本要前进得多了，这是理当如此的。
    这里既包括国内各有关单位长期的材料搜集工作的成果，又包括编辑组严谨的材料鉴别工作的成果。多方搜集到的材料，究竟是否都能确认为毛泽东的文稿，要经过细致的研究和考证。鉴别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没有多大根据可以判断为毛的作品的，就不随意收入。另一类是完全能够确认的。还有一类是大致能够确认的。湖南本将后面这两类文稿全都收入，而又将它们区分为正副两编。编者的“出版说明”交代得很清楚：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章，以及虽未署名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文稿，都编入正编；同别人联合署名的文稿，别人记录的谈话，以及虽可推断但不能完全认定是毛泽东撰写的文稿，则编入副编。这是合理的划分。因为，联合署名的，大多是一些公呈、启事、请愿书、快邮代电之类。虽有毛泽东列名其间，但可能为毛所撰写，也可能是别人撰写。既已列名，便应收入，又不能断定必为毛所撰写，故入副编。别人记录的谈话，如杨昌济、张昆弟、张文亮日记中所记的毛同他们谈话的内容，虽很简略，却颇珍贵。以他们同毛的关系而言，所记当属可信，但终非毛本人手笔，故入副编。正副编的设立，只是对文献可靠性程度的划分，而不是编者对文献内容在评价上的划分。收入正编的一百三十二篇，收入副编的十九篇，总共一百五十一篇。
    拿这一百五十一篇同竹内本毛泽东集及补卷所收同一时间段的文稿相比较，湖南本收入而为竹内本所无的，共有三十多篇；竹内本收入而湖南本不收的，计十余篇。
    这十余篇不收的，是文化书社的几则简单启事、署团体名而无个人名字的几篇公告、平民通讯社的几则没有署名的通讯稿、有关报刊上几篇没有署名的短评。其中大部分，竹内本中本来已经在标题下加了☆号，申明把它们作为毛的作品收入，只是根据编者的推测。
    增加的三十多篇，都属于过去没有广泛流传的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从未刊行过的一批书信和笔记的手稿，可以说是首次公布的文献。这在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提供上，是很受研究者欢迎之举。
    施拉姆本利用了湖南本的全部成果，编者在前言中作了说明，所以比原来的竹内本完备多了。竹内本收的是汉文原文的文稿，施拉姆本收的是英文译文，为不懂汉文的西方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施拉姆本预计收全他们能够收集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的所有著作，这是一项多卷的巨大工程。期待着它后续各卷出版的，怕不止是西方的研究者吧。
    施拉姆本特别强调自己这个本子的“全”，申明比湖南本更“全”。他们认为湖南本“基本上”是全的，所以他们用湖南本作为底本。但又从其他来源，增收十六篇文稿，所以声称比湖南本更“全”。
    这其他来源，就是两个，一个是竹内本收了而湖南本不收的十二篇文稿，一个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的《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中的四副对联。
    为什么湖南本不收竹内本中的一些文稿？湖南本的编后记其实已经作了说明：“另外有一些文章，尽管国内外有人推测是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收入了他们编的毛泽东文集，但经我们认真考证，认为没有确凿根据，本书未予收录。”施拉姆本认为，这是因为湖南本是“官方”版本，所以要以“确凿根据”为原则，即使毛很可能是作者，还不能构成收录的足够理由。而施拉姆本则是另一种收录原则，他们补收了湖南本弃收的一些篇目，理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毛确实没有写这些文稿，而且有若干篇的确非常像是毛写的。”
    这是有所不同的收录原则。湖南本的原则，是严谨，严谨似乎应该是学术编辑工作的普遍原则，倒不在于是不是“官方”。施拉姆本的原则，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把一些虽然不能断定但也有一定可能是毛泽东的文稿收进来，为读者提供研究和查阅的便利。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办法，把这两个原则的优点都采纳进来？湖南本分正副编，可以看出，本来就有把这两种优点都采纳进来的思路，只是现在的副编还不能包容施拉姆本补收的这些部分。当然不必为此而来个“又副编”，但是可不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注释，把这些材料收容到注释之中？湖南本原来就用过在注释中收录某些材料的办法。比如，《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二十五则短篇杂评，二十二篇署名“泽东”，当然收录，另两篇署名“子璋”，实有其人(萧三)，当然不收，在毛署名的二十二篇间夹了一篇，没有署名，很可能是毛写的。编者“为慎重起见”，未予收入，但又抄录在注释中，“以供研究”。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扩大使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把施拉姆本中增收的那些有一定可能是毛所写的文稿也收到注释中来。笔者认为，虽是“官方”，也是可以采用这种办法的。
    说到湖南文艺版《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中的一些对联，施拉姆本说，湖南本不收，是因为它们是一些老人几十年后的回忆，没有文字根据可为确证。而施拉姆本决定把它们收入，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无法确证，但两行对联是不难长久牢记的，收录这些对联有助于提供关于毛早年的完整图像。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笔者看来，一些据说是毛早年所写的对联，同一些据说是毛早年所写的诗词一样，主要问题在于搜集者没有提供关于搜集情况的详细材料，以便人们研究、判断，甚至完全没头没脑，不知是从何而来。这本《辑注》就有这个毛病。不久前许多小报刊登过一副据说是毛泽东跟周恩来对的对联，显然全不可信。毛泽东早年诗词的收集中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人根据确凿地加以揭明，笔者在“大书小识”的前文中已经介绍过了，对联的收集当然也要注意严谨。有一些对联，经过研究、考订，可靠性较大，即使还不能确认，也不妨用收入注释的方法加以处理。近读《毛泽东年谱》，其中也引用了一副《早期文稿》未收的对联，说明以有所区别的谨慎方式(在注释中引用并说明)收入一些比较可靠而又难以确证的材料，的确是“有助于提供关于毛早年的完整图象”的。
    这些主张，不知道《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者们以为然否。
    至于一九九○年内部发行本中，在字迹辨识、排印校对方面，还有少量错误〔注〕，在拟题、作注方面，还有个别不当不确之处，已经为编者自己发觉，或者为国内外专家(包括施拉姆教授)指出。现在公开出版，当有机会加以改正，使这个版本更臻完善。
    　
    〔注〕毛泽东一九一五年悼友人的一副挽联，其下联在一九九○年湖南本中作：“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这里“役”为“殁”(或“没”)之误。“役”字在此处很费解。“殁”字与整个这一联中的“生死”、“百年”、？君去”完全切合。湖南文艺版的《对联辑注》已改正为“殁”(《毛泽东年谱》中则改为“没”)。施拉姆本没有注意到这一改动，仍按《毛泽东早期文稿》，把“百年会有役”译为“本世纪将会有一场战争”。这是受了湖南本的不完善之累。

文：郁之
出处：读书 1995年第6期

    何谓“早期”？毛泽东的文稿，在哪个时间以前的，叫做“早期”文稿？
    早期的概念，一方面很明确，早期总是一个人还年轻的时候嘛，另一方面又不很明确，主要是下限定在何时，根据什么来确定下限。
    早期，是相对于成熟期而言的，那么，怎样来确定成熟的标志呢？
    建国以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所选的最早的文章，是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因为延安整风时编辑的党的历史材料《六大以前》中，所收的毛泽东的最早的著作，就是这一篇。《六大以前》所收文献，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以前。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毛泽东最有影响的著作，要数这一篇。
    建国以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开卷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就选了这一篇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两篇。建党时期的著作，没有选入选集。一九五一年再版《六大以前》，依据《毛泽东选集》，增补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补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版时，未能收集到此文的全文)。建党时期毛泽东的著作，没有往里增补。
    由此产生一种看法：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的比较成熟的、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以前的著作，算作“早期”著作。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种看法：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标志，在这以前的著作，为早期著作。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从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编辑的，他们在这以前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恩格斯批评谢林的哲学小册子，就是作为“早期著作”而另行出版的。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呢？
    毛泽东在陕北，应斯诺之请作数日之长谈，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自从一九二0年夏天到北京，确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立场。这是毛泽东的自述。反映他这一选择的当时的文献，有两篇，都是由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引起的。一九二0年七月，新民学会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们在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蔡和森等会员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蔡和森、萧子升等把这些情况和各自主张的理由，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一九二0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致蔡、萧和在法诸会友的信中，表示不同意萧等的后一种主张，而对于蔡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几次发言，明确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封信和这个发言，应该视为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标志。
    一九八三年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就是以给蔡和森的这封信为开卷篇的。一九八六年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时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就是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为开卷篇的。显然都是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选起的指导思想的体现。
    这样，《毛泽东早期著作集》编到一九二0年十二月给蔡和森的信之前，那以后的著作另编为《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这样的思路，自然就会提出来并得到确认。一九八八年宣布要出版这样两部书，显然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这以后的著作的每一个观点，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呢？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给蔡和森的那封信，明确表示了赞同马克思主义，但在论证赞同的理由时，所作的有一些论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能认为是完全成熟的。毛泽东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社会政治评论，也不能认为篇篇都是、每一个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被认为是成熟的、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自己在七大时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其中有一个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总之，句句是真理，句句合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事是没有的。无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期，还是在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是如此。

文：郁之
出处：读书 1995年第5期

    《毛泽东早期文稿》，听说终于要由湖南出版社公开出版了。
    说“终于”，是因为，为公开出版这样的集子，过去作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
    有多长时间呢？
    最早要追溯到全国解放初期。在那以前，还没有条件，也还没有社会的兴趣，促使人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作为人民革命胜利的领袖，他的思想，他的业绩，他的生平，引起了人们很高的兴趣。
    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是毛泽东早年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毛泽东的亲朋们在劫难中抢救下来的他存放在家乡的早年的物件，包括他早年读书的一些笔记，以及他给家人的一些信件，现在重见天日了。二十年代发表过毛泽东不少评论文章的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合订本，由当年办这份报纸的老报人张平予先生贡献出来，交给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了。曾在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一直以师礼待之的黎锦熙先生，藏有早年毛泽东给他的六封信，以及毛泽东编辑的三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中有毛泽东致他人的信件十多封和他编辑通信集时写的一些评语)，还有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信社向报刊寄发的通信稿。这是黎在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害时的险恶形势下特意秘藏在衣柜里的。现在，他在每封信后写了按语和注释，详细说明了这些信件的来历和背景，题作《毛主席六札纪事并注释》，把它交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了。
    还有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杨韶华，曾从毛泽东那里借去毛作了详细批注(共四百多条，一万四千多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多年没有机会归还。全国解放后，杨托他们的同学周敦元把书还给毛泽东，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的文字：
    　
    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
    　
    总之，这时搜集和编印毛泽东早期的文稿，已经有了条件。
    最先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心人，是担任过《新湖南报》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锐。据朱正《当今轶事我书成》一文(《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六期)介绍，李锐在一九五一年初编成《毛泽东旧作辑录》一册。然而，“一番好意，没想到大受批评，印成的五十册也责令悉数上缴”。
    从读书者和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自然是希望这样的书能够公开出版。从管理者和成为常规的管理思路来看问题，这样的书，要经过作者本人，经过党的有关领导机关，审核同意，方能出版，否则，不能出版，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旧作辑录》虽然未能出版，李锐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九五三年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这个连载，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轰动效应”的，起码在青年读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可以作证的。通过这个连载和后来增订出版的单行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广为人知了。
    这种情况，即人们从李锐的书(当然还有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的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即周敦元的书《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等，知道有怎样一些毛泽东早期著作，知道其中一些大体的内容，但不容易看到原样的、完备的文稿，这样一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其间也有经批准正式出版的个别文章，如《体育之研究》，一九五八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印了单行本，如《民众的大联合》，收入中央党校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但都还是内部发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又是一个对毛泽东形成某种狂热的崇拜的时代。因为混乱，那种常规的管理失控了。于是，红卫兵印行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未刊文稿(确切地说是未刊文稿和建国以后未再正式刊行的文稿，因为有许多文稿建国以前已在报刊和出版物中刊行过)，有叫做《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做《毛泽东文选》的，有叫做《资料汇编》的，笔者见到过的篇幅最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七卷之多。这些本子中，搜集了相当多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笔者就是从这样的本子中读到了毛泽东早期的大多数文稿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见到过通知，说这些出版物是非法的，要通通上缴，不过已经广泛传播开来，要收缴干净，怕是不可能的了。不是听说海外都藏有并翻印了这些《毛泽东思想万岁》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曾有几处准备出版毛泽东早期著作，都因为没有经过确定的管理程序而未果。
    这期间，在国外，日本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了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的《毛泽东集》第一卷，共收一九一七年三月——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三十九篇被推断为毛泽东所写的文稿。同时附页列了三十四篇文章的目录，说这些都是这个时间段的毛泽东文稿，已被发现但没有来得及收入书中。一九八三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一卷，一九八四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二卷，共收未编入《毛泽东集》第一卷的从少年时代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文稿一百四十三篇，比原来那个附页列的又增加了许多。一九八五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九卷，又补充了这个时间段的文稿六十三篇。日本的这个集子，显然受了中国出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出版物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掌握旧中国出版物和国民党档案材料方面的优势。日本的《毛泽东集》，收的不是毛泽东文稿的日译文，而是原文即汉文，在每篇文章的末尾，一一注明了所据的出版物的版本，尽可能用最原始的版本，并尽可能参照几个版本。
    日本竹内本的出版，不能不反过来促进中国尽快出版自己的、权威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集子。外国人能够方便地读到搜集完整、编在一起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国人为什么反而得不到这样的条件呢？在中国，没有经过确定的管理程序，得到批准，不能随意编辑出版这类著作，那么，有这个管理权力和编辑责任的部门，就应该尽快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于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编辑组合作，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于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报端发布了新华社的消息：由这两家合编的《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已近完稿，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年底，预告两书将于一九八九年春天出版的征订通知已经发出。
    然而，情况不久又发生了变化。这两部书并没有如预告的那样公开出版。
    一九九○年，《毛泽东早期著作集》改名为《毛泽东早期文稿》，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书名重拟，含义是更为确切了。出版社更换，不叫换招牌，叫湖南人民出版社撤销，新成立了湖南出版社，那是由于别的原故。至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出版的事，没有再提及。
    又过了五年，听说，《毛泽东早期文稿》获准公开出版发行。
    此之谓“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