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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震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三农”问题无疑是现时中国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这场大讨论中“西学东渐”的理论无论从研究的力度、情感还是形成的种种观点来看似乎都风骚独领。有如此之多忧国忧民的学者关切“现代化弃儿”的未来，我也很为之激动，但激动过后对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冷想提醒我，今天我们的热情是否会重演昨天我们这一群体的前人之悲情？他们当年负笈西洋、躬身东瀛而来的“真经”何以会屡屡冷却那么许多沸腾的心？带着疑问于无言地追寻中，我有幸拜读了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掩卷细思量，似乎有了点儿足以慰藉身心的轻松。
　　“三农”问题之所以魅力长久，就在于这是个“三农”如何参与工业化取向的现代化进程及在其中的角色地位与最终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或曰是农业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变迁之实然和应然的重大问题。近代百年，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工业强国都敲敲打打过农业中国，由此也诱发出传统中国强劲的民族意识与自强念头，农业中国发展的固有规律在尴尬的现实面前调转了前进的船头，中国近代也驶入了一个头悬利剑的现代化赛程。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之现代化的启动生不逢时，正值青春之年的列强不仅早已鲸吞了世界市场，而且正处心积虑地蚕食中国，而整个社会内部这时却危机四伏，内乱频仍，现代化急需之资本的积累既没有海外途径也缺乏稳定的国内环境，真的是“屋漏偏逢风吹雨”。生存在这个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倘若政府不能整合起整个社会的资源或动员起全体民众之力量以消减内外的压力，内外交困必将瓦解政府的统治，别无选择的政府因此也只能凭借政治权威的不断下沉，以汲取摆脱困境的现代化资本，历届政府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具体的手法和具体的时代背景之紧张与否，这就是近代中国现代化之最大的政治国情和历史背景。《岳村政治》条分缕析地给了我们一个有了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如何力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努力图景，同时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国家权威政治在不断地下沉过程中，与乡村权威、乡村传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互动场景。从该书中可知，探索中国类似“三农”的问题现在，必须回过头来看问题的过去。没有把现实问题置于历史的长河里进行分析与综合，任何所谓的“口衔天宪”似的传教都可能会成为一种流毒，不仅会遮避我们正确看问题的理性双眼，还可能误导我们处理问题时的态度和方法。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现时中国，现代化的场景毫无例外地赋予任何社会问题以政治的内涵，毕竟实现国家现代化或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之转型就是清末以降之重大政治、历史使命。因此，《岳村政治》由政治入手，在历史激荡之长河中，从国家主导层面出发，自上而下的分析思路，无疑是切合了问题发展之脉络，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种可资信赖的价值。此书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环环相扣、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自然是少了几分说教，多了一些论理，这可能是此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从道德或是西化学理出发的“三农”诠释固然有赏心悦目、醍醐灌顶之意韵，但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总有那么点儿或多或少的距离，究其根本，还是一个本土问题本土化解决的路径问题。西方先哲的智慧结晶无疑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方面，但也毕竟是西方世界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是否先验地毫无疑义地适用于二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总归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身体立行地告诉了我们，西方的“经”总应有个为我所用的适应过程。在这方面，经济学家“一刀斩断所有老鼠尾巴”的作法多少有点浪漫的自由主义情怀在其中，要知道所有的人并非都有如经济学家一样的情怀和头脑，何况还有这么长的历史传统摆在眼前，这可是任何一个传统国家都绕不开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经验在解释力与指导力总是欠缺点火候，按西方正统开出的“俄罗斯之方”就是一个明证。《岳村政治》不露声色地描述出乡村权威和传统与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张力，曲折地政治发展历程、不同政府的政治命运，也隐约地阐明，告别过去和传统是一个如何如何不易的长期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本书隐而不露的一个结论，其价值之大也就在于能警醒今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所激起的一连串社会政治经济效应远大于其最初之经济效能，在诸多制度效应下走向历史前台的村民自治，无疑是近代以来百年中国政治领域里耳目一新的变革，中国农民终于有机会、有权利、有领域表达自己的话语，即使在传统或过去意识形态影响下其声音和力度不如预料的那么大，但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农民由被动转向主动参与现代化的契机，一个能够改变千百年“身份”的契机，由此切入，不断拓展，中国的农民就有希望，“三农”问题也就有了坚实的解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民自治居功至伟，不容置疑。《岳村政治》在细致入微的历史梳理中找到了村民自治的“自治之源”、“民主之根”，从而在宏大的图景中穿梭回现实的土壤。这种于无声之中的探寻正印证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与深厚的学术功底。  

文：周泉  
出处：人民网·人民书评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成为了世纪之交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均对此话题倾注了热情，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和有效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省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所在地）作为个案，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从历时态的角度详尽地考察了农村政治结构变迁过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的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实现的庭联产承包制的经济改革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岳村政治》的分析是全面而生动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具体的案例论证了，在农村政治结构背后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因为，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掠夺是完成资本原始和官僚机构获利的基本手段。而为了保证这种经济上的夺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控制，而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运转原则，主导政治的是“平等原则”，而主导经济的是“效益原则”，主导文化的是“个性原则”。在进行分阶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将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剖析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深层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隐而不显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进程。正是作者的这种分析，我们才发现目前许多“三农问题”专家的所谓“理论”是那样的片面。
　　毫无疑问，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应该有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是有关正义和公平、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家现化代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尽管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做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仍然还没有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方式实现这种权利。《岳村政治》通过对当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民集体反抗基层党政的群体事件，以及目前农村社会黑恶势力的盛行的描述和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历史总是在前进的。目前村民自治体制也许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作者发现，这种以以个人民主权利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它不同于历史上家族性的乡村自治，虽然它并不一定象有些学者描述得那样完美，还存在一些基础性障碍，但是，正是这种对农民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选举，将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而要推进村民自治，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组织性力量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百年农会发展史的研究发现，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十分正确的选择。
　　综观整本书，作者关注的最终目的，显然是农民这个生产性群体如何与现代化接轨。显然，在这个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显问题。国家的减免税收和补给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如何才能将农民、农村和农业带到现代化的门槛。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一群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拒之门外。这是作者问题的起源，也是问题的终结。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型的国家，这个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历史并不决定于既往，更取决于将来，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将来对现在的关系。至少，我们要建立一条途径，让农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自己说话，在现有的基础上内生出中国独有的现代化之路，这也许是21世纪政治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样的研究结论是作者进行艰辛的田野调查得来的。从这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可以真实地看到，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作者以一种“关注中国劳动群体作为对自己生命的承诺”状况，在自己熟悉的这片湖南的农村作了二年多的田野工作，让自己的感情血脉融入其中又保持着学者的独立立场。“入乎其内，故能观之，出乎其外，故能写之”。随着作者的行程，我们看到了一个身影：敏感、睿智、博大，构筑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心，更重要的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是这种关怀，让我们触摸到了乡村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无比光荣而艰辛的历史，感觉到我们忽略的那些生命，体悟到和我们同在一块大地上的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流连其间，我为作者精彩的分析击节叫好，为作者的研究的艰辛感慨万千，为“农民”光荣而艰辛的里程扼腕叹息。而每每这些都隐藏在作者朴实的文风中。正因为朴实，文章中这样的精彩妙见层出不穷，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而这些，恰恰为我们当代的“学者”所摈弃，他们满足于复制和剪贴，不进入“现场”，走马观花地调查，记录一些花边，最后用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理论来剪裁事实，而在行文中，又故弄玄虚，读如天书。两相比照，霄壤之别，云泥之判。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刻的问题意识、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腹腠的剖析，注定《岳村政治》将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文：项继权

　　20世纪初，当中国革命面临着向何处的选择的时候，人们为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20世纪末，当中国的改革面临向何处去的关口，国人再次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特别是，为什么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政治民主改革首先在“落后的农村”兴起？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起点和历史性的进步，还是理论上的怪胎、政治上的浪漫、实践上的错误和形式上的欺骗？有不少人更是怀疑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常用疑惑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神情质问，“农民的素质很低，他们也能搞民主？”如果说世纪之初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在农民的政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农民自身的革命性和能力的话，世纪末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农民在政治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农民的民主觉悟和实践能力问题上。虽然这场争论并不像农民运动的争论那样充满激烈的党争和火药味，但是，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及其对中国乡村及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并不亚于世纪之初的那场争论。它同样涉及现代化、政治发展和民主以及农民问题的流行理论和“本本”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我国村民自治、乡村民主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实践。尤其是在这两次争论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不同时期的人们以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提出的却是实质上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农民和乡村及其他们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些人的怀疑归根结底都是对农民本身的自觉性、自主性及其实践能力的不信任。　

　　同样地，在村民自治及相关的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争论上，有的人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依据外来的经验或流行的“本本”来辩驳，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则努力用农民和农村的实践来回答，这其中就包括青年学者于建嵘。在这场论争之中，于建嵘不是仅仅基于理论上的解释或所谓的“一般规律”的逻辑推导，而是像毛泽东曾经所做一样，立足于“用事实说活”。他首先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足迹对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县等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并以衡山县及其白果镇和岳村为重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一书，用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回应有关的质疑和争论。不过，如果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要是基于对现实的考察和分析的话，于建嵘的著作则将有关的争论置于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之中来考察。他不仅试图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我国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及其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从中寻找中国革命及乡村改革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合理性，也希望透过对现实的深入的微观调查，对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和村民自治的原因及有关农民的民主能力疑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发现，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其显著的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及政府与农民的依存与博弈中，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正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的社会关系也正“从身份到契约”发展，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和“公民”转变，而乡村社会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正走向现代民主权利文化。由此，作者证实中国乡村民主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的生成和发展逻辑，并明确指出，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整合新时期中国农村利益结构和权威结构为目标、按民主理念设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治理模式。”（第437页）“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制度，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第43页）　

　　在调查中，作者不仅发现了村民自治对乡村民主和国家民主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还发现了民主自治对于乡村及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他用事实表明，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自治不仅是对庞大的乡村最经济的、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也为王权与绅权和族权的结合、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划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并为封建国家的“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传统社会中的自治并不是农民群众的民主自治，而是乡绅自治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治状态常常被国家权力的入侵而打破，或则因绅权过度膨胀而变异，农民在困苦之中常常走上了揭干而起的起义的道路，社会也因此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权力的过度入侵和乡绅的“劣绅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乡村资源的无度吸取，农民群众陷入困苦之中，进而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原有的国家政权及社会秩序也被农民的革命行动砸得粉碎。新中国成立第一次赋予农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力地位。但是，革命后乡村又迅速形成了一种“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并没有给乡村带来持久的发展和稳定，反而因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众生活的过度干预及乡村资源的过度吸取，造成农民的严重不满和形形色色的抗拒，农民的行动最终促成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开始自觉地调整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划定国家与社会、乡镇与村庄、政府与农民的权力边界，赋予农民和乡村以自治权，建构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乡政村治”管理体制。由此，通过民主的方式消除农民的不满，通过农民的自我管理实现乡村社会的管理，从而为乡村社会及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正因如此，作者特别强调，“在废除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基础上建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能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第446页）实际上，在此作者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路：如果说在缺乏民主的状态中农民的不满只能通过起义和革命的暴力方式来消解的话，那么，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的推行正在改造乡村政治的运行机制及农民的行为方式，从此，农民的不满可以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和平化解，而不需要借助于暴力。事实上，也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真正消灭暴力和革命！也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实现稳定！　

　　无疑，作者力图用事实来回答一些人关于村民自治的价值其合理性的疑虑。当然，正如作者在乡村所看到的，现实及事实本身也是复杂的。“事实的结论”并不是单一。在对相关事实的分析和阐述中，作者也没有堕入“好”与“坏”，“成功”与“失败”的简单的非此及彼的二元结论之中，而是关注到事实的复杂性。他发现，村民自治及乡村民主在实践中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村民自治及乡村民主的发展依然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比如，作者指出，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正在改变乡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正在不断加强。但是，村民自治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关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和“村民会议”、“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仍不尽人意，有的很不规范，有的则根本没有真正开展，乡村关系及党政关系和两委关系并没有理顺（第356-368页）。从根本上说，迄今为止，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权益边界并没有厘清。尤其是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一直努力深入乡村社会基层，现实生活中，我们依然会发现扩大国家权力及强化乡村组织行政化的强大势力。如果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之中，国家的权能和政府的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就必然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乡村民主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还“完全有可能重新剥夺农民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已经初步获得的自由”（第431页）。在此，作者向我们指出了当前及未来乡村民主发展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再次严肃地提醒我们关注乡村社会政治发展前景的多样性。毕竟，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合理性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现实性。民主改革的合理性到现实性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鸿沟，犹如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化必须经过市场上的“惊人的一跳”一样，它也需要经过政治市场上的“惊人的一跳”，这就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和选择，最终才能决定能否真正成为现实。　

　　显然，基于历史事实得出的所谓“规律”虽然可以为人们展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并不能保证未来发展的现实性，更不能规范和确保未来的发展路径。不仅如此，当我们追寻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强调用事实说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容易发现的，而要理解和解释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更是不易。且不说是基于某种目的对事实本身的有意粉饰和歪曲，人们在对事实本身的发掘中也常常难以摆脱自身的偏见。E．H．卡尔就曾指出过，什么是事实？“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页。）无疑，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必须时刻提防自身无意识的偏见，关注事实的多样性，并注意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尤其是不要被“自己发现的事实”所迷惑。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也因此提出这样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虽然我们不能说于建嵘上述发现的事实都是“客观的事实”，也不能说他在乡村调查中没有受到自身的偏见影响，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调查中注意到了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为此，在乡村调查中，他力求做到调查对象的多样性，调查过程的持久性，希望通过多样性及长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来消除调查的片面性和偏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岳村政治》一书中，作者在对事实的解释和分析之时，还向我们提供了调查的原始资料、调查的操作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这不仅让我们得以了解作者调查的全过程及其心理历程，也将读者的思绪引向了乡村本身，让读者和作者一道对乡村进行一次心灵的旅行和调查，让读者去检验作者的结论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虽然我们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结论及其对事实的解释，但是，作者所提供的事实及其表达事实的方式的价值则是不能漠视的。也正因如此，我们不仅希望人们“用事实说话”，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向我们提供事实的本身。自然，我们也期望于建嵘对湖南五县的调查成果也像毛泽东当年的考察报告一样，能经受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经典之作。　

  文：沈德理  

　　最近读了两本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好书。一本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在这本记实性的报告文学中，作者李昌平以对中国农民真诚的热爱和有错就改的忏悔心情，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本是《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在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作者于建嵘以求实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向世人发出了要从政治危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警告。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是以一个基层党政负责人的身份来体悟中国三农问题的。但李昌平不是那些以欺压农民为满足的地方小官僚，而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的改革者。作者用让人感动得流泪的事实，诉说了农民生活的贫贱困苦、农业发展的举步维艰和农村事业所面临的破产，讲述了自己在农村基层进行改革的艰难及向共和国总理上书并遭受迫害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在李昌平看来，中国农民的苦难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户籍、土地、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将农民长期禁固在农村以实现最为彻底的剥夺。为此，他提出了给农民国民待遇的社会解决方案。

　　《岳村政治》的作者是以一个学者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但作者并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位长期在农村基层进行社会调研的行者。他远离目前浮躁而多事的学术中心，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长达二年多的农村调查，在走村串户中寻找事实和答案。作者从政党政治、社会动员和乡村权威秩序等多方面详尽地考察了曾经改变过中国命运的湖南农民运动，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农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作者通过对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以及农民采取集体行动反抗基层党政组织等事件的研究及分析，得出了中国的三农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应该从政治危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的全局性和严重性这一重要结论。因此，作者提出了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让"农民自己说话"的政治解决方案。

　　李昌平在向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而危险的中国农村，他让我们从良心和道义上感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对农村的剥夺及中国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痛苦。而《岳村政治》则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历史逻辑，他让我们从责任和理智中认识到如果不能让农民从长期经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那就一定会发生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灾难的政治性动乱和反抗。当我们将这两部书结合起来解读时，才会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民增收问题，会成为共和国总理最头痛的问题；才会真正认识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是目前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