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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宏图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05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称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式的革命”。可令人遗憾的是，“剑桥学派”以及斯金纳本人的学术成果却没有引起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例如，斯金纳的经典之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国内出版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甚至连一篇评论都没有，这使我感到非常诧异，也觉得很有必要系统地介绍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因此，在我的一些朋友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便有了这样一套“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

    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时，是指一种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一种共同的学术系谱。它首先由剑桥大学的拉斯莱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肇起，后经波考克开拓，再由斯金纳等人确立成型。因此，只要人们现在一提到“剑桥学派”时，总是将斯金纳作为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出生于194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78年，他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概念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还将此书列为“战后最有影响的一百本书”。此后，斯金纳又相继出版了《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政治的视界》等著作。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

    目前，对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研究方法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但实际上，斯金纳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对“概念史”所做出的开拓性研究。他曾明确提出:任何一种概念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并说:要将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由此出发，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对“国家”这个概念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这个概念只是近代的产物。因此，就必须要用“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考察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同样，沿着这一思路，斯金纳在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又对“自由”这个概念展开了考察。

    值得重视的是，斯金纳不仅注重对“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还对支撑概念合法性的基础，或者说，导致某个概念被接受、某个概念被废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为此，他引入了语言理论，研究与这些概念相关联的修辞，研究人们如何说和为什么要说。这样，我们便会明晓，思想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等修辞行动，其意义不仅限于语言表达本身，从本质上来说，思想家们是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来为某种新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摧毁某种既定的合法性。这样，当思想家们用笔表达他们的观念时，这种观念也就成为了行动。与政治家不同，思想家们是用笔在行动，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语言即为行动。由此，斯金纳改变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从沉思转换到了行动，并将政治思想看作为一种政治行动，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成为思想史研究上的一场革命。

    其实，这场“革命”的意义还在于，在“概念史”研究中，斯金纳不仅考察了“概念”是如何形成，而且还揭示了“概念”内含多样性的形成，通过“语言”的使用，相同的概念会被重新定义，并造成有时候某些概念被废弃了，而有时候却成为了主导，起着占据或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这就告诉了我们，不能够全然轻信于那种抽象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观念或者概念，相反，而应该看到不同时代对概念的不同定义和不同理解。正是如此，斯金纳用“历史”分解了“普遍”，用“解构”挑战了“既存”；用不同定义的“断裂”回应着“一致”与“延续”。实际上，正是思想史研究才会使我们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叩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接受或者废弃某种概念。这种反思要求我们确立与高扬起自己的理性，从而使我们不会盲目地轻信于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或者概念，帮助我们从对某些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这样的研究无疑也表明，历史的研究，思想观念的“历史性”研究具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