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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略理性的高扬。俄罗斯、法兰西和德意志诸民族，无一例外。战略需要启蒙，这是拿破仑战争以来现代军事教育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物换星移，大国兴衰。德意志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似乎重新在21世纪的东方大国展开。
　　 本书所收集的演讲文章出自于多位国内一流战略学者，他们是：李际均中将、刘亚洲中将、倪乐雄教授、张文木教授、房宁教授、门洪华博士和郭树勇博士。他们的观点各有侧重，甚至有着根本的学理冲突，但均反映了他们对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深入和认真的思考。希望读者能够从他们的真诚求索精神和浓浓的国家忧患意识中受益。

——读《战略演讲录》文：程亚文
出处：《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五期

    上海交通大学年轻的国际政治学学者郭树勇先生，近年在潜心教学、研究和著书之余，立意要把活跃在当今中国战略学界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们的思想，汇成一个集子，以便为我们把握激变时代的思潮动向，提供有代表性的文本，也为中国未来发展开发智慧资源，尽些个人之功。如今这本取名《战略演讲录》的集子，已由北大出版社惠印。仔细拜读，感觉此书来得“正是时候”。

    大概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人对于国际问题的兴趣陡然增长了起来。我想这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有关。当时美国与南斯拉夫开战，美军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时间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恰好那时中央电视台也对以往的新闻节目播出方式有所创新，让各种专家学者走上荧屏“现场直播”。国际政治、军事和战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战争进行“现场解读”，芸芸大众通过电视就可以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和战场“即时感知”。这刺激大批观众来观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政治、军事类的新闻评论节目，也使那些走进荧屏“现场解读”战争的专家学者瞬间成名。

    科索沃战争仅是开端，进入新世纪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几场事件和战争，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持久地吸引了人们对于国际政治和战争问题的关注。有心的人会注意到，诸如《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和《世界新闻报》这些专门报道国际时事并进行及时评述的纸质媒体，是在上世纪末时才陆续出现并在短短时间内赢得大量读者的。据说《环球时报》目前的发行量已达一百余万份。而电视媒体亦如是，国际时事及相关评述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表面看来，是在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突发事件的火爆场面、所具有的电影效果，才使在身其外的中国获得了“眼球”效应。这样来看中国人的国际关怀，好像有些道理，不过，要面临的一个诘难乃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世界并不就是一片和平，也冲突和战争频发，但那时中国人对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大小事情，却显然不像今天这样热心。其道理又何在呢？

    书中张文木的演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似乎对此提供了一点解答的线索。在张文木看来，无论世界也好，中国也好，都已今非昔比，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历大幅度调整，经济全球化已席卷地球每一角落；而中国也已走出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走上了作为第二发展阶段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在主动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合唱后，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比，今天的中国恍若已成另一个国家，二十余年前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仍无足轻重，只占GDP的一点零几，而到了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便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近及2005年，更已达到创记录的百分之七十。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特别是油气和铁矿石资源，也早已不能自给，而要依赖世界其他地方的供应。

    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变化，可以说，中国与世界以往是“彼此离散”，而现在则是“相互关联”。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再简单只是中国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彼此离散”年代，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经济基本自给自足，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对中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如今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与中国“相互关联”，中国之变必定连动世界之变。而世界之变也必定牵引中国之变。处在经济全球化漩流中的中国人，还能不“睁眼看世界”吗？

    不仅中国人不能不多留心世界，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且与以往显著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持这种看法的人与时益众，那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影响国际事务和世界战略格局的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能源政治的凸显，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中国“崛起”。冷战在欧洲结束以后，世界特别是一些大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是与中国在同期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提升相同步的。两极体制刚刚崩溃的1992、1993年间，一些国际组织就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认定中国GDP在世界的排名，早已进入前七之列；更有甚者，干脆一口咬定，中国只比美国、日本落后，而排在第三。中国经济“崛起”也在那时候开始在世界各地辗转流传。及至进入新世纪，这一说法已不再是“传言”，而的确已为事实。因为仅从GDP来看，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已排名世界第六，而到2005年，更以二点二万亿美元的GDP而位列世界第四。

    从中国自身来看，这一成就殊可自豪，又来之不易。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乃亚洲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之后因为战争的接连失利，国家竟然一步步陷入衰落乃至最后王朝崩溃甚至政权分裂和政治动荡，及至1949年才得以重新统一。其间多少奔波多少屈辱！置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短短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由“天朝上国”到“普通弱国”再由“普通弱国”到“普通国家”的几度变迁。

    相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求存”（保国保种与重新推进国家统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求强”（国家初步实现统一后防止再受侵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致可以认为进入了“求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并不是对以往“求存”、“求强”目标的简单扬弃，而是将前两者一并纳入了“求富”目标的统一性追求中，使“求存”、“求强”与“求富”之间互相关照相互补充。由于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已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具体落实，处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事实上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经历着新一轮的文明复兴。

    中国的文明复兴具有和平底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内与外所发生的那些战争，无一不在战略上具有被动防御性质，是为国家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战性举措。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崛起”作如此理解。世界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对于大国来说，敏感的还是相对实力的升降。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看来，肯定会连动产生政治、军事效应，将修改国际关系，挑战霸权国家，打破世界力量平衡，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战略格局。这种判断也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而有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依据。世界政治的变迁一般都是从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始，即一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长、技术能力的相对提高，是大国战争和国际政治生态变迁的基本动力，因为“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是相互联系的”。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政治学名家和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均持此说。最近米尔斯海默的著述《大国政治的悲剧》，地道地坚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宜未雨绸缪。

    从现实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崛起”和文明复兴，也正在世界一些地方引起戒备。有心的人会记得早在十余年前的1992年前后，那时一边是一些国际组织高声惊呼错估了中国的GDP，另一边“中国威胁论”之声便已不绝于耳。日本、美国是对此聒躁最多的国家。之后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军事部署由以往重在欧洲而往亚太区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动作也接二连三。今年新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干脆已将中国列为“新兴强权国家”。

    如上种种，浴火重生的中国业已大大发展了，但在正在展开的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际性压力能说为小吗？如何应对在经济增长稍有所成后，世界其他大国对中国的猜疑，以及可能发生的或大或小冲撞，以保障中国文明复兴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避开的一大问题。在这种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情势下，对内对外的总体上的长远筹划，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而这种总体性的长远筹划，就是战略。没有战略或者战略视野短缺的国家注定其行不远，因为“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文明复兴都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就是战略，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保国家长治久安。“国之大事”从来不是儿戏，不虚心谨慎精细斟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几亿十几亿人的荣乐毁损，就会在“纤绳上荡悠悠”，随时都有失足堕落之险。

    这本《战略演讲录》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各人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有些还相互对立。不过，由于都生长在同样一个年代，都围绕着一种问题而发议论，从这些“杂多”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线索来，它们或可视作为这些战略思考者们的共同关注，多多少少也代表了目前战略学界对关涉中国与世界的那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普遍看法。

    战略即选择。战略选择又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约束下产生的，世界总体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相碰触，所给一个国家造就的国际生存条件或曰外部环境，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为中国发展量体裁衣，首先要有合适的时代感觉，要弄明白今已何年，世道几何，人类社会已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郭树勇在开篇《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中，行文伊始就谈到“时代”问题。据他梳理，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第一个时代起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衰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特征是大国间战争是维护安全和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崛起于战争中。第二个时代出现于冷战时期，郭树勇认为它将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其特征乃是大国之间开始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作为一种原则，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总体战争向有限战争转换，战争对象不再是其他大国，大国之间维持一种威慑或冷战状态。而第三个时代，实际上还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其雏形就是目前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再现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它们以其相互依赖和国际性集体认同遥遥预示了人类未来，就是主权制度将逐渐让位于人权制度，战争不再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手段。在这一时代，虽然“国家仍然存在，但有着更加强大的全球治理体制，大国崛起与衰落只是‘世界国家’或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代表权竞争而已”。

    在和平欢歌中，人们容易成为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郭树勇不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理想主义冲动。但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中，他又尽力克服了这种单纯伦理主义的冲动，而提倡一种“东方现实主义”，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调和，既承认实力政治的存在，又主张软权力的理念感召。也因于此，对上述三个时代，郭树勇觉得，第一个时代是受刻意区分敌人与朋友、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所主导，属于已经翻过去的一页。第三个时代作为诉求友谊、合作、非暴力和永久和平的康德文化，是有待实现的未来。而正在展开的，则是第二个时代，既非完全的敌对，又非完全充斥友谊，而是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在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背景下考虑进退取舍。

    郭树勇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我想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革命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可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迁，其实也受制于一定的范式。不过，在某一时期，又总会存在一个范式，同时存在多个次范式。范式决定了世界政治的主要方面，而次范式也同时活跃于世界政治中，规范了另外一些方面。它们或者是旧范式的延伸、成为不太可能重现光芒的明日黄花，或者是初生幼芽，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试图突入前台取现行范式而代之。上述三个时代，第一时代在郭树勇看来，已成为历史，那事实上连次范式也算不上了。而第二、第三时代，则共存于相同时间概念中。不同的是，第三时代尚未主导人类政治，那当然只能是次范式，而第二时代则构成范式。

    由于范式与次范式同在，思考超越国家范围的政治问题，当然不能一厢情愿，放弃一切暴力假设，而要看到大国竞争仍无时不在，仍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李际均和倪乐雄两先生同样多有谈及。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要悲观一些。李际均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倪乐雄在论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时则断言：霍布斯时代并未完全步出人类历史，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基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倪乐雄认为，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终结霍布斯丛林法则，而不能判定世界已经朝着永久和平方向不可逆转迈进。即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可逆的。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迅速，人类在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各种机制已日益完整有效，领土、资源、宗教和其他争端，大都已可通过谈判合作方式解决，故而各国面临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为轻，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用心于战争能力建设，没有必要枕戈待旦防止不测。

    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在张文木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的看法与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即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已进入洛克时代或者康德时代，民族国家和国防能力已不再无足轻重，相反，不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不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不仅一些现实问题无法缓解，而且中国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难以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力量的大致均衡基础上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相互制衡的存在形式，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相适应或缓和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尼克松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命题。

    在这种现实主义视野下，李际均还对时下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过高宣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承认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变得比以往重要，并且影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传统安全问题。这与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对战略问题特别是大战略和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脱离“战略”一词的本来内涵，不再言战争和军事，相反突出非传统安全，不言而喻，大异其趣。

    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战略演讲录》对于关心中国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是一本好书，其中的观点未必都为正确，但却非常启人思路，增益智慧。

——读《战略演讲录》

文：王沛然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战略研究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传统。早在西周甚至以前就有关于谋划战争全局的记录，“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1]虽然尚处于经验总结的阶段，但是“有关战争谋略的运用已略具雏形”。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代战略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孙子兵法》的诞生。它提出了最早的战略概念———“庙算”，曹操在注《孙子》时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2]兵家把“庙算”作为战略概念使用，实现了一次理论升华。秦汉时代，“兵略”成为这一时期表达战略更为恰当的词语，《淮南子·兵略训》就是一个例证。首先使用“战略”一词的是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虽然他所著的《战略》一书已经散佚，但是在《三国志》中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引文，例如在《三国志·魏书·傅嘏传》中，“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3]

　　战略概念的发展，在印证一个古老民族战略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之外，还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略思想的丰富和成熟。甚至在民族崛起之前，就需要一批“先知”在茫茫的黑暗中发现一缕照亮真理的微光，追随着这一微光奋然前行，比如中国的孔子、孙子，德意志的克劳塞维茨、美国的马汉等等。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现有世界格局中寻求突破，重新定位，必然将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诸如人口持续高速增长与国内就业不足的矛盾、能源安全、军事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等，这些矛盾犬牙交错，彼此牵制，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是一个需要战略，也产生战略的时代。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学者郭树勇主编的《战略演讲录》（以下简称《演讲录》，以下所涉该书引文只标页码）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关注，成为出版当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学术类“2006年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4]

　　全书收录的14篇演讲文章围绕着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战争与战略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启示、“新帝国主义时代”下的中国大战略、战争合法性、中外战略文化、海权战略、空权战略、新军事变革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等，淋漓尽致地展开了深入剖析和论证。

　　郭树勇博士在卷首开篇《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出战略的时代性问题，“时代是战略的逻辑起点”（第2页）。他认为，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时代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肇端于20世纪三十年战争而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时代已经远去，第三个时代的雏形已出现在欧盟和北美地区。这对我们准确把握时代背景，恰到好处地谋划战略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二个时代，是从完全崇尚实力和以“丛林法则”为核心的“霍布斯”时代走向建立在“商业理性”之上的“永久和平”时代的转折。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在向理想跋涉的途中。

　　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的判断，诸位专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在战争问题上保持着冷静和审慎。李际均先生认为，“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然而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依然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和平是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生活方式，人类正在学会适应这种和平的存在方式”（第24页）。如何控制冲突？最根本还是依靠自身的实力，而军事力量作为国家硬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则是处于直接对抗的层面。如果不具备与对手等量或者接近的实力，那么冲突的方式、规模和程度就完全由对手支配。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倪乐雄教授对海权与中国发展的判断也是建立在“霍布斯”时代远没有结束的基础上，因此他认为，基于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霍布斯法则”还支配着这个世界，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是必要的选择。同时，在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中国拥有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大国崛起就意味着战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因为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文明中国家间霸权的此消彼长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被烙印在每个国家的记忆中。即使到了当今“弱主权时代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对国家行为的判断，最根本的依据还是其可能的后果。基于这样的历史观，西方国家看待中国崛起必然充满了担忧，甚至是有一些恐惧，也就会有对中国的围堵以及压制。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做后盾，那么很有可能就成为一厢情愿。

　　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军事力量作为依托，那么经济成果是脆弱的。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GDP已达182321亿元。[5]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2005年外汇储备为8188.72亿美元左右。[6]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增长23.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7]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宇燕日前指出，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同时，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也指出，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着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8]上述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石油的三分之一依赖进口，能源安全性不容乐观。对此，倪乐雄教授认为，“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对中国海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中国海权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因为对外贸易的利润为中国海权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对外贸易的利润发展海权，建设强大的海军。

　　倪乐雄和张文木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指出，军事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未来海权的建设有决定性作用。前者认为，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国防上陆权和海权必须并重，但国力难以承受，而21世纪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地理环境给国防建设方面带来的先天不足，以现有不断增长的国力，集中发展空中近程、远程打击系统，发展攻守兼备的强大国防力量；后者认为，未来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关于中国未来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国内多有争论，大致分为“核潜艇派”与“航母派”。两派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颇引人注目。笔者认为，二战中大西洋战场的胜负已经对大陆国家如何建设海上力量做出了诠释。作为岛国的英国，粮食、军需生产所需原材料都依赖海外进口，如果海上运输线被德国切断，那么举国将被困死在英伦三岛。为困死英国，德国海军针对英国的海上补给线展开攻势，采取了以大型水面舰艇为主的“巡洋”战术和以潜艇为主的“狼群”战术，可最终仍难逃失败的命运。仅就战术而言，德国海军自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缺乏空中力量的掩护与配合以及水面舰艇和潜艇的相互配合，只是由于最初同盟国反潜力量的不足而暴露得不充分罢了。邓尼茨也早就指出：“潜艇不是好的侦察兵……当潜艇受到追赶或与运输船失掉接触时，利用飞机重新发现护航运输队并把潜艇引向目标要容易得多，战役和战术的协同动作是极其需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潜艇战过程中，德国飞机仅在中期提供过少量而短暂的配合。相反，盟国在大西洋战区的2000多艘猎潜舰却有数千架飞机的配合，平均25艘军舰并100架飞机对付一艘德国潜艇。现代战争，兵器杀伤力的发挥依赖于整个作战系统效能。单一兵器的性能再优异，也难于同对手的整个作战系统相匹敌。因此未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应充分注意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立体性。仅停留在单一平面的作战手段，无力与对手的立体化作战手段相对抗。《孙子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善守者，敌不知其所守；善攻者，敌不知其所攻”。因此发展未来海上力量，应把握系统性原则，选择作战平台的着眼点应当是其具备集成水面、水下以及空中三位一体作战能力的功能，而航空母舰是目前惟一综合了“三位一体”作战能力的作战平台。

　　能源安全问题因涉及我国经济发展而备受瞩目，专家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海外能源的运输安全上。除了对能源的海外来源安全给予关注外，我们也应该对国内高耗能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

　　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3.9%，但石油、煤炭、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都分别占世界消耗量的31%、30%、27%、25%和40%。据世界银行2002年报告分析，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量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法国的7.7倍和日本的11.5倍。中国能源利用率仅是美国的26.9%和日本的11.5%。[9]

　　2005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在南开大学开幕的“环境与循环经济国际研讨会”的讲话中提出，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抵消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总量的增加。此外，他还提出，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10]

　　经济增长模式落后导致国内能源过度开发。而出于稳定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又不能降下来。为了维持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不得不大规模进口能源。大规模的能源进口，使得经济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同时，中国大量的能源进口，必然会因此在外交上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同时也被国际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将为争夺资源而威胁别国安全”，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新口实。此外，有相当一部分GDP早晚要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除去这部分，实际增长的GDP仍然很有限。如果不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即使世界资源都投入到中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能维持多久？

　　和平崛起，既不是对外宣传的舆论，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战略层面的折射。诚如李际均先生所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统一、秩序，因此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

　　中华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沙漠以及青藏高原和亚热带丛林包围着适于农耕作业的中原地区，黄河、长江从中贯穿而过。保卫耕地，是农耕社会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故此在战略上以防御性和保守性为主。

　　郭树勇博士提出，“天下主义孕育了和平主义”（第207页）。他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以德怀远”的战略或礼治战略。

　　从经济视角观察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除一般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外，双方在产品需求上是“非平衡需求”关系。

　　就两者所进行的产品交换而言，大体上，游牧民族所获得的主要是日常消费品，而农耕民族所获得的主要是生产用品或生产资料。游牧民族输出的产品以大型牲畜为主，这大大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综合实力：大量的马匹在强化农耕民族军事能力，而牛驴骡的输入则极大地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所得到的粮食、衣料、茶等日常生活用品并不能明显地提高他们的实力，而仅仅是暂时而有限地提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促进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或者说不能直接地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水平。

　　由于茶叶对边疆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历代统治者也利用茶马贸易来控制边疆游牧民族。特别是从明王朝开始，统治者采取了“以茶驭番”的政策：严格控制内地茶叶的输出规模；在茶和马的交换比价上采取“马贱茶贵”的做法，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得原本作为游牧民族基本的日常消费品，变成了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奢侈品。“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之大经。”[11]由此可见，“以德怀远”是建立在实力和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单方面拥有控制他国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的基础之上的。

　　近代，我们和工业文明碰撞，一触即溃。中国从“夷夏”、“天下”的迷梦中惊醒后，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尊，走向要与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打倒孔家店”的极端，从反面证明了“以德怀远”的基础是实力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历史学家茅海建曾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12]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顺合世界之潮流”，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沉思，则是顺合潮流中的潮流。《战略演讲录》不仅仅是写给那些直接关系国家兴亡的决策者，即使是市井百姓也不妨来读一读。

参考文献：

　　[1]《礼记·礼运》，岳麓书社，2001。
　　[2]《孙子兵法集注》，岳麓书社，1996：1。
　　[3]陈寿，《三国志·上》，岳麓书社，1990。
　　[4]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1/10/content_4033115.htm　
　　[5]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
　　[6]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_print.jsp？ID=110400000000000000,1&id=5
　　[7]http://www.gov.cn/ztzl/2006-03/15/con－tent_227782.htm
　　[8]http://biz.163.com/05/0910/16/1TA7HSR600020QF5.html
　　[9]李长久，《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瞭望新闻周刊》，2005（11）。
　　[10]《中国青年报》，2005-08-31。
　　[11]谈修，《滴露漫录》，转引自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要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二版），三联书店，2005。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